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穿行與一座城市的韌性

　　疫情期間，快遞需求增幅明顯，快遞員單日投遞次數增多。

　　如今，外賣、快遞騎手（以下簡稱“快遞員”）大概是越來越多市民“最熟悉的陌生人”。尤其是疫情期間，當一個個被翹首盼望的包裹及時飛入尋常百姓家，當人們在家靜心等待，即可坐享現代物流的便利，無數城市穿行者的忙碌身影，匯成一道讓人安心、傳遞暖意的風景線。

　　基於對上述現象的關注，一群來自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師生發起問卷調查，希望為快遞員們的工作環境改善有所貢獻。新鮮出爐的數據結果，讓活動發起者潘海嘯教授感到欣喜，這次問卷真是“做對了”——原來，快遞員更好工作環境的背後，正潛藏著讓一座城市變得更好、更具韌性的密碼。

　　如何破譯這組“密碼”？潘海嘯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重新發現最適合 高密度城市的出行方式

　　解放週一：您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城市交通空間的管理和設計。這一次，您怎麼會想到就快遞員工作環境的優化展開調研？

　　潘海嘯：這次疫情期間，因為不能隨便出行，很多市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遇到了困難。這時，我們的快遞員們很給力。他們用自己辛勤的工作，把各種物資送到千家萬戶。由於疫情期間，大家對衛生安全提出更高要求，很多快遞業務對無接觸付款、無接觸取貨、預約制服務等環節予以細化，使人們在及時收到貨物的同時也收穫了安心。從物資交換、城市運轉的角度來看，在這段困難的時光，快遞作為一種高效的物資遞送方式，顯示出了獨特的優越性。在此也向疫情期間辛勤工作的快遞員表示感謝和敬意。

　　但我們的調研並不僅僅滿足於此。我們想通過進一步的調研，去尋找以下幾個問題的答案：哪些因素決定了快遞員工作環境的好壞，對他們的工作效率有何影響；類似快遞員所使用的小型低速機動化交通工具，在快遞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作用，它們在城市中可否發揮更大作用；高密度大都市的城市空間佈局如何進一步細化，才能更便於城市人的生活和出行。

　　簡單來説，此番疫情期間，快遞員們每天都在經歷的工作場景，正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預演著一些面向未來的城市課題。而我們的調研結果正指向一系列新的可能。比如，如果我們的城市交通環境，能夠為小型低速機動化交通工具創造更多出行便利，就可以為城市交通的順暢運作起到積極的補充；如果快遞員們可以更順暢地將貨物送到各個社區、小區及送到收件人手中，便意味著這個社區、小區可以在保證衛生安全的前提下，更順暢地與外部街道、城市空間銜接、互動。

　　換言之，我們得到的回復直接關涉快遞員們在工作中的主觀感受，比如方不方便、耗時如何、工作效率有否受到影響，其背後實際上是交通運輸需求與選擇的多元化、城市生活的便利度、社區內外空間之間如何實現更好的銜接與互動。

　　解放週一：您所説的“小型低速機動化交通工具”主要指哪些交通工具？

　　潘海嘯：現在快遞員們所使用的電動自行車就是典型代表。過去，一些市民上下班途中常用的自行車、電瓶車也屬於這一類。很可惜，隨著近年來汽車成為主流代步工具，小型交通工具的便利性和環境友好性被忽略了。共用單車風靡一時，讓部分市民重新體驗到了其便利性和環境友好性，但僅靠共用單車還不夠。在未來，城市裏的交通出行選擇，除了汽車和目前以地鐵、公共汽車為代表的公共交通系統，可否有更多元、更宜人、更環保的選擇，值得不斷去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城市道路體系建設更注重長距離的機動化交通出行，強調機動車的運作效率。但人口密度高和用地高度混合是我國城市更普遍的特徵，我們必須基於國情，去尋找更適合我們的出行方式。

　　更“快樂”的配送 更有活力的城市生活

　　解放週一：具體來説，您在設計問卷調查的過程中，如何解剖“快遞配送”這只“麻雀”？

　　潘海嘯：我們除了會問性別、年齡這樣的基本資訊，還會就以下幾方面的情況提問。

　　快遞員的社會身份。比如，他或她的小學就讀于城市還是農村？從我們目前回收的問卷來看，有70%以上的快遞員小學就讀于農村。這從某種程度上表明，農村人口在提供社會基本服務上不可或缺，他們正在以自己的踏實工作，為城市生活的正常運轉做貢獻。

