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攜手應對經濟金融風險與挑戰

　　4月的美國華盛頓一片早春景象，水天一色的潮汐湖畔櫻花盛開，迎來了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春季大會的萬餘名海內外嘉賓。在歷時一週，逾700個會議上，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國際同行、商界精英、學術專家、議會代表和民間組織等共聚一堂，對全球最新經濟金融形勢、面臨的挑戰和應對政策組合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性應對。貨幣政策剩餘空間有限，結構性改革、財政和貨幣政策需聯手出擊。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相互加強，從而形成多方位、立體化的全球政策應對網。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必須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需要從資本投資和出口帶動型增長，過渡到以需求為支柱、以服務業為重心的新型增長模式上來。這個轉型不僅將支援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也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共同進步。

　　●眼下沒有什麼比集體行動、合作應對中國經濟轉型和金融一體化這兩大挑戰更為重要的事情了。

　　這次大會傳遞出來的資訊顯示，全球經濟發展可謂喜憂參半。好消息是復蘇仍在繼續，經濟在增長。不太好的消息是，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不均衡。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放緩，大宗商品價格走低，許多國家外部金融條件收緊。同時，發達經濟體金融市場避險情緒上升，復蘇前景欠明，經濟長期低增長的風險升高。

　　因而，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進一步採取行動，設計更有效的政策組合。為了克服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重振發展勢頭，政策制定者需要直面挑戰、協同努力、一致行動。這將提振市場信心，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簡言之，全球經濟增長“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全球經濟在緩慢復蘇中艱難前行

　　據IMF最新預測，2016年，全球增長3.2%，其中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平均增速4.1%，發達經濟體只有1.9%。本世紀初，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增長的貢獻達到二分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更是達到三分之二強，一度是全球經濟復蘇的主動力。然而，當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近來進入調整階段時，發達經濟體未能接過帶動全球增長的“接力棒”。

　　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復蘇沒有達到預期。美國今年預計增速2.4%，強勢美元、內需疲軟、投資下降三大因素導致經濟表現平淡。然而美國就業情況卻大有改善，今年2月份失業率降低到4.9%。相比之下，歐元區失業率仍高達兩位數，低投資和薄弱的銀行業給歐元區經濟復蘇帶來沉重壓力。日本2016年預計增長0.5%，增速和通貨膨脹率都低於預期，私人消費不振。

　　復蘇乏力的原因既包括了全球金融危機的遺留影響仍未消除，高債務(包括公共、企業和居民債務)、高失業、低增長這“兩高一低”現象突出。例如，發達國家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超過100%，其中七國集團平均公共債務(加、法、德、意、日、英、美)高達GDP的120%。此外，還包括了趨低的勞動生産率和人口老齡化。

　　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和風險

　　國際經濟局面可謂錯綜複雜、千頭萬緒，其中蘊含三大主要挑戰：全球貿易放緩和中國經濟轉型、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産能過剩和高債務負擔。

　　全球貿易放緩和中國經濟轉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實際進口的增長出現大波動——2009年滑落到負10%，2010年恢復到正10%。在此之後，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顯著放緩。尤其是2015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進口增長幾乎為零，實際投資增長降到自2000年以來最低。

　　由於中國在全球經濟和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作用，中國經濟動向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越來越明顯。中國的貿易額在佔全球GDP 80%的100多個經濟體中排名前10。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對最終消費品和實物資本的需求明顯增強，其中包括相當數量從歐洲和美國進口的最終産品。據IMF估算，中國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每下滑1個百分點，20國集團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下降四分之一個百分點。同時，中國也進口很多金屬原材料，2014年佔全球總需求量40%左右。因此，中國經濟轉型和增速放緩，不僅是中國關心的問題，也成了全球經濟的一個焦點。

　　原油和其他商品價格持續低迷。近幾個月國際原油價格略有上升，但整體仍處低位。全球需求的疲弱加上較充裕的供應，使原油價格有可能繼續維持較低水準。從2011年到2015年底，國際金屬原材料價格下跌近60%。2015年時，人們期待原油和大宗商品價格的降低有助促進需求，支援經濟復蘇。一年過去了，這樣的正效用並未實現。

