專家：到2016年底全國將有三分之二畫廊消失

　　又近年底，各家畫廊也到了“算總賬”的時候。尤其是在今年市場不樂觀的情況下，畫廊主管們會更加頭疼。田紀文是濰坊集文齋美術館總經理，今年畫廊保持了收支平衡，但卻沒有見到利潤。目前，他不敢盲目代理更多的藝術家，重點只放在了與自己簽了10年長約的一位藝術家身上。與田紀文不同，南京六塵藝術館館長柳暉今年仍然簽了一些青年藝術家，但和前幾年相比越來越慎重。因為他發現即便簽有封閉式合同，一些藝術家也很難以契約精神對待，各種誘惑都可能讓藝術家隨時不淡定。他甚至認為，這種簽約制在目前中國的藝術品市場環境中是很難成立的。

　　事實果真如此嗎？

　　早在今年5月，北京大學陳少峰教授就預言，到2016年底全國將有三分之二畫廊消失。如果簽約的方式真的不適合中國，藝術家以個人身份就能介入市場，那麼這樣的預言恐怕也不是危言聳聽。

　　畫廊：默契最難得

　　柳暉的六塵藝術館經營了五年，很多青年藝術家都通過這個平臺成功走向了市場。他認為，對於剛剛畢業的學生來説，簽約就相當於找到了工作，機構可以幫助他們完成從學校到市場的過渡。前幾年市場比較繁榮，很多投資者介入藝術市場，在金錢誘惑面前藝術家的心態變得脆弱起來，但這種問題不能單方面責怪青年藝術家，更多原因是中國買家不習慣於通過代理機構購買作品。

　　面對現實問題，柳暉也在改變著簽約藝術家的方式。他根據創作類型決定簽約形式，如工筆和油畫的創作數量相對可控，簽長約的希望更大；而水墨作品産量很高，藝術家參加活動時隨時可以回報作品，所以長期簽約就不容易實現。現在的市場環境和藝術生態讓很多機構都變得小心翼翼。田紀文經營畫廊十餘年，與那位簽有10年長約的藝術家已經合作了7年，而且一直只獨家代理。他與這位藝術家簽約之前就有合作，彼此的默契程度很高，簽約後每年為畫家出一本畫冊、辦一個個展，畫冊記錄了藝術家7年中創作的所有作品，這樣就杜絕了假畫的存在。而藝術家的作品價格每年會提高500元到1000元，“藝術家很守規矩，主要是彼此太了解了。”田紀文説。

　　其實，田紀文一直也在尋找新的長期合作對象，但目前鬆散合作或者做區域代理的比較多，能夠長期簽約的不多。而北京藝林閣畫廊負責人王文林一直與藝術家保持這種鬆散式合作，每一次交易都根據實際情況來定。即便如此，也發生過一些不愉快。“有一次，辦完畫展沒有及時留下作品，結果藝術家過了很多年也不給，總是以各種理由推脫。現在我只和相對熟悉的藝術家合作，不至於損失太大。”王文林説。

　　在田紀文看來，如果一個藝術家只簽3年在市場上根本看不出效果，到了該出成果的時候很可能因為藝術家的好高騖遠而使雙方分手。在這一點上，北京希帕畫廊總監李燕玲有不同觀點，她對中國商報記者説：“青年藝術家在初期階段不可預知性非常大，三年期或五年期是比較合適的簽約方式。合同期之後雙方都有選擇的餘地，解約了也很正常。”希帕畫廊今年3月剛剛開館，在此之前他們就與一些青年藝術家有比較密切的合作。他們給藝術家提供的合同會留有餘地，是為有可能發生的不融洽預留了熔中斷點，合約期後有繼續合作意向的優秀藝術家會得到畫廊的投入傾斜。據李燕玲透露，在畫廊成立之前，希帕就以收藏的方式支援被看好的青年藝術家，目前也選擇了幾位已經形成默契的藝術家簽約，而能否進入下一個合同期，就要看之後合作的默契程度了。

