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代表日本政府來華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 新華社 圖
5月16日上午,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內,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在率領重量級代表團參加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後,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會面,並再次遞上了安倍的親筆信。
這位被習近平主席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二階俊博,事實上並非第一次作為“安倍信使”轉交安倍的親筆信。迄今為止,二階已經做過三次“安倍信使”。自安倍2012年上臺以來,日本方面帶首相安倍的親筆信訪華,中國方面始終接見,似乎已經成為了中日兩鄰國高層交流的慣例。
就在習近平親手拆開安倍信件的前一晚,日本方面首次公開釋放出可能加盟亞投行的信號。共同社稱,首相安倍晉三15日就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一事表態,稱若對於環境的影響等疑問得以消除,願積極探討。
關係長期停滯、目前尚未實現首腦互訪的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雙方的互動似乎正在發生某種微妙的變化。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此次日本自民黨的第二號人物帶領重量級訪問團來華並送上安倍親自寫的信件,並與習近平主席進行了會面,一系列舉動確實出乎了中方的意料,可以看作是中日關係開始回溫的徵兆。
重量級訪華團
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前,二階俊博帶領訪華團參加了于5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日本經濟新聞》15日報道稱,此次出席一帶一路國際會議的日本訪問團,不僅包括日本經團聯會長榊原定徵、埼玉縣知事上田清司以及經濟産業省副大臣松村祥史等重量級經濟界人物,安倍首相秘書官今井尚哉也包括其中。報道稱,首相秘書官在陪同首相出訪以外訪問海外實屬罕見。
事實上,日本之所以派遣重量級的訪問團到訪北京,其背後或與日本正在計劃加入此前安倍政府一直持謹慎態度的亞投行及“一帶一路”倡議有關。
共同社16日稱,日本經濟同友會代表幹事小林喜光在16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日本應該積極探討加入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榊原定徵也在當天的電視臺節目上稱“認為這是滿足(亞洲地區)基礎設施需求的有效金融功能”,日本政府應積極應對。
對於日本是否應該加入亞投行,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發出支援的聲音。15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五屆全國智庫峰會”上,鳩山由紀夫呼籲日本政府應儘快考慮加入亞投行。他説:“美國也有可能加入亞投行,日本在這方面不能落後於美國。”
對於日方近期一系列的表態,胡令遠認為,日本尋求加入亞太行和”一帶一路“倡議背後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即日本安倍政府在過去幾年圍堵中國的戰略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迫於發展經濟、鞏固政權的考慮,日本政府正在尋求與中國關係的改善。
胡令遠指出,從經濟上來説,過去的5年多,憑藉“安倍經濟學“獲得大量支援的安倍在國內經濟上成績並不突出,日本政府一直倡導的TPP由於美國的退出也遭遇了失敗,反觀中國的一帶一路則穩步發展,這使得日本國內的企業界越發擔心不能在一帶一路中分得紅利,安倍正在承受來自日本商界的壓力。如果日本經濟再沒有起色,將無法對國民作出交待,也不利於其政權的穩固。
日本尋求改善關係中的“朝鮮因素”
除了經濟利益的驅動,在軍事上,安倍針對中國採取的多種軍事對抗措施也不見成效,南海問題已經降溫,安倍能夠挑起域內爭端的抓手越來越少。加上安倍實行的地球儀外交也收效甚微,多個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安倍政府不得不重新考量中日關係。
《日本經濟新聞》稱,安倍對於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國際會議擴大對周邊各國的影響力感到警惕,同時又認為在朝鮮等問題上與中國合作的必要性正在提高,因此又通過訪問團的派遣來探索中日關係的改善。
胡令遠也認為,日本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隨著朝鮮局勢的進一步緊張,朝鮮核開發已經對日本形成現實存在的危險,是日本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日本深知,中國對朝鮮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也通過近期中國的一系列表態看到了中國認真解決朝鮮問題的態度。如果中日關係改善,共同應對朝鮮核問題的解決,將有利於日本的安全利益。”胡令遠説道。
“一帶一路”或成合作“試驗田”
共同社此前報道,12日晚間,二階俊博就在北京的釣魚臺國賓館與中日友好協會會長、中國前國務委員唐家璇舉行了會談。唐家璇就日中關係強調,雖然留有難題,但必須不忘初心地努力改善關係。二階表示“希望此次訪華有助於關係改善”。鋻於今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45週年,兩人還確認將為強化關係而努力。
人民日報客戶端16日消息稱,中國主席習近平在與二階俊博的會談中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成為中日兩國實現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平臺和“試驗田”。
胡令遠認為,在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日兩國實現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平臺和“試驗田”方面,至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開展。第一是需要拋棄以衝突、摩擦為主的舊觀念,轉而尋求以“合作共贏”的理念來處理雙方的分歧;第二是在轉變觀念的基礎上,中日兩國可以在一帶一路這一平臺上開展經濟合作、發展在海洋經濟、環保等不同領域裏與傳統中日經濟合作平臺不一樣的經濟合作;第三是,中日甚至可以在第三方國內進行合作,共同出資和出技術,為行業發展制定長期戰略,共同尋找機會。
胡令遠同時也指出,安倍晉三任期內中日關係很難獲得實質性的突破。他認為,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下,中日關係或將有所緩和,但是無論是加入亞投行還是其他,安倍政府通過調整其政策、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也只是一種策略,安倍在其他方面如推進修憲方面還將按照既定的方向走。
“但是無論如何,如果真的利用一帶一路開拓中日之間的經濟合作,在政治關係比較糟糕的情況下,仍舊有利於止損中日關係,為中國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國際環境,同時促進亞太的經濟繁榮和安全。相信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中國能進一步向日本民眾證明和平崛起的決心,相信日本民眾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也會逐漸減少,後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有理由認為是比較樂觀的。”胡令遠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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