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我們這代人留給子孫後代的歷史遺産

　　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消息猶如一聲春雷，讓世界矚目。

　　4月1日，新華社消息稱，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8個字昭示著雄安新區設立的重大意義。

　　設立雄安新區是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部署，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兩年前《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的靴子終於落了地，雄安新區把整個京津冀一盤棋激活了。

　　“但雄安新區的意義絕不僅僅是服務京津冀，更長遠意義是在新時期起到改革開放創新引領的示範作用。雄安新區被提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也是因為長遠的戰略所需要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

　　雄安新區吸引了各方的目光，僅在百度搜索裏，4月6日就已經有超過108萬條相關結果。

　　落實七個方面的重點任務，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努力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雄安新區任重道遠。

　　“雄安新區承載的使命就是創新，今後將成為中國的‘矽谷’，是中國成為創新型現代化國家的心臟區域。”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歷史性工程，是我們這代人留給子孫後代的歷史遺産。

　　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

　　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徐匡迪表示，雄安新區的選址，是綜合考慮了交通、地質、水文、建設成本等方面因素，經過反覆深入論證選定的。這裡交通便捷、環境優美，現有和已經在規劃多條城際鐵路和高速鐵路。“另外，這個地方人口密度低、開發程度低，發展空間充裕，如同一張白紙，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

　　根據《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核心。“根據規劃綱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方法主要是集中疏解和分散疏解，集中疏解就要找集中承載地。”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耀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因此，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是雄安新區當前的首要功能。

　　“要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要解決京津冀空間不足、資源佈局不合理的狀況，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有一些就要被遷出，雄安新區作為集中承載地，會首先被考慮。”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

　　有哪些非首都功能會被疏解？根據規劃綱要，重點是疏解一般性産業特別是高消耗産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區域性專業市場等部分第三産業，部分教育、醫療、培訓機構等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服務機構和企業總部等四類。

　　“北京是高端産業、新興産業、創新型要素和資源集聚程度最高的地方，所以新一代資訊技術，包括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無人技術等，以及航空航太、機器人等現代走在國際前沿的新産業，可能會優先在雄安新區落地。”陳耀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北京定位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當然要有與之配套的社會服務功能，此外肯定還要保留創新型産業和一些高精尖的産業，這些都是符合北京需要的。”鄔賀銓説。他表示，隨著雄安新區建設得綠色、宜居，而且資源承載力好，開發空間大，將來必然會吸引更多的企業，包括一些央企及高校遷到那裏。“作為一個城市，在初期，中小學、醫院等肯定少不了，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陳耀認為，高校、醫院、研究機構等是集中承載地的配套要求，所以相關的産業、機構，甚至部門，都可能被疏解到雄安新區。“比如在先期，一些高校和醫院可能會在新區建分部，一些央企可能也會建分部或者遷過去。”

　　“建設好雄安新區，最重要的還是要尊重市場，尊重經濟規律。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鄔賀銓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更多還是要發揮市場的作用，絕對不是靠行政命令一刀切。比如市場關注的央企，企業自身要考慮總部設在哪、分部設在哪、産業基地建在哪，不僅要考慮整個國家的經濟、行政的要求，還要考慮到市場需要和自身發展。

　　堪比深圳、浦東，有啥不一樣？

　　“‘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是我國三大國家戰略，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

　　但雄安新區的意義不只是服務京津冀。張燕生説，具有全局性戰略意義的“特區”“新區”，第一個是深圳，在珠三角，中國的南部；第二個是浦東新區，在長三角；第三個是雄安新區，在京津冀核心位置，是繼珠三角、長三角後的第三步區域戰略。

