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駱以軍：作家要與全世界為敵

　　在採訪這位臺灣重要的中生代作家——駱以軍之前，我讀他的文章：層疊的時間與空間、現實與夢境交錯，悲傷在字句裏好像濃稠的化不開，還以為他是那種愁苦的作家。直到我去他下榻的酒店房間採訪，看到他果然如綽號“駱胖”一樣微胖的身材，穿著T恤短褲，光腳出來開門，迎我進去，又問我，“因為我抽煙，所以只能在房間聊了，你不介意吧？”一下子將文字中看到的那個他完全驅走了。

　　駱以軍這次來深，是為剛出版的新書《臉之書》做活動。儘管已有過無數次演講，但他仍然為下午的講座緊張得不吃午飯，甚至走到書店門口都要停下來抽支煙，晚幾分鐘“上斷頭臺”。這樣一個極度容易緊張的人，在寫作上卻是一個“最會講故事的人”。這一次，他在《臉之書》裏講述了在計程車、咖啡館、酒館、按摩房的包廂裏聽來的各式各樣故事。駱以軍形容，這些底層人物的悲喜故事，就像是散落的一顆顆珍珠，折射出臺北城市的五光十色。

　　1 吹薩克斯風式寫作

　　深圳晚報：聽説您這本書堅持手寫，不用電腦？

　　駱以軍：是，只要是我任何的寫作，都是手寫。這十年有時在咖啡屋的室外寫，因為在戶外才可以吸煙，有時候會沒位，就像是逐水草而居去另一間。有時太熱，就只好找一個小旅館，休息三小時寫掉。

　　深圳晚報：專欄的寫作過程應該會輕鬆些吧？好像您當時寫《西夏旅館》抑鬱症都發了。

　　駱以軍：當然沒有像長篇那麼用力，專欄會比較輕鬆，好像我是一個苦練了很久的一套很複雜的玄天劍，寫《西夏旅館》時就像用玄天劍跟一個更龐大的軍隊搏鬥，産生劇烈的廝殺。但專欄的寫作過程很開心，好像在吹薩克斯風，或是在跳很輕的爵士舞，很即興就出來了。

　　深圳晚報：雖然每一篇的篇幅都不長，但我在閱讀時經常看到您將時間與空間、現實與夢境交互，讓人産生一種很恍然的感覺，您好像很癡迷這種寫法。

　　駱以軍：這點我沒想到，是你發現的。在城市單一個體上，我不希望像人類學觀察那樣，寫一個妓女的一生。但在這麼窄小的時空裏，會不自覺産生一個回圈，合理的寫實順著的時間“他説”掉，或者把時間折疊掉，可能是我不自覺在做這樣的故事訓練。我希望我的故事，即使很小，還是有一種很粘稠的東西。

　　2 折射城市的五光十色

　　深圳晚報：這本新書跟您之前的書有哪些不同？

　　駱以軍：臺灣持續讀我書的人可以看出，這本書可以看成是《我們》、《我愛羅》的升級版，甚至是終極版，我以後不會再出這樣的書了。

　　還有一點蠻純粹，在閱讀上，《臉之書》不像是《西夏旅館》那麼難讀。每一篇都是兩千字，很容易進去。我以這本書為一個默契的劇場，點一根火柴棒，火柴點燃了，故事就從火焰中冉冉冒出來，火柴熄掉，故事就結束了。在兩三千字的篇幅裏，不會有龐大關係的延伸，很符合我現在臺北城市裏，常常在各種奇怪的空間裏撞到的人。我想達到的效果就是，類似赫拉巴爾的《底層的珍珠》，寫妓女、流浪漢，這些底層人物有一團顏料比較暗的油彩。

　　如果用溫柔的眼睛觀看他們，好像也沒法支撐寫一個長篇，但用短篇就像一顆顆珍珠，每顆珍珠都有這個世界踩在上面的腳印，造成的傷害，雖然都看不到全景，也看不到那些錯綜複雜的傷害的源頭。可每一顆珍珠都會折射出一點點閃瞬的光，折射出這個城市曾經發生過的美好、傷害，或者這些人對這些傷害的寬恕。將這些珍珠放在一起，好像變成這個城市的浮光掠影、五光十色的追憶似水流年。我覺得《臉之書》應該也有這種效果。

