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案頻發背後：虛擬運營商墜入惡性迴圈難以自拔

　　電信詐騙案頻發背後：民資虛擬運營商的真實生存圖景

　　李紫宸

　　因電信詐騙導致山東準大學生徐玉玉于8月21日不幸離世的消息觸動了人們憤怒的神經，一場針對17號段通信號碼的輿論風暴隨之而起，運營這一號段的虛擬運營商再次進入了公眾視野。

　　對於大部分行動通訊用戶而言，虛擬運營商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作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電信業的新生事物，兩年前，它才滲透到人們的生活。

　　2013年5月，工信部發佈《行動通訊轉售業務試點方案》，行動通訊轉售業務試點工作正式展開，同年12月，工信部向11家民營企業發放虛擬運營商試點牌照，其後，工信部先後又發放四批牌照，總計41家虛擬運營商自此開啟了中國民營行動通訊運營之路。

　　依照工信部試點方案中的定義來看，所謂的“虛擬運營商”指的就是“從事行動通訊轉售業務”的高級渠道商，即通過折扣價採購基礎運營商的服務，利用自己的渠道、包裝方案轉售給用戶，“虛擬”意指其自身不自建、不擁有基礎通信設施。

　　17號段是三大基礎運營商（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中國電信）承包給虛擬運營商的行動通訊號段。其中，171號段屬於中國聯通，170則分屬三家：1700/1701/1702分屬中國電信、1703/1705/1706分屬中國移動，1704/1707/1708/1709分屬中國聯通。根據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相關專家給出的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8月底，中國移動轉售用戶數大約為3500萬。

　　多年來，電信詐騙事件層出不窮，這不唯虛擬運營商號段獨有，基礎運營商的號段同樣沒能避免。不過，兩年試點以來，電信詐騙事件在虛擬運營商號段更高比例的出現，則是不爭的事實。

　　與防範電信詐騙息息相關的實名制落實情況，也因此引發了大範圍的討論。在經濟觀察報的採訪中，包括虛擬運營商在內的多數業內人士都認為，實名制落實不嚴、實名制方式存在的種種漏洞，給違法行為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今年以來，作為主管部門的工信部已就虛擬運營商實名制落實情況開展了多輪次監督檢查，並要求所有運營商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必須全部完成行動通訊用戶實名制。針對徐玉玉事件，工信部在8月27表態，將把實名制落實情況作為虛擬運營商申請擴大經營範圍、增加碼號資源、發放正式經營許可證的一票否決項。

　　但事實上，從2014年8月工信部發佈第一批虛擬運營商展開移動轉售業務伊始，行動電話實名制開戶始終是硬性要求。實名制硬約束條件下，為何電信詐騙仍然層出不窮？

　　事情的另一面，同樣值得深思。在實名制的“緊箍咒”之外，是因經營艱難叫苦不已的虛擬運營商。目前，41家虛擬運營商中，除了極個別能夠實現微弱贏利外，一部分在虧損中苦苦尋找出路，剩下一部分則因看不清方向而持續地觀望，不敢輕易地投入。

　　虛擬運營商，這個作為政府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電信業的新生事物，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就淪為各類詐騙案件的高發地。現在隨著徐玉玉案的發生，中國虛擬運營商的生存環境再次生變。

　　虛擬運營商分享通信的創始人兼CEO蔣志祥對經濟觀察報説，“山東電信詐騙案發生後，我們的好幾家企業級客戶向我反饋，對後續的合作産生了動搖，原因很簡單，他們不希望因為使用17段號碼而被外人等同為騙子。”

　　首批獲得虛擬運營商牌照的巴士線上副總裁宋宏生説，“虛擬運營商單純依靠移動轉售業務來盈利，實在太難。在無法獲得價格談判話語權的情況下，多數虛擬運營商只能尋找低端用戶市場。加上虛擬運營商通信運營經驗、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差距，導致垃圾短信、詐騙電話層出不窮，這些反過頭來又把17號段的聲譽進一步往下壓，形成了惡性迴圈。”

　　何致重災區？

　　徐玉玉之死，讓此前“身份標簽”飽受爭議的171號碼再次浮現在人們的面前。8月25日，運營這一涉事電話號碼的虛擬運營商遠特通信在其官網發佈聲明表示：“涉事通信號碼經核查係我公司運營的通信號碼，但號碼有完整的實名登記資訊，是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經過實名制開卡流程完成用戶登記的。公司已經對該號碼的所有資訊進行了客觀完整的證據保存。”

