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十年代,日寇進逼華北,為了保護清宮所藏的歷代珍寶,國民政府下令南遷文物,分五批將19557箱文物從北平遷往南京,後又轉至西南大後方妥為安置。1945年日本投降,這些文物都被運回了南京,然而很快又趕上了國共內戰。1948年淮海戰役之後,國民黨形勢危急,倉促之間挑選精品文物共3824箱,分三批運抵臺灣。遷臺文物的數量雖然不多,但是品質一流,堪稱清代民國兩朝收藏之精粹。1965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新館舍在臺北外雙溪興建完成,用於展示遷臺文物,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知的臺北故宮。
有一種説法,認為北京故宮的寶物都被運到了臺北,只剩下了一個空殼子,這是個錯誤的觀念,因為以館藏文物數量而言,北京故宮有一百多萬件,遠多於臺北的近七十萬件。不過以國寶級文物的數量和品質而言,兩岸故宮的水準基本上在伯仲之間。
去臺北故宮參觀了幾次之後,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普通觀眾對臺北故宮的認識頗有偏差,大家把翠玉白菜和肉形石這種東西當成國寶,排大長隊參觀。卻對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所知甚少,這次去臺灣恰逢201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週年,臺北故宮舉辦了“典範與流傳-范寬及其傳派”特展,並展覽了故宮真正的天字第一號國寶《溪山行旅圖》,同期,北京故宮也舉辦了“石渠寶笈特展”,與《溪山行旅圖》堪稱雙壁的《清明上河圖》以及《伯遠帖》等重量級展品展出,為一時兩岸文化盛事。藉此機會,我覺得應該寫一點東西以正視聽。
謝田
翠玉白菜排不上號
關於臺北故宮,很多去過的朋友都知道,有“鎮館三寶”最值得一看,分別是毛公鼎、肉形石和翠玉白菜。這是一個典型的以訛傳訛,因為要論臺北故宮的鎮館之寶,毛公鼎或許可以入選,但是往下再數兩百件,恐怕也輪不到翠玉白菜和肉形石。
翠玉白菜是清朝晚期的工藝品,尺寸很小,長只有18.7釐米,是棵“小白菜”。材料用的是雲南緬甸一帶的綠玉,色澤青白,寓意“清清白白”,菜上有螽斯蝗蟲兩隻蟲子,寓意多子多孫。這本是個插件,白菜幫子插在一個木托上,相傳是光緒瑾妃的陪嫁。清宮裏珍玩無數,以前從沒人特別關注過這棵白菜,在運送到臺北的過程中還把一條蟲子腿給磕壞了,品相也説不上特別完整。然而它在臺北故宮展出之後,聲名鵲起,因為它和真白菜的相似度太高了。其實清代有很多類似的珍玩,好比説河南博物院有象牙蘿蔔和象牙白菜,北京故宮有瓷器螃蟹,都和真的一樣,然而臺灣人沒見過類似的東西,便以為翠玉白菜是天下無雙的珍寶。至於肉形石就更不值一提了,它才有5.7釐米高,只是一個帶有成層色條的類玉石而已,工匠在頂上染色打孔,造成類似紅燒肉的視覺效果。國寶的一個關鍵要素在於稀罕,翠玉白菜和肉形石都沒有什麼唯一性,特別是肉形石,基本上要多少就能做出多少來,在博物館展廳裏擺上幾千個大大小小的肉形石,恐怕沒幾個觀眾還會認為那是寶貝。
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的成功,基本上靠的就是“少見多怪”四個字。臺灣的地陪導遊基本上都不是什麼專業人士,説不上信口開河也相差不遠了,他們説翠玉白菜和肉形石有多麼多麼好,恰好符合了中國人愛吃的性格,於是總是吸引大批人群觀看。故宮管理方面擔心人多擁擠出事,就把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專門陳列,方便大批觀眾排隊觀看,結果讓觀眾們以為這果然是難得一見的國寶,其實根本不是。真正開心的是旁邊的餐館,高價推出翠玉白菜和肉形石這兩道菜,賺得盆滿缽盈。
汝窯瓷器世界第一