　　深圳晚報：所以您在書中也寫了很多這種故事。

　　駱以軍：對，我在計程車、咖啡館、酒館、按摩房的包廂裏聽説了很多怪異的故事，其中有遺憾、後悔，很多都是小説的材料。有一個計程車司機，以前是開水族館的，後來投資失敗開計程車。我是用偷故事的方式描述這個城市。沒有像舒國治那樣寫哪條街有碗麵很好吃，也沒有像張愛玲式的大房子裏，更像是一個側拍，我也跟一個讀者一樣，路過這些人的故事。

　　深圳晚報：您寫專欄的同時也在寫長篇，能談談這中間的過程嗎？

　　駱以軍：2008年我寫完《西夏旅館》，到今年我寫完《女兒》，這中間有六年。開始寫新的長篇時，我已經完完全全離開《西夏旅館》很久，當然這中間內心花很大勁，不要讓自己下一本書用《西夏》這套體系。我希望自己每一部小説，不光情節、內容、主題、甚至到語言都整個翻天覆地翻掉。這樣通常就需要時間過渡，現在年紀大了，從一個長篇到下一個長篇，這中間的時間就好像是哪吒在換骨頭，整個內在的骨頭都在撕碎，這中間每個星期要強迫寫一個短的故事。當然我有朋友勸説我，不要讓我那麼賣力，但我想説，我想成為一個極限的小説創作者。

　　3 書寫小説要粉身碎骨

　　深圳晚報：您之前説作家寫作很孤獨，這很容易理解，但您説作家應該與全世界為敵。我不太理解。您現在還是保持這樣的觀點嗎？

　　駱以軍：當然了！還是要與全世界為敵。這世界沒那麼容易，不是像《魔戒》裏，一個邪惡的魔王藏在一個火山裏那樣有清晰的道具。很多時候，世界很複雜，尤其網路將一個爆炸的世界每天送到你面前，你通過手機，每天感受到世界上發生著哀痛，你感到悲憫，可是你什麼都不能做。你沒法在噩夢的破洞裏做一個修補者，你癱瘓在那裏。

　　在小説的世界裏，就好像是不停止的動作，你永遠要讓自己展開翅膀，鑽進去這個世界的風暴圈，弄清楚裏面是什麼，可能你會粉身碎骨。可是書寫小説本身就是粉身碎骨，並讓這個粉身碎骨介入你所存在的這個時代。其實這是十九世紀末以來，偉大的小説家都在做的事情，他未必能找到答案，但後來的讀者能從文字的殘骸裏，看到説故事的行動和他置身的時代，穿透它。

　　深圳晚報：可以理解為帶著一種觀察、批判的意味在裏面嗎？

　　駱以軍：當然一定有批判，但比批判更進取。我覺得批判是有一種方法論的東西在裏面，可是小説家有一個文學觀，我啟動的文學觀的維度太複雜，在那個文學觀裏，我絕不媚俗，不代表我不批判。

　　就好像格拉斯，後來參迦納粹，道德位置為此被貶到很低。但在《鐵皮鼓》裏，你看到他用嬉笑的眼光寫他發狂的媽媽、倒楣死去的父親，被困在德國戰爭狀況的全景種種悲傷。重點不是在批判在這件事，重點在批判容易嗎？把人放在那個情境設計裏，你一樣會變成那樣悲慘、滑稽、不可思議失去人類尊嚴的怪物。

　　深圳晚報：那可以理解成除了批判，還有一種設身處地的包容？

　　駱以軍：對，不過要比那層意思更多。我一直在講小説寫作就像萬花筒。小説的書寫唯一在做的就是，不要讓經驗只被一种經驗壟斷。小説家有一種鬼臉，當大家開始用神聖語言把一种經驗佔據，一個好的小説家，會想盡辦法在這個畫面上蓋上一層透明的幻燈片，讓人看下的全景改變了。再好的小説家，可能會再蓋上一片又一片透明的幻燈片，就像蕨草的覆面一樣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