　　“20世紀80年代初決定建深圳特區，90年代初決定建浦東新區，經過這麼多年建設，它們是成功的，營造了珠三角、長三角兩個國家經濟增長極。深圳和浦東都位於南方沿海，現在處於內陸的雄安新區希望能在支撐京津冀成為中國發展新的增長極上發揮重要作用。”鄔賀銓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鄔賀銓表示，當年深圳面向的是港澳，浦東新區以上海為腹地，雄安新區與北京、天津處於一個三角形的三個點上，依附整個京津冀更大範圍的空間。在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新時期，希望能起到80年代深圳、90年代浦東所起到的引領帶動作用。

　　可以看到，從全國性的新區發展來看，由浦東新區到濱海新區，再到雄安新區，體現了“北上西進”的區域戰略結構。深圳引領帶動了珠三角城市群，浦東新區成為長三角城市群的引擎，而京津冀協同發展瞄準的是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當年説浦東新區是一個政策最優惠的地區，‘比特區還特’，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雄安新區很可能按照特區的模式來發展。”陳耀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説。

　　但雄安新區與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卻並不完全相同。“雄安新區在北方內陸地區，不完全具有深圳和浦東的毗鄰港澳和上海沿海的區位優勢，現在全球經濟處於低迷中尋求復興的階段也不像改革開放之初具有吸引外資強勁的勢頭。所以雄安新區會繼續秉承開放，爭取用新的優勢來吸引外資，但是更看重依靠內涵發展、依靠創新引領。”鄔賀銓説。

　　“類似雄安新區這樣既不沿邊也不沿海的地方還有很多，希望雄安新區能探索出一條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新模式，探索出一種開發的新道路。”鄔賀銓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改變京津“肥胖”、河北“瘦小”局面

　　長期以來，京津冀區域功能佈局不夠合理，城鎮體系結構失衡，京津兩極過於“肥胖”，周邊中小城市過於“瘦弱”，區域發展差距懸殊，特別是河北與京津兩市發展水準差距較大。

　　“雄安新區首先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在這個基礎上，打造一個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營造吸引創新創業的環境。”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鄔賀銓表示，雄安新區的發展分起步期、中期和遠期，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河北省委書記趙克志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對河北來説，規劃建設雄安新區，也形成了河北的兩翼。一翼是以2022年北京冬奧會為契機，推進張北地區建設；另一翼是雄安新區，帶動冀中南乃至整個河北的發展，這將有力地提升河北的産業層次、創新能力、公共服務水準，推動河北省走出一條加快轉型、綠色發展、跨越提升的新路。

　　京津冀發展不平衡，河北發展落後，很大原因是因為北京對周邊地區的虹吸效應。雄安新區發展起來後，會不會再次形成這樣的效應？河北省社會科學院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璐對此持樂觀的態度。

　　“以前很多新區都是經濟功能區，包括浦東和深圳，都是逐漸發展、産城融合，變成國際化大都市，或者國家經濟中心。但雄安新區作為國家級新區，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要打造綠色智慧新城，這跟以前很不一樣。” 陳璐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雄安新區虹吸作用會很強大，以後會越來越明顯，但作為一個吸納高端要素的磁體，它吸納的內容不僅包括河北，還包括北京和天津，“隨著發展，全世界都為我所用，發展強大了，對河北也會形成補給。”

　　“怎麼通過疏解發達都市的部分功能，來實現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同時帶動疏解地的發展，把整個大區域的發展進行優化，雄安新區將在這方面探索一個新模式，給全國都提供一個可複製、可借鑒的經驗。”陳璐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雄安新區今後將發展高端高新産業，目前區域內的産業怎麼辦？“新區的目標是要打造一個高新産業的集聚地，也是一個創新創業的集聚地，但是沒有説新區只能發展高新産業，現有産業一律遷出，要考慮現有的産業、人工的安置。當然，在新區規劃中會對現有産業進行評估，不能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産業，屬於産能過剩的産業也要調節。”鄔賀銓説，新區內産業現在檔次可能沒有那麼高，未來要用規劃的手段進行升級改造，同時也會根據規劃進行調整，使之更符合集聚、集群、集約的發展模式。

