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假售假成本有多低：造36萬盒假冒毛巾卻被判緩行

　　造36萬盒假冒毛巾判刑3年卻緩期4年執行

　　假貨猛于酒駕專家企業齊呼完善立法加重刑罰

　　來源：北京晨報

　　多位與會專家討論制售假處罰力度輕的問題。

　　浙江大學法學院阮方民教授正在發表對售假問題的看法。

　　商家代表正在就自身遇到的打假問題徵求專家意見。

　　制假售假成本太低，已經成為當下社會打假困境的最重要因素。

　　3月1日上午，由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主辦的“懲治制假售假行為法律對策研討會”在浙大之江校區召開。來自高校的專家學者，品牌企業的負責人一致認為當前立法已經滯後，建議完善立法，對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罰。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阮方民在會上提議，突破舊法律框架，降低假貨犯罪立案標準，鼓勵受害單位、民間人士等蒐集假貨證據，幫助解決警力有限的問題。同時，為了讓打假者無處可逃，他還呼籲各大電商應成立打假商業聯盟，要採取統一的打假標準。

　　阿里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則向社會呼籲，“嚴格執法、加重刑罰，全社會拿出治理酒駕一樣的共識和力度，才能從根本上治理假貨。”

　　受害企業

　　立案難、罰款低、判刑難

　　制假售假刑事處罰率不足1%

　　“過去我們都是線上下查假貨維權，主要是通過消費者的維權，寄回給我們商品進行鑒定之後再去查售假者。”潔麗雅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2015年的時候，潔麗雅接到一個採購電話，稱其收到作為上海市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活動使用贈品的其公司生産毛巾，希望能予以採購。由於潔麗雅從未接受過相關訂單，公司就前往鑒定，結果顯示為假冒其公司商標的商品。潔麗雅將假冒責任人告上法庭。

　　經調查，被告人假冒潔麗雅註冊商標，並提供相關投標文件給服務站投標上海市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紀念品採購項目，並在中標後銷售上述採購項目所需“潔麗雅”品牌毛巾給服務站。據悉，涉及的毛巾共計36萬盒，經營數額達561.3萬元。最後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但緩期四年，賠償金額50萬。

　　面對假貨橫行的情況，潔麗雅去年降低了經銷商的門檻。為了讓很多小商家可以成為正規經銷商，而不要再去賣假貨。潔麗雅將成為經銷商資金要求從30萬降低到1萬，而且1萬元可直接作為貨款拿貨。另外，潔麗雅還降價10%——15%。

　　然而，對於打擊假貨，潔麗雅的努力卻是治標不治本。

　　在河北高陽縣，中國最大的毛巾生産基地，很多廠家可以專門定制生産和潔麗雅産品花樣顏色相倣的毛巾。

　　但是，異地取證，地方保護主義等讓潔麗雅維權路異常艱辛。

　　與潔麗雅有同樣遭遇的還有安踏。一名賣了上萬雙假冒安踏運動鞋的售假者，從2011年起連續被抓了3次，其中一次沒收了設備，一次進行了罰款，最後一次判了緩刑，最終一天牢也沒坐，制假規模還逐年擴大，目前仍在制售假鞋。

　　安踏集團法務部品牌保護周經理表示，鞋服行業受假貨困擾多年未能根本解決，就是因為刑事和行政處罰制度的不完善，犯罪成本太低，難以震懾犯罪分子。

　　每年投入數百萬元打假的老闆電器，也發現假貨依舊沒有好轉跡象。老闆電器法務部方經理認為，目前的法律法規很難打擊制假産業鏈。“目前法律打擊的多是下游組裝人員，對沒有品牌標識的‘白機’和印製侵權標簽的印刷廠缺乏有效打擊。”

　　聖迪奧王經理則直言不諱地表示，公司在打假方面的投入非常高，但效果甚微，真希望專家的建議能早點變成現實，因為假貨已經讓品牌防不勝防了。

　　上述案例可稱目前打假困局的典型縮影。由於現行法律規定存在過時、過寬、模糊和難以執行等缺陷，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對制售假者立案難、罰款低、判刑難。

　　2月27日阿里巴巴曾公佈數據：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共排查4495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5萬元）的制售假線索，截至目前收到刑事處罰結果的僅33例，刑事處罰率不足1%。

　　企業沒有執法權，只能發現問題、下架商品、向執法機關報送線索，然後等待處理，而立案、進入司法程式和量刑判決的過程更加漫長和艱難，最終受到應有刑事處罰的犯罪分子少之又少。

　　“阿裏每年投入2000人、花費超過10億元打假，並配合公安機關執法，但由於現行法律法規的過寬、模糊和難以執行，最終很多犯罪分子能逃脫刑罰”，鄭俊芳説，“根治假貨亟待嚴格執法、加重刑罰，否則打假就像個篩子，違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貨的人急死、執法辦案人員累死、消費者哭死。”

　　專家學者

　　呼籲完善立法

　　入罪門檻、舉證責任

　　和量刑標準多角度切入

　　專家學者普遍認為，當前立法已經嚴重滯後，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懲罰過低，導致假貨分子“前仆後繼”。

　　據了解，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中對於假貨的規範散落在多部法律中，且多年未改。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商標保護法》明確規定，故意製造和銷售假貨重犯者將面臨最高10年刑期、個人500萬美元罰款。美國聯邦法律規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將面臨10年以上的監禁，重犯者將面臨20年以上監禁和500萬美元的罰款，造成死亡後果的個人將會被終生監禁。日本商標法和防止不正當競爭法規定，對制售假者判處5年以下拘役或者5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9萬元）以下罰金；對違反法律的法人要處以最高達1億5千萬日元（約合人民幣857萬元）的罰金。與美日相比，我國對制假售假的刑罰力度相對過小。

　　研討會上，很多學者建議從入罪門檻、舉證責任和量刑標準三個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對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罰。

　　有專家表示，從司法實踐上看，目前我國對制售假者的緩刑適用比重太高了，“判了他還在社會上待著，還在幹”，應當嚴格禁止緩刑適用。

　　按照《刑法》規定，制假售假定罪標準從制訂至今仍以銷售金額為一元化標準。清華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認為：“目前法規從結果來定罪，造成了作繭自縛的情況，很多結果無法確認，應參考假貨的全部銷售數額、對人身的傷害等”。浙江大學刑法研究所執行所長高艷東也認為：定罪標準應當從銷售金額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在司法解釋層面，應該修改傳統證據認定標準，採信大數據分析結論、經驗證的電子證據，有條件地採用抽取證等證據標準。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王新以“生産銷售偽劣産品罪”舉例，“它的定量標準是什麼？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才達到刑事立案的標準。5萬元是一個死數字。1997年就確定的死數字，這麼多年沒有調整。打假形勢日新月異，不能只考量銷售金額，還可以考慮銷售件數。”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余淩雲在發言中表示，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來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區域嚴打，而是要推動打假主體多元化、治理範圍全覆蓋，希望中央有關部門來牽頭部署打假相關工作，就像當年酒駕入刑一樣高度重視假貨問題。

　　廣東金融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姚志偉也認為，對於制售假者相關法規的處罰力度確實相對較弱。除完善刑法等法規外，還可以考慮增加行政資格處罰，對制假售假者設置行業禁入。此外，執法部門應加強與電商平臺間聯動，在違法犯罪發生第一時間獲得電子證據，並對售假者做出相應處罰。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認為，“打擊假貨不能一味地增加電商平臺的責任，打擊假貨鏈條的每個責任方都應該參與進來，各自承擔起責任”，打假應該通過《刑法》、《産品品質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規定上進一步完善，系統性解決假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