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制度不確定性 促進民間投資發展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付敏傑

　　民間投資呈現四大特徵

　　關於民間投資的變化，大致可以總結出四個基本事實。一是過去十年來，民間固定資産投資的增速下降似乎是一個趨勢，但民間投資增速的下降並非是平穩的，而是受到經濟形勢和宏觀政策的影響。從2005年開始，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從50%的增速下降到2015年的10%左右，增速平均每年下降4個百分點左右。縱觀2005年到2015年的數據，民間固定資産投資的快速下滑共有兩輪，第一輪是2005年到2008年，四年間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從不到50%下降到30%左右，增速平均每年穩定降低5個百分點左右。從2009年到2011年這三年期間，儘管國際經濟危機在不斷深化，但是在中國政府強大的四萬億投資刺激下，民間固定資産投資維持在30%以上的水準並沒有下降，中間還有過輕微上升。2012年開始重新進入快速下降通道，2012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從34%下降到24%，2013年下降了1.5個百分點。2014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增速也正式跌破20%。2015年從18%下降到10%，下降了8個百分點。從2012年到2015年，四年間從30%以上下降到10%，每年下降5%以上。按照2012年到2015年趨勢，2016年的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會下降到5%左右。即使按照2005年到2015年的平均趨勢，2016年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也至多維持在6%左右，2018年將正式進入負增長階段。

　　二是民間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比重的上升，似乎也是一個趨勢。結合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下滑的事實，這種趨勢似乎也是不可持續的。如果某種原因導致國有固定資産投資比重重新上升，民間投資佔固定資産投資比重上升的趨勢更加不可持續。從2005年到2015年，由於民間固定資産投資的增速一直高於全社會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民間投資在固定資産投資的上升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對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在數據上一直顯示出向上拉動作用。數據顯示，在2005年全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的7.5萬億元中，來自於民間的部分為2.7萬億元左右，佔比僅為三分之一左右，2010年正式增加到50%以上。比重上升最快的是2011年，從51%增加到58%，上升了7個百分點。從2012年開始，民間固定資産投資的比重正式超過60%並維持在60%以上，2013年為63%，2014年和2015年達到64%。

　　三是在增速下滑和比重上升兩個趨勢的作用下，64%似乎已經成為民間固定資産投資不可逾越的結構性拐點，這個拐點發生在2015年。在2015年以前，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基本高於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速，但增速高出來的部分越來越小。2015年的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已經下滑到10.1%，而同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也為10%，二者已經基本持平。從2016年開始，如果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趨勢下滑到6%以下，則2016年的民間固定資産投資比重就會從64%的拐點上開始下滑。假定2016年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速與2015年的10%持平，不考慮價格因素，則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為60.7萬億元，其中來自民間的規模(按照增速6%計算)為37.5萬億元，佔比為61%，重新恢復到2012年的水準。按照上述增速，則2018年民間固定資産投資負增長之年，固定資産投資中的民間比重會進一步下降到57%。約在2030年下降到2005年左右的比重，即三分之一。

　　四是從區域和産業分佈看，民間固定資産投資的重點在東部和二三産業，但增速最快的地方在中部，增速最快領域的是第一産業。從2012年到2015年，民間固定資産投資累計完成114.58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累計完成54.88萬億元，約佔民間固定資産投資額約48%，其次是中部，累計完成30萬億元，佔比31%；最少的是西部，累計完成20.63萬億元，佔比21%。但是就增長速度來看，同比增速最快的地區並不是東部而是中部。分産業看，2012-2015年第一産業佔比約為3%，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分別為51%和46%。儘管第一産業民間投資規模較小，但增長最快，連續四年的增速都在30%以上，達到第二、三産業民間投資增速的兩倍。

　　對經濟的六方面影響

　　民間投資增速下降對經濟的影響巨大。首先，民間投資不足會影響總投資和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的60%以上，民間固定資産投資的增速下滑意味著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嚴重下滑，由此導致總體投資不足。實際上，過去十年來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的下降，伴隨的就是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的快速下滑。從2012年到2015年，伴隨著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從30%以上下降到10%左右，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就已經從23%下降到10%左右。

　　其次，民間投資不足會讓就業問題凸顯，影響“十三五”期間的精準扶貧的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反貧困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世界銀行認為全球減貧三分之二的成就來自於中國，這使中國成為全世界減貧成就最顯著的國家。中國減貧的典型特徵是開髮式扶貧，龐大的固定資産投資為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幾億剩餘勞動力提供了在非農部門就業的機會，以國家産業層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來徹底突破傳統小農經濟的貧困陷阱。在中國的投資中，相對於國有投資的集中于特定企業、産業和區域來説，民間投資和民營經濟往往是遍地開花，對就業和反貧困貢獻最大。民間投資的過快下滑，勢必會影響“十三五”期間的精準扶貧戰略。

　　第三，民間投資不足會影響技術進步、經濟效率、創新型國家建設和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步伐。作為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趕超最便捷的形式是引進國外已有的先進技術，以機器設備投資的形式來實現對國際前沿尖端技術的靠近，以不斷重復的模倣來實現對創新者的趕超。這正是過去30多年來中國技術進步路徑的典型特徵，也是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關鍵。

　　毫無疑問，大規模的機器設備購買必須以大規模的投資作為先決條件。當然，“十三五”規劃的第一大發展理念就是創新，中國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就是要從一個技術模倣者轉為創新者，但這並沒有意味著投資的重要性會有絲毫下降，畢竟現代技術創新都是以大規模投資來推動的。在國際分工中，發達國家的資本優勢和技術優勢結合在一起，才最終讓其處於收入和技術的高端位置。如果民營投資過快下滑，勢必影響技術進步、創新和轉型升級。

