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吳念真在講座現場。當日,以“這些故事 那些大師”為主題的講座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行,臺灣文化大師吳念真、金像獎最佳編劇徐皓峰、編劇史航進行了精彩的對談講座。新華社記者肖瀟 攝
被稱為“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的吳念真,在回答每一個問題的時候,都會用故事來回答。
在兩個小時的活動和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講了40多個故事。他不喜歡直接用一兩句話回答別人的問題,而是喜歡用故事裏的道理讓聽者慢慢體會。
他有三重身份,編劇、導演、演員。這三個身份都圍繞故事展開。他是著名導演侯孝賢的御用編劇,五次榮獲臺灣金馬獎最佳編劇,主演了由著名導演楊德昌執導的電影《一一》,並自己導演了親情電影《多桑》。他身後跟著長長的榮譽單。2015年1月,他執導的舞臺劇《臺北上午零時》即將來到北京首演。
“這一二十年來特別大的一個好處是,因為所有人知道我的行業是什麼,又覺得我這人沒有什麼攻擊性,小小的,所以他們很願意跟我分享很多事,我走到哪都是,‘吳導,我講個故事給你聽,長長的……’”吳念真説。
他穿著一件柔軟的深色毛衣,露出襯衣衣領。眼鏡後面,是一雙始終在和故事打交道的眼睛。
生命經驗的交換
在吳念真眼中,“沒有讀過很多書,或是生命經驗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達的人”,講故事更好聽,因為他們講故事的原因是“這個東西一定非常觸動他”
吳念真相信,“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一個人的生命經驗不夠,但是很多人匯集之後,生命一下子擴展了。”他常常用“生命經驗的交換”來描述講故事這件事。
“他們很願意共用,你就安靜聽嘛。”吳念真很願意收集故事。在他眼中,“沒有讀過很多書,或是生命經驗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達的人”,講故事更好聽,因為他們講故事的原因是“這個東西一定非常觸動他”。
從小體弱多病的吳念真,運動方面沒有辦法贏人家,所以就很會唸書,成績很好,但他很小的時候就不喜歡跟小孩子講話,而是覺得“大人的故事太豐富了”。
他的父親是礦工,小小的吳念真很喜歡跟工人們聊天,來自臺灣各地的礦工為他打開另一個書本之外的世界。
“我6歲時是在聽這個。再看那時候的課本都是什麼郊遊,好無聊幼稚啊。”所以,他每次升了新的年級,新老師都會問他的作文是從哪抄的。
到了初中畢業,他就跟爸爸媽媽説不想唸書了,因為“不想看到他們到處借學費”。16歲的吳念真一個人到臺北工作,“那時候社會給了我很多很棒的東西”。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故事裏學習,“人跟人接觸的過程,你才會體會到另外一個生命經驗的溫度”。他説,自己更想當一個“轉述者”,而非“創作者”。
他用“意外”來形容自己一路走來,成為編劇、演員和導演。
吳念真在臺北工作到18歲開始念“夜間部”,之後當了三年兵,然後考了大學,讀會計係。讀書時開始在報紙雜誌上寫東西。
“就有人説,我寫的小説很像劇本,因為通常只寫什麼人在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要講什麼話,沒有作者跑出來講很多屁話:‘生命就是一種無窮盡的累積過程……’”吳念真回憶道。
於是他的朋友就問他要不要當編劇。“寫寫就寫得還不錯,然後就這樣當了編劇。當了之後,就待在那個地方了,然後待待待待待……”他笑道。
後來,他寫了關於爸爸的故事,寫完之後拿給侯孝賢看,侯孝賢説“自己的爸爸自己導”,於是他成了《多桑》的導演。
成為演員,是因為楊德昌拿著寫了“NJ(念真)”的劇本給他改,“那個人的角色我一看,是蠻有意思的,因為跟我的年齡也差不多,整個心境也差不多”。
改著改著就更像他,於是楊德昌就讓他演,還對他説:“你不覺得我寫的這個性格是跟你一樣嗎?就是很壓抑,做什麼就要做好,看起來很老實的樣子,然後很多哀怨不敢説。”後來,他接了這部電影。
吳念真還曾拍攝一個電視節目,叫做“臺灣念真情”,重播十餘年,節目被整理成書,也在大陸出版,書中的種種人間邂逅也成為他電影和小説的現實來源。
他在11月底與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對談中説,作為一個創作者,最需要的是,“幾個人坐下來相互衝撞,把自己的整個生命經驗做一個最誠實的交換”。
吳念真在交換生命的時候,會很容易進入到故事裏。他在禮堂裏講述了自己弟弟去世後的一件事。他説,給弟弟辦葬禮的時候,根據習俗,要用兩個硬幣招魂,扔下去,一個朝上,一個朝下,就表示弟弟的魂魄同意回來。可不論他怎麼嘗試,都不能成功。
在一旁的道士教他,説你跪下來求他,請他回來。吳念真開始大罵:“我為什麼要跪下來,我沒有跪下來的理由。你是我弟弟哎,是你要幫我辦喪事才對,我還要幫你辦喪事,我現在還要跟你跪下來求你回來!你不要回來了!”