　　快遞員的工作時間。我們詢問了每一位快遞員在目前公司的工作時間、疫情前後所服務店家的類型、最常服務的店家、社區的分佈、每天的工作時段、最常在幾時送貨。

　　快遞員的工作量和工作效率。比如，疫情期間和非疫情期間，他們平均每日遞送的次數、件數總量、平均一次遞送的時長、影響遞送工作時長的因素。

　　社區接收貨物環境與快遞員遞送效率之間的關係。比如，投遞處人口密度與快遞數量之間的關係、投遞處周邊服務水準與快遞數量之間的關係、投遞處採取何種取件方式最節省投遞時長。

　　疫情對快遞投送的影響。比如，請快遞員們回答，疫情期間，怎樣的快遞投送模式更合理、高效。

　　從問卷結果來看，疫情前後，快遞員們服務的商家類型分佈較均勻，均以日用品類型商家最多，食品類同樣佔比很大；疫情期間，藥品快遞需求增多，生鮮食品快遞需求與平日持平。

　　無論是疫情期間，還是非疫情期間，快遞員開始工作的時間大部分集中在7-10時，結束工作的時間大部分集中在18-22時，最長送貨時段大部分集中在9-13時。只是疫情期間的工作時段和最長送貨時段更“集中”，時間分散情況略有減少。快遞員在非疫情期間的配送件數大多在每天50件以上；疫情期間的快遞需求增幅明顯，大多在每天100件以上，且單日投遞次數有所增多。

　　從快遞員們在疫情期間的切身感受來看，最影響他們工作順暢程度的問題主要有“一些小區採取封閉管理，貨品放小區門口，貨架比較亂，容易丟失”“一些小區進出困難，容易造成多次派件”“貨件無法直接送上樓，引起客戶不滿”等。一些快遞員為此煩惱多多。

　　且不説，我們需要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給予快遞員們更多的理解和人文關懷，他們的工作強度和工作效率是實實在在的。從我們這次了解的情況來看，有些快遞員一天可以送貨30-50趟，由此得到幫助的就是30-50個家庭。

　　解放週一：通過這次調研，有沒有什麼發現帶給您新的思考？

　　潘海嘯：往常，在城市裏，尤其是中心城區，如果遇到災害或道路損壞需要修理，開汽車的人基本上就無法通過，城市的交通運轉、物流保障也會嚴重受阻。但如果使用的是兩輪車，只要道路能夠簡單地做點維護，馬上就能順利通過，城市的基本功能很快就能夠恢復運轉。

　　城市的韌性取決於多重、多層級網路編織給城市空間和城市生活帶來的彈性，保證城市在受到多種衝擊後，仍然可以在不同的模態下有序運轉。這一次的調研讓我進一步體會到小型機動化交通工具在提高城市韌性方面的積極作用。

　　比如，平日裏，一旦有輛貨車在小區門口卸貨、停留，整個小區門口的出入就亂了套。而這一次疫情期間，哪怕有七八輛電動車同時在小區門口送貨，也沒有出現貨車送貨所引起的混亂。

　　仔細想來，大型貨車運輸有利於降低物流成本，但與居民日常生活空間容易有衝突。相比之下，小型兩輪交通工具對倉儲空間的分佈更少挑剔，不僅便於快件從物流轉机站、配送網點到居民區之間配送和聯繫，而且，社區周邊面積受限的狹小快件接收點都可以適應電動車配送的要求。如果安排得當，使用小型兩輪交通工具，還可以讓一些城市背角空間被更好地利用起來，有利於物流成本的降低。

　　可見，空間的效率與空間的大小並不一定成正比。選對了配送物流的交通工具，小空間也能實現更高的運轉效率。建立在小型兩輪交通工具上的快遞網路，保證了我們受到疫情衝擊下的基本生活，是使城市更具韌性不可或缺的一個交通運輸網路系統。

　　疫情期間的快遞服務也給城市精細化管理提供了一些啟示。比如，在進行城市空間的規劃設計時，空間的變通性、多樣性很重要。有些時候，與其追求城市空間設計的精細化甚至精緻化，不如考慮賦予空間更多樣的使用可能，讓一方空間可以在不同情形下實現各種用途。未來，為了更好、更便利的社區生活和社區服務，我們完全可以考慮選擇更高效、可變的社區空間組織方式。

　　從社區層面來講，以前的社區設計鮮少關注社區內部與社區外部之間的銜接問題。從這一次疫情期間的情形來看，未來，這一點值得引起關注。

　　解放週一：以前，人們對於社區公共空間的想像，大多局限在社區內部、一方可供大家舉辦公共活動的所在。

　　潘海嘯：是的。以後，我們可以進一步拓寬對社區公共空間的認知和想像。比如，我們可以在社區設計一個可變的、半開放的公共空間。它既便民，又不影響周邊交通空間的使用，還能為社區應對各種複雜情況存留更多的可能。