　　不過，儘管該公司已經聲明涉事號碼經過了實名制登記，但該號碼的登記身份是否就是警方已經公佈抓獲的嫌疑人之一，至今依然是謎。8月31日，遠特通信市場部負責人向經濟觀察報表示：“有關涉案號碼的相關資訊，公司已經保存並提交給上級主管部門，處於對用戶資訊的保護，不能對外透露。”

　　作為導火索最終引起徐玉玉悲劇的那個電話號碼，只是工信部半年之內關停號碼數量的14萬分之一。據工信部網站的消息，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底，工信部已組織電信企業對14萬餘個涉及通訊資訊詐騙等犯罪的電話號碼進行了快速關停。在這14萬個被關停的電話號碼中，來自三大電信基礎運營商號碼有85189個，佔三大電信基礎運營商總用戶的比例為0.0085%；來自虛擬運營商的號碼雖然只有60202個，但其佔虛擬運營商總用戶比例去達到0.3%。

　　根據工信部公佈的數據，在2015年11月到2016年4月被工信部關停的6萬多個虛擬運營商號碼中，涉及遠特通信的號碼有23280個，此外虛擬運營商分享通信8875個、迪信通8804個、蝸牛移動5339個、巴士線上4132個。

　　稱虛擬運營商為通信詐騙“重災區”，似乎並不為過。不過，為預防使用電信手段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手機號碼實名制，卻是在工信部公佈第一批虛擬運營商試點企業時就成為了強制性規定。也就是説，在2014年8月第一批虛擬運營商展開移動轉售業務伊始，行動電話實名制開戶始終是硬性要求。

　　不過，一家虛擬運營商的高層告訴經濟觀察報：“行業規模比較大的虛擬運營商，更多的是靠線下的方式去發展，而線下這種發展方式，尤其是在社會渠道，很容易因為利益驅使，放鬆實名認證。這在虛擬運營商試點起步的階段，尤其明顯。”

　　目前，在國內41家虛擬運營商當中，包括遠特通信在內，計有39家開展了移動轉售業務，其中，客戶規模最高者超過了600萬。根據遠特通信市場部負責人的介紹，截至今年6月30日，遠特通信虛商業務累計在網用戶達345萬戶，在客源上，以線下為主，線上為輔。

　　該負責人告訴經濟觀察報，在渠道上，遠特通信的虛商業務發展，一直從線上和線下拓展兩個方面同步進行，而線下渠道拓展的速度相對快一些，原因在於“通過線下網點購卡，對於用戶來説更容易操作，方便購買。”

　　事實上，即便是虛擬運營商試點兩年之後的2016年，相關調查結果也依然不容樂觀。今年7月，針對新入網用戶實名登記工作，工信部網路安全管理局對26家轉售企業行銷網點109個進行了隨機的暗訪，暗訪的結果是發現存在違規行為的網點37個，違規比為33.9%。其中，暗訪實體行銷網點50個，發現違規網點13個，違規率比為26.0%；暗訪網路行銷網點59個，發現違規網點24個，違規率比為40.7%。在暗訪對象中，分享通信、巴士線上、海航資訊、貴陽朗瑪、話機世界、中興視通、蘇州蝸牛、國美極信、蘇寧互聯、銀盛電子、 愛施德 、京東、 鵬博士 、遠特通信、連連科技等15家虛擬運營商的被暗訪網點存在違規行為。

　　身份證識別儀被認為是線下渠道實名認證環節的標配，用以識別手機開戶身份證資訊的真偽。一份來自《通信世界全媒體》的最新調查顯示，在2016年6月初到8月中旬之間，被隨機調查的131家虛擬運營商簽約社會渠道合作門店中，僅有42家門店配置了身份證識別儀（在這131家門店中，銷售遠特通信170卡的門店有53家）。

　　即便是開戶比例低一些的線上渠道，也同樣會遇到執行層面的漏洞。“通常用戶把自己身份證資訊照片上傳了之後，運營商要做身份資訊審核，審核通過之後，將電話卡快遞給客戶。在客戶接收快遞時，快遞‘校驗’這個環節理論上應該具備，但在操作層面，讓一個快遞員（通常還不是自有快遞）去確認辦卡者與身份證資訊一致，並不容易實現，這個校驗環節基本上是缺失的。這也是整個行業的通病。”前述虛擬運營商高層向經濟觀察報表示。

　　把關不嚴之外，成本門檻低是17號段詐騙事件氾濫的另一個原因。業內人士表示，在行動電話市場已經極為飽和、自身沒有其他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多數虛擬運營商只能採取低價策略來爭取低端用戶。與基礎運營商一張卡要幾十塊相比，一張虛擬運營商的電話卡只需要十塊錢甚至五塊錢。

