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甄嬛傳》看得瘋掉了，好看

　　白先勇説，愈到晚年，發現自己跟父親白崇禧越來越像。“從前還不太覺得，年紀大了才發現，咦，怎麼越來越像爸爸。他做事常常鍥而不捨，不做成不罷休，很少説半途而廢。”

　　這些年，白先勇確實如此，做崑曲如是，寫父親亦如是。繼《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之後，白先勇馬不停蹄又帶來一本有關父親的新作《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之所以有此書，是因為臺灣二二八事件之後，受蔣介石委派，白崇禧赴臺灣宣慰，處理善後事務。

　　“關於我父親，有太多的話想説，怎麼寫都寫不完。”白先勇長嘆道。

　　李歐梵先生用三個夢來概括白先勇的一生：《臺北人》的文學夢、《牡丹亭》的青春夢，現在他還正在做著“父親”的民國夢。夢正酣，尚未醒……

　　有夢的人常常比較容易幸福，77歲的白先勇身體裏藏著的還是那個當年趴在鋼琴上，手執一杯曼哈頓，縱酒歡歌的年輕人。講起話來兩眼放光，説到興起處從沙發上立馬直起身子，用手不停地拍打膝蓋。説到動情處，他的手指則在腿上輕點，就像在彈奏一首鋼琴曲。

　　和白先勇聊天總是從下午開始，多少年來他形成了嚴格的作息時間:晚上讀書寫作，一直到天亮，上午是他的“夜晚”，“晚上很安靜，我的書大部分都是晚上寫出來的。”

　　話題一般是從“父親”開始，以“文學”結束。兒子寫父親難免有些“不客觀”，他説，“人之常情，我不為我父親説話，我為誰説話？”……隔了半晌，補充道，“但史料都是在的，我不是憑空瞎寫。”——文學還寫不寫？一隻手重重落在腿上，嗓音提高八度，“有的！有的！一本一本來嘛。”

　　談父親

　　很多人説我為我父親講話，

　　我不為我父親講話，我為誰講話？

　　北青報：我們都知道您剛剛出版了《白崇禧將軍身影集》，還正在寫父親的傳記，為什麼要單獨出版《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白先勇：二二八事件在臺灣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在我看來，1947年在臺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不僅是臺灣史上，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1894至1895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臺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1937至1945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大陸人民喪失上千萬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留下巨大的創傷和難以彌補的裂痕。對待如此嚴重的歷史事件，當務之急，是把當年的歷史真相，原原本本徹底還原。只有還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後達到諒解。

　　北青報：您是從什麼時候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

　　白先勇：二二八發生的1947年，我當時還住在上海那棟洋房裏養病。不過碰巧的是，陳儀在派去臺灣之前，是我們的鄰居。他的日本太太我每天看到，那個時候房子很奇怪，欄杆有很大的縫隙，能夠看見對面的。

　　我是1952年從香港到臺灣來的，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所以他們記憶猶新啊。當時我15歲，在建國中學讀書。我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份裏，常常遇到老一輩的臺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説：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臺灣來，臺灣人更不得了啦！我父親過世的時候，上千人來祭悼，很多人都是我不認識的，扶老攜幼，可以看出臺灣人民對他的感念。

　　北青報：這本書和《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不同的是，你是和廖彥博一起合作的，主要的部分由他書寫，而您則負責與一些當事人的口述部分。

　　白先勇：雖然我因為撰寫父親傳記，涉獵過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但我本身未受過史學訓練，蒐集資料，取捨分析，對我來説，是一件吃重而不討好的工作。幸虧我找到合作對象，青年曆史學者廖彥博。他這篇長達160余頁的論文，考核翔實，觀照全面，是迄今為止對父親來臺宣慰這段關鍵歷史最完整的一則文獻。

　　書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訪問，由我親自主導。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六位受訪者從各種角度切入，讓父親宣慰臺灣這段歷史不僅只存于文獻記載，也存在人們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比如蕭錦文，他已經被推到大卡車上，往刑場槍決。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蕭錦文後來出獄後，舅舅鄧社長告知，是父親那道“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千鈞一髮，及時趕到，救了他一命。我訪問蕭錦文時，他已88歲，提到這段往事，仍十分激動，他緊握住我的手，顫聲説道：“是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66年！”

