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供給側改革要持續必須做好加減法

　　供給側改革要持續必須做好加減法

　　由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的雙月座談會日前在京舉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大樹、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等專家圍繞“2017民營經濟發展與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發表主題演講。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要抓好“四個調”

　　新形勢下，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於求和供給不足並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優化農業産業體系、生産體系、經營體系，提高土地産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産率，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歷史性轉變。當前，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抓好“四個調”，即調優産品産業結構，調綠農業生産方式，調新農業産業體系，調順政府市場關係。

　　調優農業産品産業結構。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國農業發展的主要任務是追求量的增長，主攻總量不足的矛盾。經過多年不懈努力，糧食連年高位增産，農業綜合生産能力不斷登上新臺階，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産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現在，隨著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人們不僅要吃飽，而且要求吃得好、吃得營養健康。從農業供給體系看，市場需求旺盛、適銷對路的高品質農産品，國內生産供給不足，或者供應成本高，許多國內需求漂洋過了海，中高端農産品進口顯著增加；而一些大路貨品種，雖然國內生産供應充足，但賣不上價，甚至積壓滯銷。近些年，國人到國外超市搶購奶粉等商品，對優質食品農産品的需求漂洋過了海，實際上都是以上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的具體表現。面對這些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的變化，我們必須大力推進農業産品結構、産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把增加優質綠色農産品供給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壓減低端供給，增加中高端供給，必須狠抓農産品標準化生産、品牌創建、品質安全監管，加強産地環境保護和源頭治理，促進農産品供給品種和品質更加契合消費需要，使農業供需關係在更高水準上實現新的平衡。

　　調綠農業生産方式。過去，為解決總量不足矛盾，我們拼資源拼環境提高農業産量，化肥農藥往猛裏投。農業資源環境的弦一直繃得很緊，邊際産能過度開發，農業生産的水資源、土壤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農産品品質安全令人擔憂。現在農産品供給相對充裕，農業增産再也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既不能欠新賬，還要想方設法還舊賬，為子孫後代留下更好的生存發展空間。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綠色發展理念，推行綠色生産方式，修復治理生態環境，讓農業生産“綠起來”，走內涵式綠色農業發展道路。要深入推進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把過量施用的農藥化肥減下來，打好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攻堅戰。推進農業綠色發展要更多依託農業現代化的良種良法，搞精準農業、智慧農業，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提升要素利用效率，更多應用清潔技術，多施用環境友好的有機肥等，多搞綠色種植、迴圈種養、休耕輪作、生態修復，實行以水定産限産等等，實現農業資源的高效利用、可持續利用。

　　調新農業産業體系。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和大宗農産品價格持續走低，支撐農民收入增長的傳統動能在逐步衰減，迫切需要有新的接續動力動能。近年來，以農村電商、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等為代表的農村新産業新業態迅猛發展，有望為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動力轉換、動能接續找到關鍵突破路徑。大力發展農村新産業新業態，要著眼于做強一産、做優二産、做活三産，推進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讓農民深度參與社會分工分業，更多分享農業全産業鏈增值收益。要加快發展現代食品工業，發展産地初加工、精深加工，提高農産品加工轉化率和附加值，多渠道拓展農産品消費需求，切實做好“農頭工尾、糧頭食尾”這篇大文章。

　　調順政府市場關係。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要完善體制、創新機制，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要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積極作用，深化農業農村領域關鍵性改革，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唯有農産品價格真實反映市場供求情況，才能成為指引並調節經營主體生産和消費者需求，才有望實現供需的有效平衡匹配。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推進“市場定價、價補分離”，讓價格回歸市場，反映供求關係，同時建立生産者補貼制度。去年這方面已經邁出重要步伐，也已取得了重要進展。今年以來，國外進口的玉米及其替代品進口數量明顯回落，國內外價差正在逐步收斂，市場機製作用逐步恢復。下一步，要按照“分品種施策、漸進式改革”的思路，繼續深化稻穀、小麥等主要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儘量消除對市場價格的過度干預，同時保障好農民利益。深入推進重要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也要求我們的農業支援政策，要由以價格支援為主的“黃箱”政策，逐步向以直接補貼為主的“綠箱”政策轉變過渡，構建起更加注重綠色、生態、可持續發展導向的農業支援政策體系，為提升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提供更好的支撐。

　　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

　　民營企業要用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自從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正式提出重點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今已經一年多。一年多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績斐然。

　　第一，政治層面，反腐倡廉、打虎滅蚊除蒼蠅。不僅降低了行政成本和社會運作成本，還降低了企業經營發展成本，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下了重要的幹部基礎。