　　“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在疏解北京壓力的同時，也將把河北經濟社會的新動能激活起來，能夠改變河北與北京、天津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落差問題。”鄔賀銓表示，“京津冀的發展是以首都為核心區的世界級城市群，雄安新區是世界級城市群裏的重要支點，要打造新型首都經濟圈，這樣的協同發展能夠使京津冀都上一層樓。”

　　建設中國“矽谷”，成為全球創新中心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強調，要把創新驅動作為新區發展的根本動力，引導創新要素向新區集聚。支援新區從創新載體、運作機制、發展環境等方面營造良好創新氛圍，吸引高端創新人才和團隊，努力打造創新高地和科技新城。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看來，雄安新區今後將成為中國的“矽谷”，是中國成為創新型現代化國家的心臟區域。這是一個大戰略，會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推向新的階段。“深圳特區的國家使命是讓世界進入中國、讓中國融入世界，充當了窗口和橋梁的作用。浦東新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發展金融和國際化，所以長三角發展得很好。這次在京津冀區域成立雄安新區，它承載的使命就是創新，今後應該是中國成為創新型現代化國家的心臟區域。”張燕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張燕生表示，北京不是經濟中心，但北京的研發強度是最高的，從指標上來看，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他給《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列舉了一組數據，2015年，北京科技進步貢獻率已超過60%，科技研發投入佔地區生産總值比例為6.01%，居全國第一，其次是深圳的4.1%。這一數字已超過歐美發達國家水準，只有以色列和韓國超過4%。

　　“北京有中國最好的大學、科研院所、科研人才，但是太擁擠，缺少轉化空間。有了雄安新區之後，就把北京的功能激活了，也把整個京津冀一盤棋激活了，這個起步區的100平方公里可以把北京科技、文化、人才和國際化的優勢聚集起來，在京津冀形成創新中心、高端製造中心、現代服務中心。”張燕生説，“這樣一來，新區能不能成為中國的‘矽谷’？完全是有可能的。”

　　“中國的産業發展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9—1999年，輕工業和紡織工業的大發展時期；第二個階段是2000—2012年，重化工業和裝備製造業的發展；未來的發展是第三個階段，就是創新，包括圍繞創新的技術、研發、資訊服務等，雄安新區是可以把這些轉化成生産力的最好的地方。這個平臺和載體，可以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創新中心，從全球吸引高端的人才、資源和企業。”張燕生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一張藍圖幹到底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通知，明確了規劃建設雄安新區的總體要求和重點任務。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通知，明確了規劃建設雄安新區的總體要求和重點任務。

　　在設立雄安新區消息發佈的同一天，老牌“特區”的掌舵人，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被宣佈調任河北省委副書記、提名省長人選。當天河北省委召開全省領導幹部會議，傳達《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通知》。河北省委書記趙克志表示，要從大歷史觀的高度出發，深刻認識規劃建設雄安新區的重大意義。

　　而如何建成國際一流、綠色、現代、智慧城市，還需要縝密謀篇佈局。“目前總體規劃、控制性規劃、詳細規劃等都還沒有出來，這是要非常認真做好的工作。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的要求，做到‘五規合一’，做到一張圖紙管到底，這也是很重的工作量。只有規劃做好了，才有後續建設具體的時間安排。”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鄔賀銓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鄔賀銓透露，在京津冀系統發展中，雄安新區的發展也會對照《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時間表，比如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優化，京津冀區域一體化格局基本形成，區域經濟結構更加合理，在引領和支撐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等。“當然，雄安新區需要的時間可能還要更長一點，要成立這麼高標準的新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對於雄安新區的定位，社會上有“遷都”“副都”的猜測。鄔賀銓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沒有“遷都”之説，也沒有“副都”之説。“雄安新區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既然是非首都功能，那怎麼可能是遷都呢？”鄔賀銓説，北京定位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將繼續發揮首都功能，“雄安新區不僅是‘集中承載地’，還將要打造成一個創新引領的示範區，探索在經濟和人口密集的地區優化發展的模式，形成一個支撐京津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增長極的重要作用，也是規劃中的京津冀地區以首都為核心的城市群建設的重要支點。”