　　北青報：改變寫作的方式是不是您從《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就感覺到了一種歷史寫作的困境？事實上那本書出來以後，也有讀者有一些不同意見，認為有些“文過飾非，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白先勇：很多人説我為我父親講話，我不為我父親講話，我為誰講話？很多事情他不曉得跟我講了多少次，我知道他的看法。當然其中必然有個人的看法，但都是憑史料，沒做過的事情我不會講，尤其這本書，在臺灣非常敏感。

　　北青報：作為一個父親，他到底是一個什麼形象呢？

　　白先勇：我父親雖然很威嚴，但他能夠講理，你可以説服他。當初我從臺灣成功大學水利系考臺大外文系的時候，當時家長肯定不會同意的，會被罵死的，但我父親沒有生氣。人各有志嘛，他年輕時不也一樣？

　　談文學

　　文學和歷史我都喜歡

　　有時候文學的影響比歷史還要緊

　　北青報：有評論家説，《臺北人》以文學的方式寫歷史，《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則是直接用歷史的方式寫歷史，您自己有意識到嗎？

　　白先勇：文學的作品都是在潛意識完成的，但背後那個歷史架構在那裏。我在《臺北人》的卷首引用了烏衣巷那首詩，有民國的那個東西在那裏。

　　北青報：您更喜歡哪一種寫作呢？

　　白先勇：文學和歷史都要緊。文學當然對我來講是我的志業，有時候文學的影響比歷史還要緊，我的《臺北人》肯定比《白崇禧將軍身影集》賣得多，不停地重印，別人對我的印象都從那裏來的。但是歷史可以反觀當作文學的注解，你如果把兩本書合在一起看，可能就更了解了，有人説真相大白，當年為什麼那樣寫，原來我心中還有歷史的意識。

　　北青報：嗯。確實很多人現在都會用《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來為《國葬》和《梁父吟》當注解。當時寫父親和今天寫肯定是不同的？

　　白先勇：幾十年前要寫歷史，還沒到那個程度，歷史需要在一些人生凝練以後。文學比較直接一點，感性一點，歷史比較理性，有根有據。感性還是理性，其實兩個我都有，我喜歡看《史記》，看歷史、傳記這些東西。

　　北青報：你曾談到在“五四運動”一百年的時候，希望中國能迎來又一次文藝復興，將傳統和現代結合，現在你看到這樣的苗頭了嗎？

　　白先勇：難啊。這個要命啊，但不能不做啊。我的崑曲就是一個實驗，脫了九層皮，累得我啊。人家説你幹嗎啊，其實這等於是一個事業，一個載體，我試試看，我們的古文化還有沒有。崑曲給我很大的信心，我們的古文化給它適當的養分，它可能把我們過去的源頭跟現代接起來，重新“回春”。

　　再往深層看，我們很多問題出來，都是文化問題。我們文化的傳統支離破碎，所以這個不對，那裏也不對，21世紀對我們這個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復興就在此一舉，需要全民的共識，我們都有這個心，我想會成的。

　　北青報：我記得您曾經談到過在創辦《現代文學》這本雜誌時的背景，有一點對“五四”時期文學腔調的不滿？具體指的是什麼？

　　白先勇：五四以來，那個時候白話文還不是很成熟，常常受西方翻譯的影響。那個年代的白話文創作的確很多很幼稚的，比如説巴金早期那些，郭沫若早期那些。巴金後來寫得好了，《寒夜》就很棒，那個時候白話文有點文藝腔。

　　北青報：但您喜歡魯迅？

　　白先勇：魯迅厲害了，很老練。他40歲才開始寫，而且別忘了，他雖然是反傳統的，但他自己古書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創造出自己的文體，還蠻有味道的。《紅樓夢》那個傳統才是正宗的，還有三國、水滸、西遊、儒林外傳，我們把這個丟掉了，現在寫小説的人要先看這些，不看這些不行的。現在年輕人不太愛看大部頭經典，愛看連續劇，但是文字也要緊的，所以我雖然已經退休了，還被綁回臺大教《紅樓夢》。臺灣的大學生也不耐煩看《紅樓夢》，我説不行，這本天書要看的，從頭看到尾。