　　第四，投資下降導致宏觀經濟增速下降，妨礙2020年全面小康目標的實現。作為經濟增長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重要組成要素，資本形成一直是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部分。投資不足尤其是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的過快下降，會對中國經濟增速造成很大影響。按照反向推算，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目標需要未來五年保持6.5%的宏觀經濟增速。按照過去的經驗，6.5%的增速大致需要13%左右的投資增速，而民間投資增速低於10%，無疑給國家投資“補空”帶來了更大壓力，但國家投資增長越快，對民間投資的擠出就會越大。

　　第五，投資不足嚴重影響財政收入增速。中國的財稅制度有個重要特徵，就是70%的稅收都來自間接稅，90%的稅收由企業繳納。這會導致中國財政收入與企業投資等活動緊密結合在一起。大量的稅收包含在投資環節，過去二十年來，哪個地區的投資增速越快，財政收入增長就越快。投資不足，無疑會讓當前的財政形勢更加捉襟見肘。

　　第六，影響經濟活力和民間資本對於市場化改革的信心。過去三十多年的經驗表明，民營經濟好、民間投資旺盛的地區，往往經濟也更有活力。長三角、珠三角經濟的快速增長基本是以民營經濟為基礎的，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在經濟發展中呈現出來的不足，也基本體現在國有企業缺乏活力，民營經濟發展不足上。當前我國正處在轉動力的關鍵期，民間投資好不好，本身就是市場有沒有動力的重要表現。如果民間固定資産投資過快下滑到10%以下水準，則必然會影響民間資本對市場化改革方向的信心。

　　促進民間投資的三點建議

　　民間投資緣何會出現下滑？又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扭轉這種趨勢？筆者將這兩點和正在推進的經濟體制改革結合在一起。除了民間投資沒有能力、沒有意願、沒有項目外，更重要的因素可能與制度因素有關。

　　全面深化改革從2013年開始，已經推進了2年多。僅僅就其字面的“全面”二字來説，就意味著巨大的任務量。全面深化改革的很多項目已經安排到了2018年、2020年，所以行至中期很多改革還沒有完成就似乎顯得情有可原。但這種長期的改革可能會給市場造成巨大的制度不確定性，筆者以財政體制改革為例來加以説明。

　　財政體制以財政收支為核心，實則涉及到中國黨政管理體制的方方面面，因為雖然收錢集中在稅務一家，但花錢卻分散在所有部門。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所以財政體制改革往往具有全局性、基礎性和戰略性。

　　這一輪的財政體制改革包括預算制度改革、稅制改革和政府間分配關係改革，改革的順序也如上所説，預算制度排第一，稅制改革排中間，分配關係排最後。目前推進較慢的，就是政府間分配關係改革。所以財政體制改革選擇了從預演算法突破，目前正在大力推進稅制改革中的服務業“營改增”。

　　但目前政府間分配關係的改革可能更重要。因為財政改革的基本邏輯是財權適應事權，一級政府究竟要獲得哪些收入，取決於它必須承擔哪些責任。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政府間分配關係改革依據是“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這無形中把事權改革放在在了財政體制改革之前。而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規定》政府間關係改革的方向成了“推進各級政府事權規範化、法治化，完善不同層級政府特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法律制度”。

　　為此，對於改善目前民間投資現狀，筆者建議，首先應最大程度減少改革帶來的制度不確定性。中國經濟發展的典型特徵是政府推動，政府推動和制度創新的主體是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怎麼辦又取決於中央。關係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是兩個制度邊界，第一個邊界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第二個邊界是政府間邊界，政府間邊界決定了(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其次，是做好對改革的內外協調，國企改革的目標重點對內。這一輪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資本化改革，改革涉及到的資本規模越來越大，牽涉到的企業就會越來越多，不可能不對民營經濟産生影響。國有企業每增加一重壟斷，增加一次合併，就會讓民營經濟投資機會減少一次。儘管國有企業合併有利於走出去，但讓給國內民營企業更大的活動空間可能對於中國經濟更加重要。

　　第三，明確各級政府的市場主體地位。參加政府推進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可能是當前民營經濟“最近而最遠”的事情。從近處看，政府推薦的大量項目似乎伸手就可以觸摸，但是制度的無形之墻卻讓其只能選擇遠遠的“點讚”。依據筆者的調研，民營經濟最擔心的是參加政府合作項目會導致民營經濟會喪失自主權。如何權衡“一股一票制”與“一人一票制”之間的複雜關係。如果民資佔比少於50%，國資為大頭，則民營企業家的利益難以得到保證。如果民資佔比高於50%，但日常經營中涉及到國有資産和民營資産的收益權衡問題則難以協調。現實是，在嚴格的國企黨政管理制度之前，一些民營企業家往往選擇敬而遠之。在“清”和“親”之前，民營經濟選擇前者。“清”而不“親”的局面，既不符合中央要求，也對中國發展不利，這一點只能通過改革和發展來解決，但當下若能推出一批不附帶任何政治附加條件的PPP，應該還是很受歡迎的。但最終的措施還是要明確政府的市場主體地位，政府是市場的平等參與者，應當按照市場主體的方式與其他主體協商行事。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為華僑大學與中國社科院財經院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