　　産能過剩和債務問題。金融危機後當石油價格處於高位時，石油行業投資激增，從2007到2012五年內新增投資2.3萬億美元，埋下産能過剩的隱患。據分析，目前不僅石油生産能力大於實際産量，處於行業下游的石油精煉産業也存在供應過剩問題。而且産能過剩不僅存在於石油生産部門，其他大宗商品，比如銅、鐵礦、煤等生産部門都存在類似問題。

　　産能過剩和低迷的商品價格壓低了相關企業的利潤空間，其資産負債情況不容樂觀。一些商品出口國面臨惡化的貿易條件，外匯儲備減少、財政壓力上升，在國際金融條件收緊的環境下，這些國家主權債務融資成本上升。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國傢俬人債務(包括公司和居民債務)普遍增長很快，從2006年佔GDP的50%增加到2015年的120%。過剩的産能和沉重的債務是個比較棘手的問題。

　　此外，全球經濟還面臨通貨緊縮、中長期經濟潛在增長率低迷和地緣政治等主要風險。

　　通貨緊縮風險。如今許多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率仍遠遠低於目標，比如歐元區，2015年通脹率為0%，今年預計為0.4%，遠低於歐洲央行2%的中期目標。歐洲央行的大規模資産購買並未推高通貨膨脹率。持續低迷的原油和大宗商品價格以及一些行業産能過剩，進一步提高了通貨緊縮的風險。同時，乏力的全球增長也很難在短期內消耗掉這些過剩的産能，這個因素進一步加劇了通貨緊縮的壓力。

　　中長期經濟潛在增長率低迷風險。在目前的情況下，通貨緊縮增加了經濟復蘇的難度。通貨緊縮相當於提高了真實利率，加重了借款人的債務負擔，不利於企業和國家擺脫高負債，從而會影響生産與投資活動。通貨緊縮使得産品價格下跌，企業利潤減少甚至虧損，導致企業減産甚至停産。對於銀行業來説，企業無力償還貸款會引起銀行不良資産增加，系統性金融風險升高。

　　從表面上看，平均3%的全球增長不算低。問題的關鍵在於，當諸多國家還在努力擺脫危機影響、重啟經濟引擎、創造就業機會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更有力的增長，和更高的潛在增長率。IMF研究發現，發達經濟體的潛在增長率在2008年危機前就已經開始放緩。而潛在增長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全要素生産率”——的比重降低。全要素生産率衡量的是由技術變革和勞動效率提高帶來的經濟增長。隨著經濟的復蘇，發達經濟體的潛在增長有所回升，但預計低於危機前水準。這意味著未來我們未必能回到過去的增長率。新興市場在危機後，潛在增長率也呈下降趨勢。

　　各國應加快改革步伐

　　共同應對挑戰和風險

　　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性應對。貨幣政策剩餘空間有限，結構性改革、財政和貨幣政策需聯手出擊。具體措施的制定需要因地制宜，但每個國家應各盡其責、採取行動，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相互加強，從而形成多方位、立體化的全球政策應對網。

　　首先，結構性改革的內容應更具體化，貫徹要堅決。

　　結構性改革涵蓋的範圍很廣，包括各種對經濟結構的優化和機構效率的提高。比如，放開對産品和服務市場一些不必要或不合理的管制；改革勞動力市場，提高培訓和促進就業匹配；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法治化；改善農業結構等。發達經濟體可以側重提高勞動力供給、刺激投資、和營造更好的創新激勵機制並提高生産率增長。新興市場則需要加強教育，改善資源配置，消除行業壁壘等。

　　其次，財政政策的結構需更有利於增長。

　　對於公共債務水準較高的國家，財政整頓仍需推進。但是，不論是發達國家或新興市場，財政收支結構都需朝著更有利經濟增長的方向調整。

　　投資基礎設施潛力巨大，必須要推行落實。它不僅有助提高短期需求，也可支援中長期持續增長。一些於民生緊密相關的基礎設施，如衛生、醫療、教育等，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措施，關鍵是如何使有限的公共資源産生最大的效用，並以此帶動私人企業投資。另外還可以通過採取更有針對性的稅收激勵來鼓勵私人企業研發投資。IMF研究發現，私人企業研發投資上升40%，將會帶動未來二十年發達經濟體5%的GDP增長。

