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約車新政”實施兩週年 如何解決打車難問題？

　　北京西二旗的夜晚，使用網約車、拼車上下班成為不少人的選擇之一。(《中國經濟週刊》首席攝影記者 肖翊 攝)

　　“網約車新政”實施兩週年，專家再議“打車難”  

　　“朋友送我到北京南站後，他轉身打車回家。我到了天津東站發消息報平安，他還在南站排隊”“計程車排隊3小時，滴滴快車排隊228位，最終我忍痛接受比平常貴3倍的車費，約上了專車”……近日，這些看似段子的網友親身經歷，真實反映出北京南站、首都機場高峰期計程車運力難以滿足乘客需求的問題。

　　2016年7月28日，交通運輸部等7部委聯合發佈《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下稱“網約車新政”)，各地據此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具體實施細則。隨後，一系列規範網約車運營的規定出臺，整治網約車亂象的力度進一步加大。

　　今年7月1日，《北京市查處非法客運若干規定》正式生效，未經許可擅自從事或者組織從事網路預約出租汽車客運經營的，將受罰款、扣留駕駛證和車輛，並將違法行為主體納入信用資訊系統等處罰。

　　從市場反饋看，滴滴出行、易到等網約車平臺都不同程度受此影響，出現無車接單、加價等問題，增加了北京打車的難度。網約車監管難、合規難等問題也更加突顯。

　　2018年7月27日，在“網約車新政”實施兩週年之際，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下稱“中國信通院政經所”)舉辦專題研討會，《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受邀參會。會上，專家學者們就完善“網約車新政”進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討論，並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

　　專家：網約車對出行、環保、就業等都是利好 

　　中國信通院政經所副所長何偉表示，網約車已經成為我國共用經濟發展的典型代表，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一個新的動能，在提升資訊消費、擴大就業空間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來，這兩年在北京，網約車的出現讓“黑車”的數量明顯變少了，搭乘網約車出行的安全系數相對變高了，出行方式多了一種選擇。同時，某些平臺提供兒童安全座椅等服務，也滿足了個性化出行需求。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環境戰略部主任俞海認為，共用出行意在改善出行，間接帶來了綠色環保效應，同時也是網約車發展的內生變數。他舉數據説：“2017年滴滴出行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減排量相當於70萬輛私家車一年總排量，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氮氧化物、顆粒物減排量相當於100萬輛私家車。按森林碳吸收核算，相當於去年一年碳減排種了1.2億棵樹。”

　　據中國新就業形態數據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發佈的報告，2016年至2017年，滴滴出行平臺的司機中，19%來自去産能行業，8%來自復員、轉業軍人，6%來自失業人員，7%來自零就業家庭。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共有3066萬車主和司機在滴滴平臺獲得收入，其中大部分為工作時間較短的兼職人員，整體平均月收入水準為1979元。

　　“全國超99%網約車司機不合規” 

　　然而，網約車的發展在各地也面臨著合規進展慢、拿證率低、政策落地難等困難。

　　據中國信通院政經所研究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7月，全國共有210個城市(包括4個直轄市和206個地級市)出臺了網約車細則文件，覆蓋率為62.1%。

　　中國信通院政經所監管研究部副主任、高級工程師李強治給出了幾個數字：目前我國網約車司機人數超3120萬，是計程車司機人數的10倍以上，資質符合各地出臺的新規的總共有34萬，比例為1.1%，“總體來説，現在99%以上的司機都是不合規的。”

　　截至2018年7月份，共有78個網約車平臺公司在全國不同城市獲得經營許可證。我國現在主要幾家網約車公司，常見的滴滴出行、神州專車、首汽約車、易到用車，這4家主要市場份額佔據者，平均拿證數量在210家中佔到24%。78個平臺中，51%的平臺只在一個城市取得了許可證。

　　有專家介紹説，在合規流程方面，部分地方政策抬高準入門檻，異化合規流程，也加大了合規難度。屬地化的監管方式和協同機制不完善催生了多重標準，導致合規進程難上加難。部分城市分攤合規壓力，降低合規成本，將辦證職能下放到區縣，並讓平臺代為辦理。

　　對此，中國信通院政經所副總工程師何霞表示：“地方監管能力和監管成本不完全匹配，不同部門之間協同難度較大，責任劃分存在爭議，執法難，執法力量是否能跟得上目前政策要求有待考察。從平臺來看，涉及成本高，多地都要配備相應力量。”

　　如何解決打車難的問題？ 

　　“截至7月25日，近30天內，北京打車難百度指數環比增長420%。2018年37月，北京市網約車應答率下降22%，單均應答時長增加3.4倍。據媒體報道，有乘客排隊叫車排了上百號，猶如去醫院掛號。”李強治以北京為例詳述目前打車難現狀。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軍認為，解決“打車難”問題，建議未來放寬車輛準入標準，不能把差異化當作高檔化進行理解；消除不合理的戶籍限制；允許兼職司機，同時對專兼職進行分類監管。

　　屬地管理落地是網約車能夠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安徽省蕪湖市交通運輸局局長徐曉明坦言，“自2017年7月蕪湖市《網約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發佈實施近一年的時間裏，效果非常不好，高品質服務、差異化經營發展定位很難落地。”例如，滴滴出行無法在蕪湖進行註冊備案。

　　“之後我們不再要求車輛為市區註冊登記，改為本市牌照；不再要求駕駛員取得市區居住證，改為本市居住證；降低車輛軸距和排量要求等。”徐曉明介紹説，自2018年5月11日相關修訂發佈以來，滴滴平臺順利落地，7家網約車平臺取得經營許可證，滴滴完成了4500輛外地牌照車輛清理，250多臺網約車取得了道路運輸證，6900多名駕駛員取得網約車從業資格。

　　李強治建議，未來應推動計程車經營權等改革，給計程車鬆綁，讓計程車群體在改革和轉型中受益。延長網約車政策過渡期，為新老業態融合發展和各種協調與化解創造空間，改變市場各類主體的預期。另外，還要放鬆對網約車的管制，推動一批城市降低網約車準入門檻，取消轉變營運性質的強制性要求，同時增加對保險、司機背景審查、車輛安全檢查等細化要求。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賈璇 | 北京報道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