　　第二，政府層面，“放權歸市”舉措大力度推進。到2016年底，新一屆政府分9批取消了491項、下放了127項行政審批權，從而使原本必須由中央政府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削減90%，由市場決定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也已達到90%以上。“放權歸市”，既有助於從根本上規避個別政府官員濫用公權“設租”、“尋租”，又有助於降低企業經營和社會運作成本、提高經濟社會發展效率。

　　第三，經濟發展層面，“三去一降一補”取得明顯成效。運用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有機結合的辦法，把過剩的、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價值的鋼鐵、煤炭、水泥生産能力去掉，把已經成為國民經濟重負的“僵屍企業”清除掉，把低效過時的庫存減除掉，把過高且無優質資産做後盾的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過高的杠桿率糾正過來，把過高的政府管理成本、社會運作成本和企業運營成本降下來，把科技創新不足和體制機制不完善的短板補上去，不僅有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紮實推進，而且有助於法治中國、平安中國、綠色中國、美麗中國建設目標的順利實現。

　　雖然全面落實供給側改革加減法成績斐然，但還要看到，改革仍面臨諸多嚴峻挑戰。

　　挑戰一是仍然存在相當數量的幹部不作為現象。應儘快把那些與商人“親”就不能“清”、“清”就不能“親”的幹部調離政府部門，鼓勵和啟用一批能夠“為官為民”、“為民為官”、“積極作為、靠前服務”的幹部。

　　挑戰二是體制機制不配套、不配合。宏觀管理政策上，存在財政減稅清費、給企業鬆綁而貨幣政策過緊、數量調控過多、抑制企業發展的問題；管理體制機制上，存在並行審批、互為前置、妨礙阻滯市場經濟應有發展的問題。

　　挑戰三是供給側改革本身也需要花錢、用力，但財力、物力有限，尤其需要注重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矛盾、問題與挑戰。

　　挑戰四是國際關係的變化、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上臺，為我國發展提供了新的選擇機會和挑戰。

　　對於廣大民營企業來説，一定要切實用好供給側改革加減法。

　　一方面，要切實用好加法。當前一個最大的加法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發佈的有關農業供給側改革一號文件。一直以來，中國的發展都以農業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加入WTO以後，我國農業生産成本不斷上升。儘管我國糧食類價格一直在不斷上漲，農業的邊際生産力卻已幾近於零甚至為負。這個現實表明，既定的農業生産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進行更為全面深入的改革。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在“三權分置”與清晰確權基礎上允許“三權”流通與重組，以此來著力推進農村新變革，實現農業生産規模化、專業化、現代化，是從根本上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産力的重大舉措，是實現我國農業人口第二次大轉移、為我國經濟第二次騰飛奠定的新的堅實基礎，當然也是民營企業實現更大發展的歷史機遇。

　　其次，逆勢啟動體制機制深層改革。黨中央、國務院自去年開始針對舊的、落後的科研經費管理體制提出了新的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指導意見，到今年伊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了醫務人員工資制度改革的新規及其願景，這些舉措從不同側面表明：一場新的更加接地氣的深層改革號角已經吹響。

　　其三，網際網路技術的廣泛推廣與應用。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及其廣泛應用，深刻和帶有顛覆性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帶來了資訊傳播技術和方式的革命，而且還帶來了企業交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不僅有助於科技産品的交易，而且有助於科技創新成本的下降，從而有助於科技創新和降低企業生産成本、庫存成本、經營成本，進而有助於消費者了解、認知和購買商品與服務的成本的下降，從而有助於消費本身的革命。

　　其四，世界市場強烈呼喚著中國的産業轉型和技術革命。到國外買馬桶蓋和各種消費品等現象表明：品質好、價格低是企業生産經營及其産品和服務之市場競爭力首要源泉。必須積極而正面地應對世界市場對中國産業和技術的呼喚。

　　總之，從加法角度看，將近六年的産業和技術結構調整已基本到位，支撐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發展的主客觀因素正在集聚、與此相關的多層次發展窗口也正在打開。

　　另一方面，更要切實用好減法。首先，政府減權、放權，對企業更好地遵守法制、更好地按市場規矩辦事提出了直接要求。在遵守市場規則、遵守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民營企業既需要學會“彎道超車”，更要學會“適時適度超車”，否則，很難實現更好更大的發展。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大樹：

　　供給側改革的加法與民營經濟發展戰略

　　供給側改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從生産要素（勞動、資本、技術、資訊等）發力，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供給側改革的加法主要體現在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上，我從這個角度談談民營經濟的發展戰略問題。

　　關於經濟增長的源泉，可以從人力、資本和技術這三大生産要素出發，結合國民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實際情況，提煉出“十三五”時期民營經濟的三大發展戰略。