　　要發揮這樣的作用，目前來看，雄安新區將會如何發展？張燕生表示，雄安新區學習深圳的創新活力。京津冀地區最大的問題就是缺少活力，機制和環境還可以做得更好。要適應新常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要給企業家、科技創新人才一個穩定的、樂觀的信心和預期。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璐提出新的看法，他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雄安新區重點任務之一是建設綠色智慧新城，所以新城建設涉及到高端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産業，“這個新城會有變化，可能不是以前産城融合的發展套路”。

　　“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承載地，雄安新區會有完善的配套設施，包括文化、教育、醫療等服務配套，在這個基礎上，會吸引大量的高端人才，發展起高新技術産業。這樣創新創業就發展起來了。”陳璐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所以這個程式可能是反過來的，先建設高標準的新城，在此基礎上發展。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東西，涉及到什麼問題，需要單獨去開創，需要自己闖。”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指出，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歷史性工程，是我們這代人留給子孫後代的歷史遺産。“雄安新區建設有前所未有的機遇，但挑戰也並存，以後的任務艱巨，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 鄔賀銓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細數中國的“區”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進程，各種“區”層出不窮。改革開放伊始，國家設立了深圳等“經濟特區”，區內實行特殊政策，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體；上世紀80年代中期，又先後設立了多個“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經濟開放區”；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不斷有“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産業區”在全國範圍內陸續成立，能夠進入“開發區”的企業享有一定的優惠政策；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又陸續出現了10多個“國家級新區”，近些年又設立了“自貿區”。

　　這些“區”到底有何不同，它們又各自承載了何種使命？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所長劉濤雄教授曾撰文分析，改革開放之初，對於推進改革和發展，大家的認識不一致，在全國統一推動改革開放的話，許多措施不一定都行得通，在此背景下，開始在不同的地方設立比較特殊的區域來促進開放和發展。

　　各種“區”相互之間並不是排斥的，同一個地方可以同時具備多種“區”的身份。

　　11個自貿區

　　自貿區即自由貿易區，園區內的生産、貿易和投資活動適用的關稅、審批和管理政策靈活。

　　19個國家級新區

　　國家級新區主要是行政區劃調整的一種措施，由中央政府批准設立並擁有相應的配套政策。新區的地理範圍比較小，通常是一個市內的某一個區域。“國家級新區”的佈局更多地會考慮怎麼樣通過新區的建設帶動區域的發展，成為一個區域的增長極，改變整個區域的發展態勢，有輻射效應。

　　7個經濟特區

　　為了穩妥推進改革，中國一直採取先局部試點、再推廣經驗的漸進式改革策略。改革開放早期，曾設立深圳、珠海等幾個經濟特區，區內實行特殊的政策。綜合改革試驗區與特區在性質上比較接近，但“試驗”內容更明確。比如，有的針對城鄉協調發展問題，有的針對資源環境問題等。目前共有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喀什、霍爾果斯等7個經濟特區。

　　219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

　　“經濟技術開發區”既著眼于産業發展的規律又著眼于區域發展規律。特別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不同的産業之間如何互補，突出産業的集聚優勢，政府都要發揮較大的作用。能夠進入園區的企業享有一定的優惠政策，比如優惠提供工業用地和稅收減免。

　　145個國家高新技術産業區

　　“高新技術産業區”更多的是著眼于産業發展規律。高新技術産業在發展初期需要政府的扶植加以培育。科技部對於“高新區”的介入甚至都細化到了産業的指導目錄，也就是説，哪個地方的高新區應重點發展何種産業，都有著明確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