那臺北故宮常設展出的文物中,真正頂級的是什麼呢?和翠玉白菜一樣專門展出的兩件青銅器“毛公鼎”和“宗周鐘”毫無疑問都是極品。毛公鼎是中國銘文最長的青銅器,上面有499個字,在商周時代算是超長篇的文章了,以前的青銅器都是論字賣價,一個字多少兩銀子,字多了單算,像毛公鼎這樣的就是無價之寶了。宗周鐘有123個字,是商周時代銘文最長的樂器,而且這個鐘來頭非凡,它是周厲王的禦制寶鐘,上面記載了周王親征南國的歷史,所以它不光是珍貴的史料,還是周天子的禦物,價值無可估量,是清宮裏傳下來的至寶。
臺北故宮收藏的中國青銅器是很有水準的,至少比北京故宮要強上許多,但是比不上北京的國家博物館,後者的青銅器藏品中有大盂鼎、虢季子白盤、利簋、後母戊鼎等一批重器,是毫無疑問的世界第一。其實當年蔣介石也想把司母戊鼎運到臺北故宮,可惜這傳國重器實在是太沉了,會壓壞甲板,根本無法裝船運走,毛公鼎只有34.5公斤,非常好運,一拿就走了。
臺北故宮裏有一項堪稱世界第一的收藏,那就是瓷器。中國瓷器以北宋的汝窯為尊,現在全世界有據可查的汝窯瓷器大約有七十件,臺北故宮一共有21件,是全世界收藏汝窯最多的博物館。汝窯是北宋末期的御用官窯,因窯址地處汝州而得名。北宋自真宗朝以後,百年無事,經濟繁榮,皇室的文藝情趣也隨之登上中國歷史最高峰,富貴張揚之物不再被看重,轉而追求溫潤內斂。汝窯匠人為了迎合皇室的需求,直接用瑪瑙做釉,燒出來的瓷器顏色溫潤如玉,內斂之極。瑪瑙做釉聽來不可思議,但其實瑪瑙本就是一種硅酸物質,叫二氧化硅,完全可以用來制釉。
汝窯工藝難度高,燒制年代短,所以留下的傳世品也就特別稀少,精品更是寥若晨星。而臺北故宮收藏了兩件極品,第一個是個水仙盆,它是傳世唯一一件不開片的汝窯。汝窯以無開片為最佳,但舉世僅此一件完整器,且光亮如新,真神品也。此器于1935年在倫敦展出,被收藏家大衛德爵士認為是倣品,原因就是它獨一無二,前所未見。第二個極品是蓮花溫碗,同樣是傳世孤品。碗是瓷器中極不好保存的一個門類,留下一百個盤子,未必能留下一個碗來。這個溫碗保存完整,狀若蓮花,釉色純凈,口沿薄釉處可以看見淡淡粉紅顏色,韻味十足,是北宋陶瓷藝術的出類拔萃之作。
最珍貴的是書畫作品
翠玉白菜和肉形石能成名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臺北故宮最頂級的國寶總是不展出,所以地陪根本不會備課,於是觀眾也就不知道。中國文物一般有幾大類:玉器、青銅器、瓷器、書畫,其中最難以展出的就是書畫。因為中國的書畫都是在紙或者絹上繪製的,所謂紙壽千年,就是説它們都是有壽命限制的,無法像玉器和青銅器那樣韆鞦萬代地保存下去,時間一長就會發黃髮黑,變得容易損壞。哪怕在展廳裏也是一樣,因為光照本身就是威脅,光有波粒二象性,光子的照射就是對紙面的轟擊,時間長了損害明顯。
偏偏臺北故宮最珍貴的文物裏,十件能有七八件是書畫作品。這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藝術就是要靠書畫來表現的。好比説晉代王羲之寫《蘭亭序》,唐代顏真卿寫《祭侄文稿》,宋代蘇東坡寫《寒食帖》,都是紙上的筆墨功夫。這三篇號稱天下三大行書,除了《蘭亭序》真跡早已失傳外,另外兩個都在臺北故宮。歷朝皇室的收藏,向來都是以書畫為核心,當年國民政府遷臺的時候,把能找到的晉唐宋元書畫作品都運到了臺灣,歷朝名跡在臺北匯聚一堂,皇皇然堪稱巨觀。北京故宮在解放之後,以國家之力收集了這麼多年,精品數量也未必能超過臺北故宮多少。
不過書畫再多,也不能隨便展覽,只好一期又一期的輪流展示,展了一次的書畫作品就要休息好幾年避光,以期達到滿足觀眾和保護文物的雙重目的。於是民間就有了“臺北故宮的展品三個月換一次,三十年才能看完”這樣一個説法,其實換的都是書畫,毛公鼎散氏盤這些不怕光的東西是一直在展出的。臺北故宮書畫雖多,一年也只能展出來兩三幅名作,而且都是限展一個月左右,生怕光照多了國寶受不了。至於真正海內無雙古今鮮對的國寶,好比説溪山行旅圖和快雪時晴帖這樣有傳奇色彩的神品,那就真説不好什麼時候會展出了,十年不展也屬正常。2015年是故宮建院90週年,所以臺北故宮從7月1日到9月29日會推出大型特展“典範與流傳—范寬及其傳派”,在此期間,多年未曾展出的溪山行旅圖真跡會露其真容,是兩岸文化界的一次盛事。