禮堂裏非常寂靜,他的聲音是唯一的,並哽咽顫抖起來。
有人問他是否會將弟弟的故事拍成電影,像《多桑》一樣。吳念真説:“每個人的生命過程裏面都有很多不堪,都有很多痛,那也不一定很多事情都可以拍電影嘛。”
“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起來了,但為什麼都含著淚呢。”在場的另一位嘉賓,編劇、影評人史航,用吳念真的這句日式俳句來形容吳念真。
點穴
曾經有一個媽媽把她最大的心酸與秘密在心裏掩蓋了幾十年,而一部電影讓她講出來了,這件事讓吳念真找到了創作者的意義
史航説,每次吳念真的一點點細節都是像“點穴”一樣。“你如果讀到那裏,就會被點住穴道。過了幾年你再讀,你想躲閃一下,還是那個地方被點中穴道。”
他的書,他的電影,都是這樣。
當記者問到,點穴是技巧還是直覺的時候,吳念真説,是因為他找到了一種“描述的方式”。
他的描述方式始自小時候念報紙給鄰居聽的經歷。因為報紙文字與講話的語言相差很大,他就會先讀懂文章,再用講故事的方式講給鄰居聽。
吳念真批評現在的電影人,“又要商業,又要帶一些藝術的使命,好可怕哦”,而編劇的最先的動機已經看不到了。
“你為什麼不用最初的那種感覺去拍?最初的感覺就是,這個東西,我覺得用電影展現可以讓更多人享受到我希望的情感。”他説。
他很珍惜和侯孝賢的整個工作過程,“就是那麼純真的一個概念而已”。
在講到他為侯孝賢編劇的電影《悲情城市》的時候,吳念真説,之所以要做這樣一部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電影,是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電影是可以講的,那什麼事情都可以出來講”。
吳念真的一位朋友曾打電話對他説:“念真,謝謝你,我以前很看不起你製作的那種電影,但我媽媽昨天去看了《悲情城市》,看完之後昨天晚上給我們講了一大堆故事,我才知道,我們曾經有一個舅舅死掉了,就在‘二二八’過程中被槍斃,因為是家族最大的禁忌,所以不能講。”
這位媽媽看過《悲情城市》後覺得終於可以講了,所以,“哭了一個晚上啊,描述那個舅舅的故事給他們聽”。
吳念真覺得,曾經有一個媽媽把她最大的心酸與秘密在心裏掩蓋了幾十年,而一部電影讓她講出來了。這件事讓他找到了創作者的意義。
這部拍攝于1989年的影片斬獲了第4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西阿克特別獎和第26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我覺得人生裏面最珍惜的,還是你曾經遇過的人,跟那些事情留給你的感動吧。”吳念真説。
講給每一個人的故事
吳念真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為人性的本質是相通的
當吳念真做過很多電影之後,也開始“偏愛舞臺劇”。
“話劇讓你前所未有地感覺到自己跟觀眾是那麼的接近。”他瞇起眼睛,“你甚至可以從他們的那種輕微的聲音中,去感受他們有沒有進入故事的狀態。”
他認為,這對演員來説是一種最大的挑戰,對他自己來説也非常辛苦,但是“它反過來讓你有一種過癮”,那就是“享受到那種人跟人之間最大的那種溝通的快樂”。
他做電影,就是希望通過電影去獲得最大的共鳴,而舞臺劇給他的感受是同樣的。
此外,舞臺劇對寫作有“一種極大的限制”,要在僅有的場景裏完成更多東西。吳念真引用侯孝賢的一句話:“找到限制,就找到自由。”
臺灣的舞臺劇曾一度走向看不懂的階段,吳念真形容,“越看越彆扭,但是看完之後還要鼓掌,那個掌聲都很迷惑”。他就想,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把觀眾做大。
“讓戲劇的過程不是那麼陽春白雪,要從大家可以理解的做起。”吳念真的理念,是“講故事給每一個人聽”。
他希望,有一天,話劇可以有七十幾歲、六十幾歲、五十幾歲和十幾歲的觀眾一起看,大家都看得很感動。
1983年,他看到賴聲川帶學生演出的一個舞臺劇。劇中人物講述了一個很生活的故事。“我在那邊看,邊哭出來。就覺得,對啊,可以這樣子啊,變成一種生活的一部分。”吳念真説。
後來,在劇團的要求下,他開始創作舞臺劇《人間條件系列》,在舞臺上講生活中的話,人們天天都會聽到的對話和看到的場景。“就這樣弄弄弄,弄到今年,現在還在演,是這個整個系列的第六集”。
這次,他選擇把人間系列的第三部帶到大陸。這部戲講述三個年輕人在城市工作中的愛情和情誼,因為這樣的故事“大家都懂”。
他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為人性的本質是相通的。他還希望找到兩岸觀眾都能有共鳴的故事,甚至他還為這個系列的第七部找到了主題:臺商。
對於這樣一個群體來説,“只可惜異鄉變故鄉,故鄉變異鄉”。吳念真説,他認識很多臺商,收集了很多故事。“我記得常常會出現那種奇怪的詞。臺商回到臺灣就會喊:‘師傅!’那個司機就回頭,‘你大陸回來的?’”講完吳念真就大笑。
在他的故事裏,有眼淚,也有歡笑,他説自己是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相信“未來不會比現在差”,但前提是“要很用力”。
他也發現自己體內的“黑色幽默”,認為“人生其實最奇妙的東西是這個”。
“就像我朋友説的,他用五年的時間追求一個女的,結婚兩年開始每天越來越恨她,然後第五年的時候離婚。我説這個追求的時間跟捨棄的時間差不多,而且中間慘遭蹂躪對不對?”他笑道。
“其實人生也是一樣啊,不是這樣子嗎,就是哭哭笑笑中間這樣過的。人生就是有悲有喜嘛。”他説。(記者姬少亭、韓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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