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萬科管理層既不懂國企規矩 又沒有私企殷勤

　　王石和萬科敗在了情商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週刊》2017年第16期）

　　《萬科模式——控制權之爭與公司治理》

　　推薦指數：★★★★

　　作者：華生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作者簡介：

　　華生

　　知名經濟學家，長期從事中國發展與改革的體制機制設計研究，被譽為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三項重要變革，即價格雙軌制過言渡機制、國有資産管理體制及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動者之一，近年來著力於農民工市民化的機制設計與應用。現任東南大學、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等。

　　萬科股權控制權之爭及股東與董事會、管理層和事業合夥人的激戰，一波三折，爭論的核心最終歸結到公司治理結構和資本市場規範的制度建設問題。作為萬科之爭的當事人和焦點人物之一，華生親歷其中又不失研究者身份的理性意見。本書中，華生詳細講述了萬科之爭的始末，對國企改革和上市公司治理髮表獨到見解和建議，並將中國內地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司治理情況做了對比分析，提出了改進中國上市公司治理與證券市場規範的制度設計建議。

　　幾個小時的董事會開到最後，我自己覺得已經聽明白了萬科管理層和華潤方面各自的真實訴求。在對立的雙方中被迫選邊站，首先要看誰的立場更有道理，更符合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

　　就萬科管理層來説，他們的訴求應當説始終比較一致，其站位也可以説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從光明面説，他們是為了繼續保持在一個規範的現代公司治理框架下自主經營的獨立性。從陰暗面講，是管理層想長期地保持自己對公司運作的實際控制權。不過平心而論，管理層的這個私心也只是維持現狀，而萬科這幾十年的脫穎而出正是因為這個“私心”，其也提供了創業型企業家對公司成功和偉大的不懈追求、與時俱進的應變和創新，以及為了企業的輝煌而自我激勵自我約束的持續動力。這才使萬科從當初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小企業發展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産公司之一。因此他們的這點私心與公司發展並無實質衝突。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説，他們與企業的發展目標激勵相容。

　　這就如亞當·斯密説市場經濟一樣，正是因為依靠人的自利心，社會上千千萬萬的人才盡心盡力自願地為滿足他人的需要而勞作，辛勤地提供別人需要的産品和服務以換取自己的利益，結果反而達到了資源配置最優的境界。再説這次整個事件也確實並非因他們而起，只是因為“野蠻人”入侵，敵意收購，他們被迫防守反擊。當原來的第一大股東華潤無力或不願進一步支援時，才去尋找新的同盟者。他們的最大問題就是其標桿領頭人王石，他雖然曾經對萬科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但近些年來在光環照耀下有些自覺不自覺地飄飄然。特別是在這次股權爭奪戰中，應對失當，出言輕率，樹了許多不應該樹的敵，加重了萬科的困境。

　　寶萬之爭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演變為華萬之爭，還緣於以王石為首的萬科管理層對自己原來賴以生存的生態即與華潤集團的關係處理失當。須知原第一大股東華潤“大股不控股，支援不干預”的態度，既與當時經濟社會氛圍有關，也與前幾任華潤掌門人的個人性格、判斷和偏好取向直接相關。萬科的管理結構在全國的國企作為第一大股東的公司中幾乎是個孤例。萬科的管理層絕對不能習慣成自然，覺得過去的慣例也就是今天的必然。由於國企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而全體人民不可能自己來管，通常是由政府及其官員管理。因而國企開門主要是對上級領導負責，關起門來，就是人人都要對本企業領導負責。這樣極易形成真正的內部人控制。所以我們看到在行政化管理的有些國企中，往往“一朝天子一朝臣”。搞壞了關係，惹惱了現任領導，什麼國家利益股東利益都可以是放在嘴上的，給人穿起小鞋來可以不惜代價。在這種對上負責的行政管理體制中，幹得好不好至多是能力問題，同時也可推給天災人禍。但對領導態度如何，那是立場問題，説大就大到天上。以王石的高調做派，與現任新領導關係搞僵，並不奇怪。特別是這新一代華潤領導並沒有與萬科長期交往的經歷和相互理解，其對萬科管理層各種也許不大但令人惱怒的不恭和輕慢的反感難免會日積月累。這就會動搖萬科治理結構的根基。

　　萬科待人接物的態度完全是現代企業冷冰冰的成本和效率考慮，能省事就省事，對此我早有切身體會。我覺得自己好賴也算個人物，別人花多少錢請我去外地開會我都一概拒絕，但這些年我到深圳去開萬科董事會，多早多晚到機場，只有一個一言不發的司機把我直接送住處。萬科從上到下，連個人影都見不著，電話問候也沒有，更不用説其他照顧服務了。咱是可以忍了，自願的嘛。但有些國企大家知道，尤其領導出動，沒有親自迎來送往、恭敬伺候，那真是不想幹了。萬科的管理層大模大樣慣了，自詡自己是治理結構和文化獨特的現代企業，既不懂國企的規矩，又沒有私企的殷勤。更要命的是，萬科把法規中可以或應該預先知會和請示的事項本著法無規定皆自主的精神，統統自己就做主辦了。雖然華潤方面多次表示不悅，後來甚至大動干戈告到監管部門，雖總是因難以裁量定論而不了了之，但身為大股東的領導不滿則可以想見。其實許多大事乃發軔于末節。中國過去講關係，現在更時髦的名詞叫情商，往往更決定成敗。從這個意義上説，如果王石等萬科管理層最後打敗這一仗，一朝崩潰四散，這將是萬科從此走入下坡路的轉捩點，也可以説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進一步分析，萬科當時倉促停牌，沒有預告原第一大股東華潤，也沒有迅速召開董事會通報和決策，這是很大的失誤。為了自保並在無具體可靠的重組標的情況下火速停牌，是為自己過去一系列輕敵和失誤付代價。但這種準備不足與無明確並購標的的長期停牌，應當説至少不符合公眾股東的短期利益（因為中長期看，就如我曾撰文指出的，即便寶能收購萬科最後成功，也只利於少數敢於投機冒險並及時獲利了結的人，絕大多數萬科股東最後會因公司衰落而受損，因為寶能既然在地産上做得只是一般，我們實在無法認為他們控盤會比現在萬科管理層幹得更好）。果然，萬科在情急停牌後，病急亂投醫，找過包括華潤置地在內的各個重組對象，均先後告吹，就是驗證。

　　萬科不幸中的最大幸運在於，其最後找到的深圳地鐵反而恰恰是最理想的合作對象。這真應了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因為中國的房地産市場經過這近20年的飛速發展，正面臨巨大風險和變盤。萬科這家房地産市場1.0時代的恐龍，能否在2.0時代還能生存乃至鳳凰涅槃，能否抓住大城市圈時代軌道加物業的先機，確實至關重要。這還不用説，萬科、深圳地鐵以及原先的敵意收購人寶能都正好同在深圳市的地盤上，光是與深鐵聯姻，如果不與華潤對立，就已經可以震懾寶能三思而行。有這樣的運氣，應當説具有相當的偶然性。這樣的機遇，可以説暗示萬科氣數未盡，也可以説已明示其命懸一線。

　　（本文節選自本書正文，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