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三週年，很多人以為這是家“中國的銀行”，事實上……

　　三年前，很多人以為這是家“中國的銀行”，但他們都錯了

　　三年前的1月16日，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在北京正式開業時，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家“中國的銀行”，是專供中國的“提款機”。但三年後的今天，他們發現，“起初的擔憂是杞人憂天”。

　　“中國的銀行”？

　　亞投行由中國倡議成立，作為大股東，中國出資最多，投票權也最大。有些國家擔心，亞投行會變成一家“中國的銀行”。

　　三年來，亞投行用行動證明，這是一家按國際高標準運作的多邊金融機構，是一傢具有21世紀公司治理標準的開發機構，是一個全球的聯盟。

　　三年間，亞投行成員從建立之初的57個迅速增加到93個。除了南極洲，各大洲都有亞投行成員。英、法、德等西方發達國家也打消顧慮相繼加入。這種爆髮式增長在多邊開發機構中相當少見。

　　“這是國際社會投出的一張信任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採訪時，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實踐表明中國政府言必行、行必果，不直接干預銀行經營，而是通過董事會發揮大股東應有作用，其規章制度和運作由各成員協商決定。　　

　　中新社侯宇 攝

　　對於新朋友，亞投行也始終敞開大門。談及備受關注的美日兩國會否加入亞投行，金立群表示，各國是否加入是其自身選擇，不會影響亞投行與其合作。目前亞投行與美、日均保持良好溝通，與兩國金融機構也有廣泛接觸。在未來的項目國際招標中，亞投行將對美日企業一視同仁。

　　“一帶一路”建設的“提款機”？

　　“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均由中國發起，有些人便猜測這是中國的“戰略算計”，也有人稱亞投行將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提款機”。

　　金立群説，亞投行積極支援“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創立均源於中國，但都屬於世界。這兩個倡議都是開放包容的合作平臺，是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的形勢下，中國倡議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現實性舉動。

　　2017年5月，亞投行和世界銀行等6家多邊開發銀行和中國政府共同簽署了關於加強“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為沿線國家提供項目資訊溝通與對接，加強能力建設提供幫助。

　　但中國政府一開始就強調，創辦亞投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亞洲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援。

　　三年間，亞投行累計批准項目投資逾75億美元，已為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非洲等6個地區13個國家的基建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援，覆蓋交通、能源、電信、城市發展等多領域，帶動各類公共和私營資本近400億美元進入相關基礎投資項目。印度、孟加拉國、埃及等國民眾都從這些項目中受益。

　　金立群説，“中國無意創辦一個銀行後自己從中大量借款”，但為了與周邊國家實現互聯互通，中國也可以使用一些相關資金。北京霧霾比較嚴重，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改善北京地區空氣品質，亞投行在中國落地的首個項目選擇了北京“煤改氣”。

　　今後亞投行對中國的支援還將繼續推進。“但我們要挑選好的、關鍵的項目，並將其規模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避免影響對其他國家的借款。”金立群説。

　　《日本經濟新聞》評論説，亞投行成立之際外界有多種擔憂，但現在“擔憂出現減弱”，亞投行慎重對投資項目進行審查的姿態受到好評。“開業前對亞投行會隨意對亞洲基礎設施項目放貸、中國企業會不斷取得訂單的擔憂，可以説是杞人憂天。”

　　亞投行做對了什麼？

　　現在，這個由中國發起成立的多邊開發機構已得到廣泛認可。全球主要評級機構紛紛給予亞投行最高信用評級，包括聯合國專門機構和區域開發銀行在內的許多國際發展組織都與亞投行達成合作。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行長蘇馬·查克拉巴蒂稱，與亞投行的合作關係是該機構與其他國際開發金融機構之間“最友好的關係之一”。

　　北京學者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認為，作為多邊開發機構的“後起之秀”，亞投行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年內有如此發展，主要得益於兩件事。

　　其一，堅持開放共贏，走國際化道路。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陳鳳英看來，亞投行有三個成功的做法：

　　在接納成員上不排外，一國不論大小、經濟發展水準，只要有意向加盟，走完流程後即可加入；在業務上不局限于基礎設施建設，不是“為基建而基建”，而是充分考慮到成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實際需要；在人員招聘上堅持面向全球而非只局限在成員內部，美日等非成員國員工也能在該機構任職，這在多邊開發機構中非常少見。

