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桑巴：為什麼巴西付不起奧運帳單？

　　2016年裏約奧運會開幕式煙火映襯下的曼格拉貧民窟

　　夜幕低垂，巴西石油公司前員工陳淡水獨自走過了巴西裏約市中心的西尼蘭地亞廣場，下意識地將手插進口袋。自從巴西石油公司涉20億美元的腐敗案東窗事發，他在裏約的生活就進入了倒計時。事實上，要不是想和奧運會“親密接觸”，他早已動身前往“新東家”，位於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家油服公司。

　　環立廣場的市政戲院和國家圖書館依然是文化人的最愛，但這些年的夜晚明顯少了一些狂歡派對。待附近寫字樓的人流漸散，更多裏約人還是選擇了直接回家——其中有為失業未雨綢繆的，也有擔心治安不過關的。

　　陳淡水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今年以來當地媒體充斥著總統醜聞、經濟蕭條、寨卡病毒的種種報道，“不特別留意的話，大家都快忘記奧運會這回事了。”

　　很多人都還記得2009年裏約擊敗馬德里申奧成功時的意氣風發，當時的巴西頭戴金磚四國的冠冕，憑藉大宗商品的超級週期化身全球經濟的“模範生”，其發展模式的避險能力更一度為人津津樂道：2010年，當眾多國家都身陷金融危機之時，巴西創下1986年以來GDP增速新高，以7.5%的高增長證明了第七大經濟體的稱號並非浪得虛名。

　　然而，許多嘲弄巴西經濟在奧運前夜的糟糕表現的人，並不了解其實它的光榮在2011年下半年已戛然而止，之後數年都只是在下滑通道上加速隕落。在裏約住了近8年、同時見證過火焰和海水的陳淡水認為，“現在看來，巴西前幾年的繁榮可能只是 ‘公雞起飛’。”

　　他的書架上至今存放著2009年和2013年出版的兩期《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都出現了裏約標誌性的基督像。令這座城市悲傷的是，在2009年那期的封面上，聖像如火箭一般從科爾科瓦多山發射，標題寫著“巴西騰飛”；而在此後雜誌的封面上，聖像卻在空中週旋一圈掉頭向下，標題則是“巴西沒落了嗎？”，間隔只有短短4年。

　　裏約奧運開幕前頻遭“吐槽”

　　奧運會似乎向全世界掀開了裏約的面紗，這座巴西第二大城市理所當然被視作全國經濟的樣本，但這一次，巴西感到芒刺在背，因為各地社交平臺、新聞媒體幾乎不約而同地將鏡頭對準了它不體面的一面。

　　在裏約奧運會開幕前，奧運村簡陋的設施，以及通過蚊子傳播的寨卡病毒便成為人們“吐槽”的重點。

　　和往屆奧運會相比，裏約奧運村確實是大寫的“窘迫”。澳大利亞代表團入住第一天就羅列了200多項不滿：電燈線路暴露在外、屋頂漏水綿綿不絕、天花板上有大洞、沾滿油漆的裝修梯還留在房間裏……從曝光的照片看，有媒體調侃，奧運村的住宿水準甚至還不如國內三線城市招待所，公共餐廳好似種植蔬菜的塑膠大棚。

　　和運動員起居息息相關的洗浴條件更是成為槽點：日本體操運動員打開水閥洗澡中途熱水秒變涼水；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三番五次自己挂浴簾的視頻也是刷爆網路。

　　據記者了解，和裏約其他的奧運配套設施比，因為涉及到未來的商業化運作，奧運村的情況其實還不算太糟糕，更多是因為工期太趕而未及收尾，畢竟在各國代表團入住前兩天才剛剛做完保潔工作。

　　“奧運村所在的巴哈迪茹卡區本來有大片貧民窟，為了修建奧運中心，政府幾乎把這些土地都徵收了回來，力圖把這裡徹底改造成超級富人區，奧運會還沒開幕就在預售奧運村的公寓，換句話説，這部分奧運資産因為可以變現，建築商和奧組委還算是用心的。”陳淡水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據悉，部分公寓叫賣到了500萬元人民幣，目前有十分之一已經找到接盤者。

　　而那些市政配套就沒有這份好運了。比如連接奧林匹克公園主場館所在地和主城區的4號線地鐵工程就一拖再拖，該線路最初預算僅為56億雷亞爾（約合104億元人民幣），而全線貫通後的總投入達97億雷亞爾（約合180億元人民幣），這條奧運樞紐大大超出了裏約州政府可以負荷的能力。直到奧運開幕前4天，裏約地鐵4號線才通車運作，並在殘奧會結束前都無緣普通居民。