　　在中國移動廣東分公司從事渠道拓展業務的一位負責人告訴經濟觀察報，市場上電信詐騙的手段五花八門，僅舉一例：“有一種枕頭大小的群發設備，功能相當於卡槽，最多可以插上百張電話卡，借此設備可以進行多卡群發。每張電話卡的套餐當中，短信套餐數量是有限制的，超過了之後費用成本高，與此同時，一張卡在一定單位時間內的短信發送頻次太高，有可能會被運營商監測到。於是，這樣進行多卡群發的設備便應運而生。”

　　上述負責人同時表示，電信詐騙（包括其中的短信詐騙）不是虛擬運營商獨有，基礎運營也同樣大量存在。但相對於基礎運營商更高的使用成本，以及相對成熟的實名認證體系，虛擬運營商號段的確容易成為滋生電信詐騙的土壤。

　　實名下的安全漏洞

　　雖然實名制使得電信詐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防範，但在虛擬運營商分享通信的創始人兼CEO蔣志祥看來，實名認證操作環節上的巨大漏洞，使得實名制近乎成為了一個偽命題。“光喊著實名制，卻沒有人真正去思考實名制認證技術和模式的合理性。”

　　如果從工信部的抽查結果看，虛擬運營商的實名率不算低。今年7月，工信部網路安全管理局對部分虛擬運營商用戶實名登記資訊合規率進行了數據抽測，共抽測了八家虛擬運營商，抽測結果是：分享通信的實名登記資訊合規率為91.30%，話機世界為95.48%，遠特通信為95.95%，迪信通為96.46%，海航資訊為98.28%，蘇州蝸牛為99.53%，小米科技為99.59%，愛施德為99.73%。

　　所謂的“合規”，就是將登記的身份證資訊與“全國公民身份證號碼查詢服務中心”進行聯網比對，二者一致表示登記的身份證資訊是真實有效的，即為合規。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樣的合格並不能與“安全”畫上等號。

　　巴士線上副總裁宋宏生向經濟觀察報解釋説：“登記身份證資訊為真實有效身份證資訊，不意味著該身份證資訊與開戶使用者為同一人，也就是説，無法保證‘人證合一’，這就給不法分子留下了操作的空間。從這個角度看，即便是100%的實名制也説明不了什麼。”

　　事實上，過去兩年的實名制過程中，渾水摸魚的現象頗為常見。所謂的渾水摸魚，意即實名認證的電話卡中，有一部分雖然進行了身份證認證，但在認證之初，號碼的使用者就不是身份證上的人，也就是人證不合一。根據此前媒體的報道，這樣的卡，有的是已經在購買之前就認證好了的‘黑卡’，用戶只要向‘黑卡’持有者（不一定是電話卡渠道商）購買即可，有的則是辦卡人使用他人身份證進行認證的號碼。”

　　宋宏生介紹，人證合一一直是一個沒有解決的難題，不僅對於虛擬運營商如此，對於基礎運營商也如此。有所不同的是，基礎運營商的實名制開始地更早，經過多年嚴格、規範化操作，執行地相對好一些。“虛商起步較晚，開業最早的才兩年時間。從最初的提交身份證正反面，到後來的提交本人手持證件的照片，實名認證在工信部的監管督促之下越來越嚴格。”宋宏生告訴經濟觀察報。

　　批評實名制流於“偽命題”的蔣志祥則呼籲，從公民資訊安全的長遠角度著想，政府應該考慮建立身份證的聯動響應機制，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證不合一的難題：“在這套系統之下，每個人都建立一個‘身份證帳單’，一個人在任何一個地方使用身份證資訊進行辦卡，必須短信通知到本人進行確認。只要刷身份證資訊，就需要有資訊提示。”

　　蒙羞

　　“山東電信詐騙案發生後，我們的好幾家企業級客戶向我反饋，對後續的合作産生了動搖，原因很簡單，他們不希望因為使用17段號碼而被外人等同為騙子。”蔣志祥説。

　　蔣志詳所在的分享通信是業內用戶規模最高的幾家虛擬運營商之一，用戶量在600萬左右，其中企業客戶是其核心的用戶群。他表示，公司為企業客戶開發的通信方案頗受歡迎。但眼下，在電信詐騙案掀起的輿論風暴之下，這家虛擬運營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電信詐騙案已經令整個虛商行業為之蒙羞。

　　根據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相關專家向經濟觀察報提供的數據，截止2016年8月底，中國虛擬運營商用戶數達到3500萬。蔣志詳説，“説這3500萬用戶都是騙子，這是對少數不法分子之外的幾千萬用戶的不公，也是對整個虛商行業的不公。不能因為詐騙案件將整個虛商行業一棍子打死。”