　　“在國際化方面，亞投行做的是最好的”，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徐秀軍説，一方面，通過吸納不同類型成員，亞投行為有基建需求的融資方和投資方提供了對接平臺，對各參與方都是利好；另一方面，亞投行雖然由中國發起成立，總部也設在北京，但並未“特殊照顧”中國利益。

　　目前，亞投行貸款項目大多給予了中國以外的成員。中國也未追求所謂“一票否決權”，而是明確表示隨著成員逐漸增多，投票權佔比將逐漸稀釋。

　　“這均表明亞投行在實踐中不排他，而是堅持共用、包容、普惠的理念。”徐秀軍説。

　　其二，堅持高標準，走創新道路。

　　金立群稱，該機構在項目選擇上有三個根本要求：財務可持續，項目不能賠錢；環境保護，項目應有利於改善環境而不是相反；得到所在地民眾支援。

　　他表示，亞投行在制度設計和架構上進行了一些創新，且內部每個重要決定都在充分醞釀討論的基礎上民主決策。此外，廉潔也是亞投行非常注重的準則。

　　徐秀軍認為，亞投行宗旨、目標、職能定位均非常明確，這是取得成功的一大要件。此外，通過制度創新，亞投行克服了現有多邊開發機構的一些突出問題，如審批流程複雜、效率低下等。更難得的是，亞投行在效率與品質中取得了較好的平衡，沒有為效率而犧牲品質。

　　“國際化、高標準、透明度，是亞投行獲得認可的重要原因。”陳鳳英説，亞投行借鑒了多邊開發機構的成功經驗，也充分吸取了它們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等教訓，可以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實現了更好發展。

　　陳鳳英稱，今後中國為區域乃至全球提供公共産品時，也應參考亞投行的成功經驗。除了平衡好中國自身利益和各國共同利益，還要穩紮穩打，不能急躁。

　　亞投行未來要做什麼？

　　建立運營一家多邊開發機構，長期可持續發展是關鍵，歸根結底在於其從事的投資項目到底好不好。

　　金立群説，在産業佈局方面，亞投行的總體原則是合理平衡，但一定時間內會有所側重。尤其在亞投行開展業務之初，將始終以基礎設施為重心，其他生産性領域要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因為很多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依然較差，現在就推動其大力發展其他生産性領域比較困難，還需要一個國內技術力量培養的過程。但我們也會傾聽借款國的意見，如果有一定需要，亞投行也可以從事一些其他生産性領域項目。

　　對於未來，要取得長足發展，年輕的亞投行需更加注重創新和風險防控。

　　陳鳳英稱，隨著國際經貿格局深入調整，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環境在變，基礎設施建設的含義可能也會變。因此，亞投行需不斷創新，更好適應區域新的經濟發展需求。此外，多邊機構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管理，亞投行今後應繼續堅持正確的管理思路和做法，並根據形勢發展及時調整。

　　徐秀軍則認為，隨著今後業務規模逐漸擴大，亞投行需要在風險防控上加大力度。

　　金立群説，對於亞投行來説，項目的數量重要，但品質更加重要。沒有數量對發展的影響不夠，但如果搞了很多項目都是賠錢的、失敗的，同樣沒有任何意義。在財務可持續性上，亞投行有風險管控部門來嚴格計算把關，這一系列措施都建立在公司治理框架基礎之上。

　　在管理上，亞投行也從開始就設定了“精幹”的目標，並進行制度和架構創新，從源頭上防止“大機構病”。特別是採取了按業務條線設立部門的方式，從而使每個專業人員都得到充分工作機會，不會出現“一部分人非常忙，一部分人非常閒”的情況。

　　與此同時，亞投行並未在各個成員國設立龐大的代表處，而是在銀行內部成立一個國家規劃部門，對主要國家的借款進行充分規劃和準備，今後還會在項目所在國適當雇傭一些諮詢專家進行協調。

　　當然，亞投行依然是一家新創辦的機構。金立群説，我們將繼續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每走一步路都要踩在實地，站穩了再往前走，不能急躁、不能浮誇，更不能有妄自尊大的心態。一定要記得，亞投行只是眾多國際多邊機構中的一員，它還在成長之中。

　　(本文作者：俞嵐 李曉喻 王恩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