　　最後，貨幣政策應繼續寬鬆，並配合財政和結構性政策的支援。

　　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支援全球復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沒有這幾輪量化寬鬆，全球經濟可能比現在更糟。歐洲央行的資産購買計劃，改善了金融狀況，也提高了市場對歐元區信心，將進一步支撐復蘇。然而如今歐元區銀行仍然有約9千億歐元不良貸款，尤以希臘和義大利問題最為突出。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和不暢通的金融傳導體系，抑制了低利率所能帶來的積極影響。因此，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非常重要。相關措施包括改善銀行資産負債表，加強金融監督監管、建立有效破産清算框架等。這些措施並不局限于歐元區，很多國家都可以實施這些措施進一步增強金融部門健康狀況。對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貨幣政策應繼續審時度勢，並關注通貨膨脹的發展和私營部門債務狀況。

　　改革將為中國中長期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必須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需要從資本投資和出口帶動型增長，過渡到以需求為支柱、以服務業為重心的新型增長模式上來。這個轉型不僅將支援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也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共同進步。

　　轉型過程中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在所難免。正如拉加德總裁在3月份中國之行時説到的，“轉型道路上時有顛簸，需要在可持續發展和加快結構改革之間把握微妙的平衡”。在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放緩、金融條件收緊的背景下，2015年中國經濟6.9%的增長來之不易。服務業在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比重超過50%，首次佔據“半壁江山”，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達三分之二。中國新近出臺的“十三五”規劃詳盡地列出了改革的政策和議程。中國改革的決心和毅力之堅定，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讚揚。IMF也將對中國2016和2017年的預測分別上調了0.2個百分點。近期中國經濟主要指標的穩定也增強了參加IMF春會的代表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

　　中國“十三五”規劃的出臺，將會給中國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經濟的可持續，高品質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中國提出的五大任務—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對改革經濟結構和深化金融改革有著重要意義。經濟發展不能只看速度，增長的品質至關重要。中國的改革實施將會為中長期內可持續地、中高速、綠色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剩餘産能不僅是全球問題，中國也面臨類似問題。尤其是煤礦、石油、鋼鐵等重工業，相比2013年，利潤空間下跌逾40%。煤礦和鋼鐵工業近幾年資本投入也不斷下降。化解過剩産能勢在必行，但需要配合支援性的宏觀政策，以避免增長滑落過多過快。同時也需採取措施促進職工轉崗、就業和創業等。

　　再看信貸和杠桿問題。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融資總量規模迅速擴大，從2008年的佔GDP120%上升到2015年約GDP200%。適度信貸增長對經濟發展可以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援。然而，如果信貸上升過快，之後往往伴隨比較陡峭的回落，從而催生金融危機風險。據IMF估算，中國信貸與GDP的比例高於潛在信貸與GDP的比例25個百分點(潛在信貸是依據長期信貸趨勢估計的規模)。在過去五年裏，一些上市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負債上升。剩餘産能較高的行業，比如房地産、製造業、採礦、鋼鐵行業的企業杠桿率和虧損企業所佔比例相對較高。企業的問題會通過銀行貸款給銀行業帶來直接壓力。雖然中國有較充足的政策緩衝空間，但是目前中國處在轉型期，增速減緩，産能結構調整，金融部門自身也在發展健全的過程中，因此對這個問題也需要加強關注。

　　去杠桿不僅可以降低銀行信貸規模，同時也為降低過剩産能提供了融資渠道的約束。去杠桿不等於不提供信貸。相反，需要促進信貸流向那些有活力的、需要增加産能的部門。公司債務重組和強健銀行資産負債表是同步的，核心是利用市場機制來處理這些問題。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需要一個清晰的監管體系，增強市場溝通、維護公眾信心。

　　往前看，中國的服務業有很大發展空間。全球來看，服務業佔GDP比重大約三分之二，農業和製造業佔三分之一。美國、法國和英國服務業佔GDP比例較高，近80%，從這個比例上看，中國的服務業，包括批發和零售企業，酒店，金融，房地産，科技，通訊等，都存在巨大的增長潛力。服務業通常需要較多勞動力投入，因此發展服務業，不僅有助於可持續增長，也有利於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居民生活水準。