　　而7年前爭奪主辦權時關於新建8座污水處理廠的承諾也泡了湯。裏約當地知情人士告訴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裏約州政府曾指派了一批垃圾處理船去奧運水上項目舉辦地瓜納巴拉灣處理漂浮物，但從去年10月開始就在財政壓力下被迫停止向清潔公司支付款項，“現在清潔公司還追在政府屁股後面討債”。如今，8座污水處理廠中僅有1座在建，奧運會閉幕前都不可能投運。

　　奧運前進入“公共災難”狀態，代州長：裏約州已破産

　　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後，多數奧運會都能實現不同程度的盈利，例如2012年倫敦奧運會後僅一年即通過其帶動的貿易和投資收回了成本。據英國政府估算，到2020年倫敦奧運會將為英國帶來280億至410億英鎊的經濟增加值。一般情況下，奧運對主辦國經濟增長提振明顯。

　　如果奧運經濟是一次數學考試，擺在巴西面前的就是一場博弈：對於當下失業率超過10%、通脹接近10%、貨幣跌超40%的經濟現狀而言，孤注一擲地砸下百億級別美金或許能因為奧運紅利而帶來復興的曙光，但如果失敗，外界認為奧運或將成為壓垮這個正面臨經濟衰退的國度的最後一根稻草。

　　按照計劃，奧運會籌備工作的資金由裏約市、州和巴西聯邦政府財政分攤，其餘來自民間，但裏約州目前的財政狀況已經堪比坐在“火山口”。裏約州政府在7月17日宣佈進入“公共災難”狀態，官方公報稱，“由於種種原因，目前核心公共服務部門遭遇嚴重困難，並可能導致公共安全、醫療、教育、交通和環境管理癱瘓。 ”

　　外界認為，這是一次裏約州政府向聯邦政府求援的強烈信號，通常來説，“公共災難”狀態只有噹噹地遭遇洪水、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時才會使用，屬於最頂級的災難級別，此次裏約州政府宣佈緊急狀態的原因是該州已經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這在歷史上極為罕見。

　　隨後，裏約州代州長Francisco Dornelles在接受巴西《環球報》採訪時公開表示，裏約州已經破産，除非聯邦政府撥款8億美元以上。這顯然讓代總統Michel Temer體會到無法拒絕又束手無策的絕望。由於囊中羞澀，奧運會預算已經從163億美元有所壓縮。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從一位常駐裏約的美國媒體記者處了解到，裏約州的財政危機是結構性的，因為油氣出口一直是佔政府收入三分之一的核心産業，雖然裏約州是巴西的經濟大州，卻極大程度地看國際油價的臉色，所以這種衰退很可能是漫長的。

　　更大的壞消息是，裏約州2016年赤字預計將達到190億雷亞爾（約合365億元人民幣），為此公務員工資被數度推遲發放，部分公立醫院科室被迫關閉，此前在機場拉出“歡迎來到地獄”橫幅的警察的動機也是工資拖欠。

　　裏約的財政困境讓民眾對奧運會的成本大為不滿。一年前公路自行車測試賽時就曾遇到數百人示威遊行，不得不臨時改道；此前火炬手沿途也不斷受到阻攔，火炬甚至被抗議者撲滅。

　　從大國崛起到慘遭唱空

　　其實背負沉重債務負擔的奧運主辦地並不只有裏約一個，2004年雅典奧運會時，希臘就曾背負高額債務，為後來歐債危機埋下地雷；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欠下的10億加元債務也花了整整30年才償清。但為什麼只有巴西會為此賭上整個國家形象？

　　答案在國際評級機構的報告中可見一斑，裏約的困境其實是整個國家陷入經濟泥潭的縮影。不僅裏約州財政赤字驚人，巴西政府也提交出一份帶有赤字的財政預算，導致標準普爾將巴西主權信用評級降到“垃圾級”，隨後因為公共債務佔GDP接近70%、超過60%的國際警戒線而被惠譽列入“垃圾級”，並被穆迪列入“垃圾級”觀察名單，這對於海外投資意願幾乎是毀滅性的。