　　北青報：在大陸也是這樣，上次做過一個調查，死活讀不下去的文學名著，《紅樓夢》居首。王蒙先生就很生氣，他説連《紅樓夢》都讀不下去，是中華民族讀書人的恥辱。

　　白先勇：我同意。怎麼會這樣？我以前講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看過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種是沒看過青春版《牡丹亭》的；現在我要説，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看過《紅樓夢》的，一種是沒看過《紅樓夢》的。

　　北青報：現在出版的新的文學作品你都看嗎？比如臺灣更年輕一輩的？

　　白先勇：我都看的，那是一種新的風格。大陸的我也看的，韓寒我也看的，再年輕一些的就看不過來了。據説你們這邊每年上千本小説，看不過來的。

　　北青報：有您比較喜歡的嗎？

　　白先勇：我還是比較喜歡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華、賈平凹、蘇童、王安憶他們這一批。

　　北青報：對於這批作家，似乎現在有一種現實焦慮症，讀者也習慣性地批評説現實太精彩了，作家在這個荒誕的現實面前輸掉了修辭？

　　白先勇：作家現在確實需要一種特別的形式來表現現實，現實確實變化太快了。這三十年，可能在人類史上也沒有這麼大的變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趕不上這個變動。以前我們講記憶，現在寫一個城市的東西，過兩年就不見了。北京，我來過很多次，好像過幾年就是一個新城。

　　這種情況下，作家要自己想辦法。我的看法是，文學是寫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變的，除非哪天發明一種藥，人變成外星人了。喜怒哀樂，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東西來寫，總是會觸動人的不變的東西。最近，我的小説《孽子》在臺灣改成舞臺劇，轟動得不得了，觀眾哭成一團，連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動了。自己寫的東西，自己也掉淚，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為它裏面抓住了一些不變的東西——人倫。

　　談兩岸交流

　　文化是兩岸交流最大的公約數

　　《甄嬛傳》看得瘋掉了，我也看，好看！

　　北青報：您曾經説文化是兩岸交流最大的公約數？現在兩岸的文化交流您覺得處在一個什麼階段？

　　白先勇：文化是兩岸之間的一種共識。不是政治，經濟，利之所趨。文化上，兩岸、全世界的華人、中華文化、文明都是共識，真的要努力復興我們的文化，有可能的。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意義在哪？那就是兩岸合作的一個大文化工程。

　　表面看來，兩岸交流已經相當頻繁。臺灣對這方面的影響，鄧麗君、瓊瑤、周傑倫，流行的，臺灣戲劇、臺灣的文學也漸漸引進了。大陸的文化到臺灣去的，也有不少，連續劇《甄嬛傳》看得瘋掉了，我也看，好看！《雍正王朝》，席捲臺灣；崑曲很奇怪，臺灣喜歡大陸的崑曲，聽戲的也有，但是我覺得還不夠，遠不夠。文化其實就是文化，不要涉及政治，真正的文化交流，還可以深入，大陸文化這麼豐盛，這方面應該加強，應該讓臺灣感受到民族認同。

　　北青報：崑曲接下來還有哪些計劃？

　　白先勇：北大的崑曲課程還要繼續做下去。這個課程很貴，一年一百萬。我又幫他們找了錢，美國一個基金會。我希望北大能夠一直接續下去。以前，俞平伯他們本來就在北大教崑曲，我幫助恢復北大的傳統而已。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又設立了一個，明年在臺大再設立一個，內地、港臺都有崑曲中心。我希望在校園裏頭，把崑曲當做一個文化啟蒙課程，學生喜歡嘛，又有戲看，又有課聽，潛移默化地，5年在北大教了好幾百學生出來了。西方誰不學古典音樂、歌劇？我們真的缺少這些。對自己文化，文化復興，要從教育開始。

　　北青報：您現在的工作重點是什麼？比如父親的傳記什麼時候能寫完？我們已經太久沒有看到您的小説了，還有計劃寫嗎？

　　白先勇：我父親的傳，寫不完了，太複雜了，他和蔣介石40年的關係太複雜了，寫不盡，一本一本慢慢來吧。小説也會寫，肚子裏有一大堆，出版的時候再説。

　　文/本報記者 羅皓菱

　　攝影/嚴赟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