乾隆走眼真跡流落民間
大概在距今約三百年前的某一天,北京皇宮裏的乾隆皇帝收到了兩幅臣子進獻的古畫。這兩幅畫題材一樣,都是山川行旅;作者一樣,都號稱是北宋山水畫大宗師範寬的真跡;甚至連畫面也一模一樣:一座氣勢雄渾的大山居中而立,一道瀑布飛流直下,一支驢隊穿行在山林之間,遠山近水撲面而來,不愧是名家手筆。唯一略有不同的,是筆法風格,一幅略顯古樸,一幅略顯清麗。這兩幅畫明顯不是同一個人畫的,那究竟誰真誰假呢?乾隆皇帝是個小資,最喜歡有點小清新的感覺,於是他大筆一揮,把筆法清麗的那幅定為真跡神品,然後在畫面上各種蓋印題詩,留下“乾隆到此一遊”的痕跡,無端破壞了畫面的和諧。另一幅既然是假貨,那麼只能列為次等,免去了被乾隆題詩黥面的酷刑, 放入庫房,從此無人問津。
以前的各種電視劇裏,經常會説乾隆喜歡不懂裝懂,總愛拿贗品當寶貝,這是有歷史依據的。時至今日,那幅被乾隆欽定的真跡已經被戳破了畫皮,是清朝初年倣造的贗品,而另一幅所謂的假貨則是貨真價實的北宋范寬親筆,它就是臺北故宮天字第一號的鎮館之寶,中國山水畫第一名作:溪山行旅圖。
其實乾隆分辨不出真假,並不能完全歸咎於他水準不夠,在幾百年前,沒有一個科學系統的古物鑒別方法,正因為沒有辦法,所以才只能跟著感覺走。由於鑒定困難,中國的書畫自古以來就是假貨氾濫的重災區,歷朝名家帶頭偽造,其他人就更不用説了。乾隆收藏的東晉王獻之“中秋帖”是北宋米芾的偽作,明代沈周上午畫一幅畫,下午市面上就能出現倣品,現在兩岸故宮收藏的宋元高古畫,十幅能有八九幅都是後代的倣品,宋代特別是北宋的東西,真是少之又少。范寬是山水畫的一代宗師,北宋時評就説他“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歷朝模倣范寬者不計其數。而且中國有個傳統,就是大量無名氏的畫作到了後代都會被奉為名家作品,這個風氣早在隋唐就已有之,到了宋代有個諺語,説“牛即戴嵩、馬即韓幹”,意思是説只要是古代的牛馬畫,一定號稱是宗師的作品。這種“大膽命名”的傳統讓臺北故宮有了12幅范寬的作品,畫風筆法各自不同,明顯不是同一個人畫的。要是算上大陸的收藏,估計傳世范寬的要有幾十幅作品,這些作品裏頗有一些經典之作,好比説天津博物院藏《雪景寒林圖》,臺北故宮藏《臨流獨坐圖》和《秋林飛瀑圖》等,然而這些都是後世題名的作品,范寬親筆的真跡,只有《溪山行旅圖》一幅。
真品就是真品,真金不怕火煉。近代第一個意識到溪山行旅圖價值的是徐悲鴻,他直接把溪山行旅圖認定為故宮第一國寶,説此圖“大氣磅薄、沉雄高古”,是“吾所最傾倒者”。徐悲鴻是中國近代美術史上的第一人,他從藝術的角度發現了這幅畫的不同尋常之處。有了徐悲鴻如此至高讚譽,這幅畫無論是去到臺灣還是留在大陸,都不可能默默無聞了。
發現溪山行旅圖文物價值的,是臺北故宮的副院長李霖燦,他是李苦禪的入室弟子,精通國畫之道。李霖燦最喜歡臨摹溪山行旅圖,他把畫面分成無數小格,細細研究畫家的筆法,結果在1958年的8月5日,無意間發現了作者的簽名,從而證明了這幅畫確實是北宋巨匠的作品。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忽然一道光線射過來,在那一群行旅人物之後,夾在樹木之間,范寬二字名款赫然呈現”。在畫中隱藏小字簽名,是北宋畫家的慣例。崔白的《雙喜圖》、郭熙的《早春圖》、李唐的《松風萬壑圖》等名作上都有小字簽名,只是像范寬這麼難找的簽名還真不多見,至於那幅偽作,當然是不會有什麼簽名的。
《溪山行旅圖》山水畫第一
在此之後,溪山行旅圖成了臺北故宮當之無愧的鎮館之寶,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喜愛古典藝術的中國人,哪怕一本再簡單的中國藝術史也不敢把它給落下。1962年,溪山行旅圖和其他臺北故宮文物去美國巡展,讓美國人意識到中國才是亞洲藝術的正統,並從此開始認真研究中國藝術。加州大學的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稱讚溪山行旅圖是“最偉大的不朽名著”,耶魯大學的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教授則説“1962年第一次看到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改變了我的人生。”