　　首先是人才戰略：從築巢引鳳到招鳳築巢。

　　産業邁上中高端需要中高端人才和勞動力。人才匱乏是影響民營經濟升級換代的制約因素。以前，各地普遍採用的人才戰略是築巢引鳳，通過優厚待遇來吸引外源性人才。但是，為待遇而來的外源性人才忠誠度不高，如果有更好的待遇，花大本錢引來的鳳凰又會遠走高飛。

　　民營企業所能提供的待遇有限，吸引力遠不如外企和國企。考慮到中國人素有熱愛家鄉的傳統，現在，民企的可以選擇的人才戰略是“待遇牌”和“親情牌”雙牌齊打，既要築巢引鳳，又要招鳳築巢，利用人們戀鄉顧家的親情，吸引鳳凰回鄉築巢，建設美好家園。民營經濟特別要注意吸引那些在本地出生或者學習、工作、生活過的人才，“十三五”時期主要從“三歸”（海外歸國留學人員、本省籍的高校畢業生、返鄉農民工）中解決人才和勞動力的增量問題。

　　同外源性人才相比，“三歸”這種內源性人才的一個優點是忠誠度高，能留得住。生活比較習慣，離父母又近，這個鄉愁之“錨”使他們不像外鄉人那樣在職場上隨波逐流，同等待遇會選擇留在家鄉。

　　吸引“三歸”不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能性，因為目前“三歸”的求職軌跡出現了拐點。例如，以前，外企一直是海歸就業的首選，但中國和全球化智庫的《2015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顯示情況有所改變，2014年全國有36.1%的就業海歸選擇了本土民營企業，超過外企（26.6%）；麥可思研究院的調查報告顯示，應屆本科畢業生在“民營企業/個體”就業比例，從2010年的40%上升到2015年的52%，已經超過半數；從2012年開始，河南、四川等省在本省範圍內轉移就業的農民工人數已經超過到省外就業的人數，到2014年，有幾個省就地就近轉移就業的比例已經佔到60%甚至更多。

　　其次是技術戰略：從“網際網路+”到“+網際網路”。

　　産業提升需要先進技術，需要創新。在這方面，網際網路為我們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技術機遇期。網際網路代表著先進生産力的前進方向。作為現階段人類最偉大的發明，網際網路的一個突出優點是共用性強，是一種普惠型的技術，沒有歧視，不分所有制，不管東中西部，也不分大中小企業都可以採用。

　　嚴格來講，我們常説的“網際網路+”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網際網路+”和“+網際網路”。“網際網路+”是新一代智慧終端、新一代網路技術和新一代新型服務創新的集聚融合，是立足網際網路技術實現跨界整合創新的重要入口。“+網際網路”的本質是利用網際網路工具逐步把企業內外價值鏈全部數據化，對各種要素進行重組，經過行銷、渠道、産品走到運營。創新企業能夠以較低成本對傳統産業和行業進行技術化、智慧化改造，從而探索出眾多新業態。

　　最後是資本戰略：從間接融資到直接融資。

　　發展需要資金支援。以前，民營企業的資金需求主要靠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來解決。但是，我國商業銀行由國有銀行演變而來，對國有企業有一種本能的偏愛，民營企業融資問題一直是金融服務的薄弱環節。銀行出於資金安全考慮，把防控風險放在首要位置，而絕大多數的民營企業都是規模小、抵押物少，銀行審查它們貸款時非常謹慎，批准從嚴掌握。

　　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就要採取措施鼓勵金融機構為民營經濟提供資金支援。各級政府也要建立風險補償機制，補償銀行、保險機構支援民營經濟組織的生産經營活動而産生的風險損失。

　　推進網際網路金融支援民營經濟活動，減少資訊不對稱的現象，降低金融機構的搜尋成本、認證成本、行政成本和監控成本。打通社會資本進入民營企業的通道，降低民營企業通過網際網路金融融資的風險。

　　另外一個問題是，“十三五”時期，民營企業必須轉變觀念，除了要從金融機構那裏得到間接融資（貸款）外，還要注意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敞開胸懷，通過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進行直接融資。

　　其實，直接融資是“創新友好型”投資，特別是那種風險投資，從制度上就同創新企業進行了“收益共用、風險分擔”的利益綁定。這不同於間接融資，例如，商業銀行不能容忍失敗，貸款的原則是“好借好還，再借不難”，用銀行貸款去投資一個項目如果失敗了，銀行會逼迫企業還款，很難從銀行貸款來建立一個創新企業。

　　要鼓勵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上市，培育和支援高科技企業、戰略新興産業企業掛牌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科創板或者區域股權交易市場。政府應該對上市、掛牌成功、上市再融資的分別給予一定數額的資金獎勵。

　　鼓勵優勢民營企業發行債券。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發行“小微企業增信集合債券”，加強對小微企業領域的支援。探索建立政府債券增信基金，推動中小微企業發行集合債券、集合票據、集合信託，中小企業私募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