　　蔣志詳向經濟觀察報表述了虛擬運營商眼下在詐騙亂象之下的苦衷：“目前，虛擬運營商急缺一些基礎資源和能力，比如大數據的接入、SIM卡認證、SIM卡定位服務等、定向流量（指用於指定産品的流量包）等，這些基礎資源和能力是制約虛擬運營商發展的關鍵因素，也和虛擬運營商的反電信詐騙能力缺失息息相關。但眼下的情況下，虛擬運營商根本沒有能力向基礎運營商索要這些資源和能力。”

　　蔣志詳認為，和基礎運營商相比，儘管虛擬運營商規模有限、發展初級，但民營企業天生的創新力，使得虛擬運營商依然具備很強的成長潛質。一些較大的虛擬運營商，都已經在進行全國性的佈局。“作為基礎運營商，他們在本能上必然不願意看到虛擬運營商力量的壯大。”蔣志詳説。

　　不過，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的一位專家則向經濟觀察報分析説，“向虛擬運營商提供基礎能力，也不是説一句話就能在技術層面輕鬆實現的，一些資源的接入會涉及到基礎運營商的系統改造，對當前網路的調整比較大，客觀上存在困難。從主觀上講，這樣的改造涉及較大的投入，而虛擬運營商作為一種高級代理商，目前能夠給基礎運營商帶來的收益還非常有限，基礎運營商沒有這樣的動力去做這樣的事情。”

　　與此同時，基礎運營商和虛擬運營商的在合作之外，競爭關係又始終存在。上述資訊通信研究院專家表示，“一方面，基礎運營商希望通過虛擬運營商來拓展市場，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超出預算為虛擬運營商‘付出’。説到底，所有的結果都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該專家表示，以打擊電信詐騙為例，虛擬運營商因為資源有限，在查處電信詐騙行為上也受到了一定限制，但這也不是完全做不到。一般來説，為了虛擬運營商進行用戶管理，中國聯通會在半個小時的時間內將通信數據傳送到虛擬運營商那裏，當然，也不排除沒有及時傳送數據的情況。虛擬運營商如果發現了異常用戶行為，可以自行對異常行為號碼進行關停處理。”

　　迷途

　　一向樂觀的蔣志祥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焦慮：“主流虛擬運營商的命運，就看能不能撐到今年年底了。幾百萬的用戶數，一個月要投入幾千萬，這其中包括為了爭取客戶付出的大量補貼。如果行業後續還沒有任何規範，沒有任何政策和説法，輿論依然一邊倒地反對虛擬運營商，那我們就只能等死了。”

　　根據今年年初的統計數據，在39家正式放號的虛擬運營商中，排名前十位企業轉售用戶數約佔全部轉售用戶數的86%。蔣志祥告訴經濟觀察報，目前，除了用戶數比較靠前的虛擬運營商，剩下大部分都沒有真正地投入，基本上是處於觀望的狀態。

　　近年，全球虛擬運營商業務保持較快增長，在這一業務發展了17年的英國，移動轉售用戶的滲透率達到12%，具有14年發展歷史的日本為8%，具有5年發展歷史的韓國為6%。剛剛試點了兩年的中國目前滲透率才剛剛超過2%，但在宋宏生看來，虛擬運營商這個行業目前已經墜入某種惡性迴圈中難以自拔。

　　宋宏生向經濟觀察報介紹，幾十家虛擬運營商目前能夠實現盈利屈指可數，事實上基本沒有什麼利潤空間可言。虛擬運營商作為一種通信領域的‘高級代理商’，跟傳統代理不是一個概念，它不僅是作為基礎運營商銷售的渠道，也是基礎運營商的平級競爭者。從設計自己的産品到品牌建設，從基礎的IT設施，到整個市場行銷渠道、售後體系的搭建，虛擬運營商都要去做，加上前期推廣，成本投入巨大。眼下，在基礎運營商資費不斷下調之下，虛擬運營商能夠拿到的批發價格，已經沒有價格優勢可言。

　　在中國移動廣東分公司從事渠道拓展業務的一位負責人印證了宋宏生的説法，這位負責人告訴經濟觀察報，即便是在廣東這樣移動轉售業務做得相對較好的地區，情況也不甚樂觀：“幾家虛擬運營商都虧本，只有一家專門做海外華人市場的虛擬運營商，盈利情況尚好。三大運營商的市場價格已經在下調，虛擬運營商搶主流市場太難，只好去挖精細市場。”“目前這41家虛擬運營商對移動轉售業務的考量是不一樣的，有的在全力衝擊規模，有的是考慮和觀望，有的則是隨大流。”宋宏生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