　　要保持中高速增長，要素生産率的貢獻需要進一步提高，要看投資的品質，要靠科技的提高和效率的提高。怎麼辦呢？中國需要更多地鼓勵技術升級、知識共用、提高生産率。創新能力與高等教育水準密切相關。儘管中國在普及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仍落後於發達國家水準。同時，營造一個鼓勵創新的大環境，也需假以時日。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隨著要素品質不斷提高，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品質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2016年不僅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可以説是中國在全球重大經濟金融事務的“開局之年”。

　　2015年底人民幣獲批入籃IMF發行的特別提款權(SDR)，這個新的特別提款權籃子也將於今年10月開始全面走入國際金融領域。人民幣成為第一個IMF認定的由新興市場國家發行的可自由使用貨幣，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一起成為SDR精英貨幣。

　　2016年初IMF2010年份額與治理改革到位，中國躍居為IMF第三大股東，大幅提高了中國在IMF的話語權，增強了中國在國際經濟金融事務中的影響力。IMF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框架、各國政策協調和國際金融治理等G20核心議題的先驅者。今年又值中國執掌G20主席，在中國的倡議下重啟的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將對增強、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發揮重要作用。IMF也將和成員國繼續討論基於SDR加強國際金融安全網的議題。

　　正如IMF總裁拉加德女士在2016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提到的，“眼下沒有什麼比集體行動、合作應對中國經濟轉型和金融一體化這兩大挑戰更為重要的事情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工作重點在三方面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扮演了應對全球危機“救火隊”的重要角色。IMF給危機中國家提供的信貸支援極大地協助他們渡過難關。同時，IMF的經濟分析和政策建議也因地制宜地瞄準了危機中的關鍵性問題，幫助相關國家把經濟重新推回正軌。

　　作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中流砥柱，IMF今年的工作重點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IMF需要充分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分析能力，幫助各國確定政策空間、制定措施，推進能力建設。

　　伴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資本的跨境流動和波動性成為常態，溢出效應越來越大。以前的溢出效應多為單向傳導，現在則出現“雙向傳導”特徵。溢出效應不僅從發達國家傳到其他國家，也會從新興市場傳到發達國家。IMF最新研究顯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新興國家的溢出效應越來越大，連股市的溢出效應也呈現雙向特徵。因而，IMF將在深化國際資本流動、溢出效應和結構性改革等方面做出更多分析。

　　第二，IMF將會重新評估全球金融貨幣體系，增強全球金融安全網。

　　全球金融安全網，是全球範圍內可動用的，用來抵禦對外支付危機、流動性危機等各種金融危機的多層次資源的總稱。國家的外匯儲備，雙邊或多邊的官方安排，和市場工具這三大支柱組成了全球金融安全網。官方安排主要包括央行互換額度、區域融資安排、和IMF的資源。市場工具包括對衝工具，巨災債券，或GDP掛鉤證券等。全球金融安全網旨在實現三個主要目標：防範系統性危機及阻止危機蔓延；危機時提供信貸支援，協調政策調整；激勵國家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儘量減少危機的風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全球金融安全網的資源有顯著增長。外匯儲備持續積累，從2000年的2萬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底的12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新興市場國家持有。雙邊或多邊的官方安排也從2000年的低於5千億美元增長到超過3.5萬億美元。然而，當今的全球金融安全網也有缺陷。比如，安全網覆蓋面參差不齊，像清邁倡議、歐洲穩定機制等區域融資安排只覆蓋參與國家；各種官方安排也未經實踐檢驗；使用成本比較昂貴，包括經濟成本(外匯儲備和市場工具)和政治成本(區域融資安排)。最後，這個安全網也未能為國家實施穩健的經濟金融政策提供一個適當的激勵機制。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國際社會加強了多邊合作，比如，成立了全球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加強了央行互換額度等。但在當今進展迅速的金融一體化面前，溢出效應的傳遞速度加快、範圍更大，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也面臨新的數字化挑戰(如虛擬貨幣和區塊鏈技術)，全球金融安全網也相應需要增強和改善，與時俱進。強化全球金融安全網將有助於減少外匯儲備積累和降低主權風險溢價，有助於重新分配資金，提高全球投資和生産力。

　　最後，IMF也在不斷提高職能靈活性，應對一些新出現的問題。比如移民對增長的影響、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和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作用，以及收入不平等現象和氣候變化等。這些都是緊迫的問題，也會對未來的發展産生重大的影響。

　　(作者簡介：林建海係IMF秘書長，劉菲係IMF秘書處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