溪山行旅圖為什麼會讓這些名家如此傾倒呢?這是有其原因的。在中國的繪畫史上,五代北宋是一個開創性的時代。五代時候天下大亂,藝術反而得到了蓬勃生機,特別是山水畫,一下子突飛猛進,出現了荊浩、關仝、董源、巨然、李成等眾多名家,他們發明瞭對山石的皴法,讓山水的畫法成熟起來。
范寬(950—1032)字中立,陜西銅川人。年輕的時候學習李成的畫法,待技法成熟之後悟得一理:“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造化”。與其向別人學習,不如直接向大自然學習,因為山水畫真正的老師,其實就是山水本身。於是他入山隱居,終年行走于終南太華眾山之間,日夜寫生,對景造意,終於得山之骨法,建立起一己之風格。然而范寬覺得這還不夠,還需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他提出一個觀念,“與其師諸於物者,未若師諸於心”,就是説畫家最高的目的並不是客觀的寫生,而是跟隨自己的心去畫,畫出自己的內心世界,這才是最高的境界。
溪山行旅圖之所以如此令人傾倒,就在於它真的做到了對畫家內心的刻畫。這幅圖佈局雄偉,簡單,細節極其精準卻不炫耀任何的雕蟲小技,一座高山拔地而起,一條瀑布飛流而下,由於山勢太高,到下面畫成了團團霧氣。這樣的山川在現實裏是沒有的,范寬一輩子都在陜西,他沒見過委內瑞拉的安赫爾瀑布,也沒見過美國優勝美地的巨壁山川,但是他能從心而發,畫出那種雄絕萬世的感覺。這畫面是如此的令人難忘,以至於它是否客觀,是否寫實,全都不再重要了。北宋開創時期的那種王道崛起的風姿,不需要真山真水的背書,依然可以躍然紙上。
有人提出過一個論點,説這幅畫未必是范寬的真跡,有可能是託名的作品。我覺得這種説法有些無謂,因為中國畫不像西洋油畫,油畫可以各種打草稿,各種修改,國畫根本沒有什麼修改餘地,看的就是畫家一氣呵成的本事。溪山行旅圖筆法精妙一至於斯,那山石樹木絕非信手可成,必是千錘百煉才有如此功底。而且構圖也是獨一無二,遠山之下一片霧氣,恰好接近黃金分割,如此超越時代的設計,不是名家的妙手偶得,誰能得之?一代宗師的水準放在這裡,無論作者是誰,它都是毫無疑問的山水第一,更何況這就是世傳正宗的范寬筆法。
范寬的藝術境界,影響了中國畫壇一千年。所謂文以載道,藝術本來就是需要用來承載精神世界的。山水的技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表現什麼樣的情感,范寬之後的山水名家都意識到了一點:北宋百年無事,國家富足,所以郭熙畫出了雍容,王希孟畫出了華麗;而到了南宋,只剩下江南風光,於是李唐畫出了婉約,夏圭畫出了清遠,再不見北宋的雄壯;等到了元朝,山河盡喪,於是黃公望畫出了隱退,倪瓚畫出了淒涼。畫中的景物是不是真山真水不再重要,山水要表達的,始終是畫者的道心。
回頭再看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這幅畫是絹本,高約兩米,在古代屬於大立軸,但是跟今天很多機關飯店的大堂裏動輒十幾米高的巨型山水沒法比。然而畫中流露出的氣勢與決然,卻是再高的山水畫也學不出來的。這就是范寬心中的山水,那種莫名的雄壯,獨立於前朝,又不合流於後世,仿佛在述説著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高居翰曾説,溪山行旅圖“既不忠實的反應物質世界,也不以人的了解來統治宇宙,而是具有自身絕對的存在”,我覺得很有道理,因為這才是一代宗師的高山仰止。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