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副總裁朱民：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有四個新現象

【人物】IMF副總裁朱民：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的四個新現象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張璐晶 | 北京報道

　　“全球的關聯性表明，今天的世界是連在一起的，你一定面臨全世界的挑戰，同樣全世界是向你開放的。每個人找準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找到自己的切入點，對所有的年輕人來説都是最重要的。”

　　——朱民

　　從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到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再到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的履歷可謂閃閃發光。

　　3月20日下午，清華五道口全球名師大講堂座無虛席，很多人站在教室後方和兩側過道聆聽了朱民帶來的《關於充滿挑戰的新世界》的精彩演講。

　　作為在國際金融組織任職的中國高管，朱民總是備受關注，但無論是面對國際還是國內媒體，朱民都非常低調。他只願意談論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國際金融方面的話題，而不願意讓人們把注意力放在他本人身上。

　　朱民對經濟危機之後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有怎樣的見解？對於新一代的年輕人又有怎樣的期許？

　　“地震之後，地下深層結構也改變了”

　　經濟危機後的新世界是什麼樣子？

　　朱民用了一個比喻，危機就像一場地震，地震過後，除了表面的地表現象發生了變化，地底下的深層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全球經濟金融深層次結構的變化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更加聯動使得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遠超我們的想像，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在加強，流動性緊張産生的市場波動都在不斷地擴大，全球經濟丟失了10%的GDP總量，也嚴重拉低了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速度。” 朱民説，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經濟的實際增長水準比潛在增長水準低1.5%，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實際增長水準則比潛在增長水準低1%。

　　他介紹，總體來看，發達國家GDP增速每發生1%的下降，就會帶動發展中國家0.4%的下降。而發展中國家GDP增速每發生1%的下降，也會帶動發達國家0.2%的下降。

　　朱民分享了經濟危機後全球以前沒有發生過的四個新現象。

　　其一，貿易增長速度放慢，貿易增長速度通常都是GDP增長速度的一倍，在金融危機之前大概也要超出50%到60%。但2008年到2013年，這期間全球第一次貿易增長速度低於GDP增長速度，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為什麼貿易會如此急劇地下跌？這是個重大的問題，也是世界經濟學家正在研究的熱點。

　　其二，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動速度也在急劇下降。金融危機以前，全球FDI佔整個GDP的比重約5%，危機以後，2013年，全球的FDI只佔到全球GDP的2.8%左右。一方面全球化在加速推進，全球化基本的標誌是貿易和投資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現在貿易和投資的全球化在下降，貿易流和資本流也在下降，與此同時因為IT資訊技術，資金流動的速度加大，所以全球的關聯度、互動度大大加強。這個兩元悖論的實質是，實體意義上的全球化在下降，虛擬意義上的關聯度在上升，而虛擬的關聯度産生了比實體的貿易和資本流更大的金融和GDP的衝擊。這是今天全球經濟金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兩元悖論，也是所有的宏觀管理者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

　　其三，在貨幣政策方面，各國都面臨兩難處境，各國都在實行貨幣寬鬆政策，但該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效用正逐漸減小。這不能説是貨幣政策的失效，需要探討的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否有效。在經濟增長太弱的情況下，總需求不足，還需要繼續用寬鬆貨幣政策來支援總需求的刺激，但是只有總需求的政策沒有供給方面的政策來做結構改變的話，這個總需求的政策不可持久。

　　“所以美聯儲為什麼要退出貨幣寬鬆政策？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其貨幣寬鬆的邊際效應已經很低了，而且他知道如果他的總供給的政策不改，很難實現他的既定目標。”朱民説，“這就需要在實施貨幣政策的同時，特別強調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的重要性。”

　　其四，一個巨大的困惑表現在勞動生産率方面，今天科技創新層出不窮，但全球的勞動生産率卻在下降。全世界的勞動生産率，美國、英國、中國，包括以高科技創新聞名的以色列，在過去三年的勞動力增長率水準為零，這是今天世界面臨的最大的悖論，一個很大的爭論。朱民指出，目前的GDP計算方法沒法測出高科技對勞動生産率的影響，尤其是服務業的勞動生産率難以測算。要更改GDP的側重，也是現在世界經濟學家們面對的複雜難題。

　　“你在什麼地方不重要，

　　你的實力最重要”

　　在結束了上述演講之後，應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吳曉靈院長之邀，朱民匆匆轉場趕到學院為這裡的博士生們進行了一場閉門的“學貫中西、放眼全球”的職業生涯規劃小型講座。

　　無論朱民本人如何低調，對於他為什麼會成功的追問一直都在。

　　有一個小故事體現了朱民幾十年來對本專業的深入鑽研。上世紀90年代，朱民從美國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碩士和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之後，國內有很多機構、部門請他去講課。

　　講課的內容五花八門，從宏觀經濟到世界經濟甚至到農業領域。年輕的朱民無法回絕邀請他講課的人，於是只能夠自己補習農業知識，梳理邏輯後去講課，居然還獲得了不錯的評價。但這之後，他決定不做“萬金油”似的經濟學家，而只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國際金融這一專業領域，並且一幹就是20年。

　　在清華五道口全球名師大講堂的講座中，朱民一再告訴年輕人，“你在什麼地方不重要，你的實力最重要” 。

　　“全球的關聯性表明，今天的世界是連在一起的，你一定面臨全世界的挑戰，同樣全世界是向你開放的。”朱民説，“每個人找準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找到自己的切入點，對所有的年輕人來説都是最重要的。”

　　從不會刻意地回憶起過去，但朱民是77級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他的身上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特有的烙印，比如堅持、刻苦和永不放棄的信念。

　　1977年12月，關閉11年之久的高考大門終於重新打開。據記載，1977年報考人數最終達到570多萬，錄取人數27.297萬人，錄取率僅為4.8%。

　　在早年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朱民曾經回憶起他當工人時的情景。16歲初中畢業後成績很好的他被分配到工廠去當扛大包的裝卸工人，有好長一段時間不能適應。在白天滿頭大汗的扛大包後，晚上回家他還要拉一會兒小提琴，保持內心的追求和平靜。正是這種巨大的反差和逆境中永不放棄的決心讓他堅持在那個看似沒有未來的10年裏一直讀書和學習。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的制度，當年12月，570多萬應考者涌進考場。這中間只有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如果不是靠著平時的積累和學習是絕不可能靠一個月的補習就在這場殘酷的考試中脫穎而出。結果，朱民以數學滿分、英語幾乎滿分的成績考取了復旦大學，後來又走出國門，開啟了全然不同的人生。

　　一位參加了這次小型講座的博士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一個令他非常受到觸動的細節。一位博士向朱民提問如何才能像他一樣成功時，朱民幾次打斷她，告訴她，在座的所有人都會比他更成功，不能以他為目標，而是要超越他，要有這個自信。

　　朱民一再表示年輕人要樹立目標，有自己的願望，有自己的5年、10年規劃，但如果有願望一定要是一個真真切切為之不斷努力的真實願望，而不只是想想而已，要付諸實踐。

　　朱民表示，在IMF的工作讓他得以與全世界最好的經濟學博士共事，這是一個高水準的研究機構，也是一個充滿競爭和活力的思想中心，所有人的專業和敬業，也令他非常享受這個工作的過程。朱民鼓勵新一代的年輕人重視自己的專業技能，重視交流合作，更多地走出國門，到國際組織中去，不斷地鍛鍊和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