　　藝術家：簽約已不重要

　　青年藝術家許宏翔已經成家生子，最近也把家人接到了北京生活。2007年，他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後一直沒有簽約畫廊，但作品還是通過一些畫廊和經紀人銷售。畢業時他的同學中只有兩位與畫廊簽約，後來也有合約期滿後更換代理機構的情況出現。從藝術家的角度看，“有些畫廊並不是很穩定，即便簽約幾年，也許畫廊都堅持不到合約期滿。”許宏翔説。他目前在北京的支出主要是房租、材料費、生活費等，而每年賣畫的收入是可以滿足這些支出的，用他的話説“不算困難，也不算安逸，只是能生活下去”。

　　其實許宏翔並不是拒絕簽約畫廊，他也深知簽約畫廊會有穩定的收入，比現在要輕鬆得多，只是他感覺一家畫廊能夠固定簽下10位藝術家已經很不容易，而且其中還要有不同的年齡層次，留給青年藝術家的空間也就微乎其微了。他感慨地説：“這是指一小部分好的畫廊，而大部分畫廊是不能給藝術家做良性規劃的。所以對於青年藝術家來説，簽不簽畫廊已經不那麼重要了，能夠在藝術道路上堅持著就好。”

　　那麼，許宏翔所謂的“不重要”是否已成為普遍現象呢？小曹2010年在南京藝術學院畢業後與一家畫廊簽了三年合同，當時她對畫廊提供的條件非常滿意。而之後畫廊只是在按照約定的數量讓她提供作品，其他方面如宣傳、展覽等並不像簽約時説得那樣有規劃。在她找到穩定工作後，畫廊也不願減少創作數量，並且創作上受到了一定限制，因此在合約期滿後雙方只能分手。“現在通過畫廊代理、畫展推薦等方式也可以銷售作品，所以暫時不會再簽約畫廊了。”小曹説。

　　現在南開大學攻讀博士的張琳最近正在準備畢業論文，她兩年前就加入了中國美術家協會，應該説在青年畫家中屬於比較出色的。而在天津美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後，她的作品就逐漸走向市場，方式是由經紀人代理。她認為這樣會更加自由，“現在寫論文不想分心，創作的時間自然就少了，和經紀人只是口頭約定，也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多元渠道考驗畫廊

　　小曹擺脫了畫廊依然可以銷售作品，而許宏翔和張琳沒有通過畫廊代理顯得更加從容。近年來，藝術品電商興起、藝博會激增，藝術家可以通過更多渠道找到買家，新渠道的出現是否會逐步取代畫廊應有的作用？

　　曾經在畫廊工作過的金娜，這幾年也參與過藝博會的組織，目前供職于一家名為Artpollo的藝術電商。她認為畫廊傳播速度慢、分成比例高、藝術家受限制較多，所以在當下的優勢越來越不明顯，甚至很多名牌院校的學生是不願簽約畫廊的。“多元化的渠道會讓藝術家面對更多的選擇，畫廊已經不是他們在畢業後惟一的出路。當然，根本原因在於國內成熟的畫廊實在太少。”金娜説。

　　柳暉就有過自己看中的藝術家沒有簽約成功的經歷，但他始終認為畫廊是藝術家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在他的觀念中，電商以及各種藝博會品質不一、方向不一，更像是一場趕集，僅僅屬於短暫行為。而一個藝術家之所以需要畫廊和經紀人，是因為他的成長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好的機構和經紀人是會滲透到藝術家生活和創作過程中的，這個過程不可能由一個人完成。

　　王文林認識到畢業生不願與畫廊簽約確實是因為很多畫廊給不出好的培養計劃，也就是沒有説服對方的理由。但是他也覺得高等美術院校的學習經歷只是幫助學生在藝術水準上有所提升，這距離一個成熟的藝術家還有很遠的路，畫廊在其中仍然會起到關鍵性作用。

　　今年爆出的“范揚事件”讓柳暉感觸很深，他坦言：“這個事件很有現實意義，不管站在哪一方，其實都是一個警示。在國內，每個藝術機構都是在不規範中生存，我們面臨的是整個環境帶來的困擾，只希望大家都能生存下去並且有點節操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