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真心話”怎樣捅到實體經濟痛點

　　“玻璃大王”，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一番真心話，結果引爆了當下對於實體經濟的大討論。

　　關於爭議中最吸引眼球的“稅負高、成本高”，來自不同機構的數據顯示：經合組織(OECD)按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佔GDP比重口徑計算各國稅負水準，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準為35.3%，同期我國僅為23.5%，低11.8個百分點。而世行與普華永道發佈的最新報告《稅務2017》卻顯示：2016年，中國企業的總稅率達到了68%，同期全球平均總稅率為40.6%。

　　顯然，不同統計口徑下的稅負水準並不均衡，稅負高低也是一種主觀感受。但是這個問題引發的全社會對實體經濟的關注卻是確定的。

　　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明確提出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這一表述相比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援力度”的提法，明顯加強了重要性。從近期陸續落實的多項政策看，引導資金“脫虛向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意圖明顯。

　　實業困境

　　“我買這個廠房花了1500萬美元，改造用了1500萬美元，當地政府通過各種渠道補貼我3000多萬美元，所以我購買廠房基本上沒花錢。在美國，能源、電價是中國的一半，天然氣價格只有中國的1/5，藍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8倍，白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2倍多。”正是這段話，讓曹德旺幾乎包辦了近期的“財經頭條”。

　　其實近期公開呼籲降低實體製造業成本的不僅僅是曹德旺一人。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後12月14日做了題目為《深化改革激發活力促經濟增長》的演講，呼籲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降低企業投資成本，讓企業有利可圖，才能為員工增加收入。

　　大企業尚可通過全球化的資源配置來降低影響，相較之下中小企業的選擇就更無奈，要麼硬撐，要麼放棄。今年前11個月，我國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為8.3%，但同期民間投資僅增長3.1%。要知道，民間投資在全國投資總量中的佔比可是超過了60%。

　　“實體經濟不振的原因之一是稅收負擔較重。實體經濟生産成本較高、利潤則少，有的企業毛利潤只有1%~3%;與此同時，房地産業利潤豐厚。”浙江省民營投資企業聯合會會長周德文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溫州一家擁有1000多名工人的企業，苦幹精算，一年利潤100來萬元，而老闆妻子在上海買了10套房子，8年後獲利3000萬元。

　　現實收益的差距自然引導逐利資本的流向。這從過去幾年市場的“扭曲”可見一斑：上市公司靠賣房扭虧為盈、居民中長期貸款在新增貸款餘額中佔比一度突破100%……金融資源錯配、資産價格泡沫風險加劇、高杠桿率的債務違約風險等亂象叢生。

　　“2010~2013年影子銀行過度發展，2014~2016年在貨幣超發下房地産金融過度繁榮，與之相對應的是實體經濟産業空心化風險加劇。”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表示。

　　“實體經濟被視作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在經濟運作中面臨著嚴峻挑戰。”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示，當前國內經濟增長乏力，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持續走低，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壓力加劇。尤其在進入2017年之後，外部環境也出現了劇烈變化，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等一系列國際“黑天鵝”事件等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較大不確定性，這將令2017年我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承壓。

　　“所以我們看到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於實體經濟的重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提到‘著力振興實體經濟、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等，這表明穩固實體經濟這一強國之本、富民之基已經成為中國亟待面對的問題，也意味著2017年乃至未來一段時期內，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將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主要任務。”潘向東説。

　　不過首要的信號卻是從房地産市場發出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産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該舉措也有助民間資本回歸實體經濟，從而有助實體經濟發展。接下來只有真正減輕企業稅收負擔，才能吸引民間資本投資實體經濟。”周德文表示。

　　脫虛向實

　　12月19日，國務院印發了《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2016年本)》(以下簡稱《目錄》)。此次修訂《目錄》，共取消、下放17項核準許可權，其中，取消核準改為備案2項、下放地方政府核準15項。如果算上2013年、2014年兩次修訂，中央政府層面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削減比例累計達到原總量的90%左右。

　　進一步精簡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其實是在10月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確定了，項目涉及農業水利、能源等12大投資領域。 在業內人士看來，此類簡政放權的措施有助促進市場主體擴大合理有效投資，也有助實體經濟發展。

　　“只有切實簡政放權，才能破除制約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體制障礙，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情。”周德文表示。

　　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推進簡政放權改革，大幅度精簡行政審批事項，向市場和社會放權，並嚴格依法設定和規範行政審批行為。日本自60年代開始，先後進行了7次大規模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重點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簡化審批程式，並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領域引入市場機制。

　　簡政放權拉開了“脫虛向實” 的大幕，而關於2017年的宏觀政策走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

　　其中提到的多項舉措被認為是對引導資金“脫虛向實”開出的藥方。

　　“過去幾年由於需求疲軟，産能過剩，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下降，造成經濟出現脫實向虛的傾向，並引發資産價格泡沫和潛在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明年政府推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也是希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來引導流動性進入實體經濟。”

　　周德文指出，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各大銀行在執行落實國家金融扶持政策時，出於自身金融風險考慮，仍然設置了較嚴的放貸限制條件。“不僅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更難通過行企業債券、股票等方式直接融資。即使從銀行獲得貸款，通常也都在規定利率的基礎上較大幅度上浮。一旦遇上經濟不景氣，銀根緊縮，中小民營企業的資金就非常短缺，不得不從民間高利率融資。”他説。

　　“我們看到，在貨幣政策方面，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問題將成為央行關注重點，資金將更多流入實體經濟，資金脫虛向實將是政策方向。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有望進一步降低;同時，在財政政策方面，降低企業稅費方面將有更多實質性舉措。”中銀國際證券宏觀分析師朱啟兵發研報稱。

　　潘向東對記者表示，要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支援實體經濟發展，其穩健基調要求“量要適度，價要合理”。央行近來通過控制信貸，銀監會通過加強對影子銀行表外業務的監測和限制等舉措，從量上控制了信貸增速和貨幣供應。從價上看，央行則通過“縮短放長”的操作提高了向市場投放流動性的綜合資金成本;其次，要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進一步提高央行貨幣政策的定向調節作用，包括對商業銀行的定向降準，比如對政策性銀行採取PSL也即抵押補充貸款，通過這種定向的調節方式繼續加大對“三農”中小企業這些基礎設施薄弱領域的貸款支援力度加大發展普惠金融的力度，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有效，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財政政策更有望在穩增長中發揮主要作用，但在結構上可能有所側重。”潘向東預計，降低企業稅費方面將有更多實質性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