　　巴西這幾年的GDP成績單確實令人大跌眼鏡。因為當地貨幣雷亞爾兌美元貶值了40%，所以以雷亞爾計算的GDP還只是剛剛露出敗跡，2015年首現負增長3.8%，是1990年出現負增長4.35%以來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但如果是以美元來計價，2011年風頭最勁時，巴西GDP高達2.614萬億美元，絕對稱得上財大氣粗，而到了2015年底，巴西GDP卻急劇縮水為1.774萬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32.3%。很明顯，春風得意時奪得的申奧光環迎頭撞上了經濟“冰山”。

　　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統計，2015年巴西所有經濟部門都存在程度不一的減速，其中第二産業出現連續兩年的萎縮，尤其是製造業下滑明顯，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長期低於50％榮枯線，並在2015年11月創下80個月新低，表明當地製造業衰退仍在持續惡化。

　　“目前供給方面很多部門的數據都是急劇下降的，建築業最為嚴重，因為這個行業許多大型公司都捲入了巴西石油公司的腐敗案，而佔到工業産值近40%的巴西汽車業也遭遇了寒流，菲亞特、大眾、福特、通用這幾個大廠商都在被迫裁員或者強制休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牛海彬表示。記者從巴西汽車工業協會發佈的最新公報看到，2015年新車産量的跌幅達到了18%。

　　不止一位對巴西經濟有研究的人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巴西經濟突然變天的重要原因是經濟模式極度依賴農産品、礦産品等大宗商品出口，工業在經濟中的佔比還不足三分之一，這就在很大程度將經濟增長寄託于國際貿易的景氣度。而在當前世界經濟集體放緩的背景下，巴西外貿秘書處去年的數據顯示，進出口貿易額僅為3625.83億美元，較2011年下降了24.82%，成為拖累GDP的重要原因之一。

　　“奇跡年代”還會來嗎？

　　去年整個拉美和加勒比地區GDP下降了0.4%，南美地區整體經濟下滑1.6%，在南美經濟整體低迷的情況下，巴西的急速隕落除去受國際貿易不景氣的拖累外，還有其他內因。

　　如果深入研究其經濟數據會發現，對外貿易僅佔巴西經濟比重的12%~14%，出口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不大，所以外需降低顯然只是部分原因，巴西出口量僅排世界第25位，佔世界出口份額的1.2%，它本質上是一個靠內需驅動增長的經濟體。

　　然而，“內需”卻牽連著這個貧富差距嚴重的國家最羞于啟齒的隱疾。“一方面是為了持續刺激消費，一方面也是想解決貧民高犯罪率的社會矛盾，巴西財政必須向支援脫貧傾斜，搞了一系列大跨步式的福利政策，導致財政負擔過重。”一位曾常駐裏約使館的資深人士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這其實是一種惡性迴圈的邏輯怪圈，政府只能依靠高增長來換取合法性和轉移國民視線，但巨大的財政包袱卻極大阻礙了經濟增長。

　　數據顯示，目前巴西公共支出佔GDP比重上升到了40%，政府在養老金上的支出達到GDP的13%，居民在向養老金賬戶繳納15年費用後，就能在退休後領取相當於退休前全額工資的養老金。2014年羅塞夫總統簽署的法案更是規定未來10年的年度教育支出提升至GDP的10%，這一比重甚至遠遠超過了多數發達國家的標準。

　　事實上，自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演繹過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貧富差距的夢魘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桑巴國。當時新執政的軍政府高度依賴富人群體的支援，掌權後大量財富流向富人階層，1980年的一組數據同時反映出這個國家的黑白兩面：每人平均收入高於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卻有73%的巴西農村家庭每人平均收入僅相當於最低工資的一半乃至更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張寶宇提供了一組數據：巴西10%最富的人所得是40%最窮者收入的28倍，在收入分配不公方面居世界之首。巴西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初，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相當於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兩倍多，到 2010 年卻不到中國臺灣和韓國的 1/4。學界不少觀點認為，即使巴西巨人仍然能夠從這次衰退中重新崛起，這個問題也將成為抑制良性成長的長期毒瘤。

　　和巴西經濟起伏同步的還有一直未能搭建的穩定的政治架構。牛海彬就直指基於多黨聯合執政的總統制具有內在的脆弱性，“與美國不同，巴西在經濟增長較好的時期，黨派聯盟可以共用政治權力，但在不景氣條件下，政黨合作的動能下降。巴西32個政黨活躍在政壇、17個黨派組成執政黨聯盟的局面增加了經濟困難時期建構政策共識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