　　在疫情期間，這樣一個可變的空間，可以化作暫時的物流接收轉机站。非疫情期間，它可以作為社區與社會交流的一個平臺，方便組織一些讓社區生活更有活力、更接地氣的活動。

　　我在巴黎生活時看到過一處社區生活廣場，印象特別深。早間，這裡是可以賣菜的集市；白天，待集市結束，收拾完畢後，這裡是周邊工作人員或市民的休閒廣場；晚上，廣場上，一個個正規經營的餐廳被有序地搭建了起來。

　　這樣一個空間的可變性和適應性是非常強的。它所承載的城市生活服務也非常豐富、多元，可以讓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受到一種靈動、溫暖的活力。而這樣一種有溫度的活力，不是通過城市雕塑、建築物、裝飾物件來實現的，而是通過這個空間可以提供的服務來實現的。由此産生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僅可以讓人們更多地感知城市的特色活力、環境景觀和文化氛圍，還能促進城市品質和魅力的提升。

　　可以想像，如果每一個社區與外部的銜接、交流可以更順暢、友好，快遞員們的工作也會變得更加順暢、高效、愉悅。

　　更“安全”的配送 呼喚更科學到位的管理

　　解放週一：對很多人來説，快遞、外賣小哥就像城市裏的“蜂鳥”，用力揮動著自己的翅膀，穿梭在小區樓宇和街頭巷尾。他們不停歇地為人們送去必需的生活物品，卻也常常為了實現更高的配送效率，忽視了安全和對交通規則的嚴格遵守。這一次的調研，有否為上述矛盾的化解，提供新的思路？

　　潘海嘯：消費者的“快需求”與快遞員“慢守法”之間，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關鍵看如何管理。當問題出現，我們不應該簡單指責快遞員的騎行不夠“文明”，而是應該及時尋找更好的管理工具，提升相應的社會治理能力。

　　比如，有一些北歐國家推出了一種新型電動自行車。在這種電動自行車裏面，配置了一個專門的限速裝置。一旦騎行超過法定速度，這輛電動車就會自動斷電。另外，提升違法成本也是一種辦法。很多規矩都是靠罰款罰出來的，背後細究起來，就是城市管理精細化問題。

　　快遞行業作為一個新行業，對於其工作人員，我們有必要加強管理。或者是要求相關工作人員具備相應的操作資格，或者是對工作人員進行必要的系統化培訓。這些都是必要的管理手段。中國的城市密度很高、混合程度也較高，低速的小型機動化交通工具有很大的使用潛力。對此，我們不妨為它們更大的生存空間，匹配更合適的管理手段，讓它們可以為我們更便利、安全的城市穿行服務。而不是因噎廢食，因為其曾經製造過的一些安全上的麻煩，否定其合理性。

　　因為這一次的調研，我們有機會接觸到了更多的快遞員。給我的感受是，在這一次的疫情過程中，很多快遞公司、快遞員對於自己遇到的困難，都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態度。他們並沒有因為自己工作上受到更多限制和要求而心生抱怨，大都做出了積極、靈活的應對。對此，社會治理層面，應該以更大的管理智慧，改變人們對快遞行業的成見，幫助快遞員這項工作成為一個更受人尊敬的職業。

　　我們的消費者也不妨給予我們的快遞員更多的理解。有快遞員反映，一些客戶對快遞時間的精準抵達要求非常高。在特殊情形下，比如小區封閉式管理，這樣的高要求就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煩惱。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未來，快遞公司不妨對消費者的服務需求做進一步的細分。通過服務産品的細分，讓消費者找到更符合自己期待和要求的産品。有些物件如果不需要精準抵達，消費者完全可以選擇與自己需求匹配的服務類型。當然，快遞公司可以針對性地調整相應的報價。

　　從城市管理的角度來講，無序會增加城市負擔。同理，無序的服務，不夠精細化細分的産品，也會給快遞員增加不必要的負擔。更高效的城市運轉，更有彈性、更高品質的商業服務，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從交通運輸組織效率的角度來講，更高效的運輸，也會減少相應的資源消耗，對環境的友好度更高。

　　有一位網友的評論讓我印象深刻。他説，當消費者多一些理解寬容，不因客觀因素之慢任性行使“差評權”，當行業準則多一些科學規範，不把業務單量當作唯一績效標準，當執法部門多一些精細管理，不因管理群體龐大對“輕違法”熟視無睹，我們就能找到那條讓快遞業更健康發展的路。（記者 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