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雍城郊外發現國家級祭天臺 祭祀坑達3000多個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古代常常通過祭天活動以表達“與天滋潤，強國富民”的願景。12月5日記者從省考古研究院獲悉，考古專家在我省寶雞市鳳翔縣雍山上發現了秦漢時期的大型祭祀遺址。這是首次在秦雍城郊外發現的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性質較為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於完整的“雍畤”遺存，這也是目前國內唯一明確的由多位秦國國君和西漢皇帝親臨主祭的國家級大型祭祀場所。

　　雍城首次發現

　　完整的國家大型“祭天臺”

　　今年4—11月，考古專家在我省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這個遺址位於陜西省鳳翔縣城西北的柳林鎮血池村東的山梁與山前臺地上，東南距秦雍城大遺址15公里，處在秦漢時期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上。目前共確認相關遺跡包括各類建築、場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處。

　　古代雍地在我國歷史上就有悠久的祭祀傳統，而秦漢時期在這裡創制的“畤祭”則對中國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據《史記·封禪書》記載，雍地的祭祀傳統可以追溯到黃帝時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在此還有郊祭活動舉行。

　　此次考古領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漢研究室主任田亞岐表示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在其都城——雍城郊外先後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吳陽上畤、吳陽下畤的雍四畤祭祀系統，使雍地不但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而且成為國家最高等級的祭祀聖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其祖先以畤祭天的基礎上，又廣泛吸收了原先東方六國的禮儀，形成了在雍城舉行加冕典禮和郊祀的祭祀新風尚，而秦始皇本人的加冕禮也是專程從咸陽回到雍城完成的。西漢早期，為了修養生息，仍繼續沿用早先秦人設在雍地的舊制和畤祭的基礎設施，並且在原先秦雍四畤的基礎上增設了西漢時期的北畤，即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五帝系統，以郊祀雍畤作為王朝最高祭禮，而西漢皇帝在雍地祭天禮儀也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期。

　　專家們據此次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初步研究判斷，血池遺址可能為西漢初期漢高祖劉邦在雍城郊外原隸屬秦畤基礎上設立的國家最高等級，專門用於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場所——北畤。該遺址是繼禮縣鸞亭山 “西畤”相關遺跡後，首次在雍城發現與古文獻記載吻合、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性質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於完整的國家大型“祭天臺”。

　　古人祭天選址講究

　　“高山之下 小山之上”

　　今年考古專家們首次對血池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選址在兩處遺跡性質不同的“夯土臺”和“祭祀坑”進行。

　　“夯土臺”所處的東側山樑上的小山頭之上，其北側有一個更高的山頭。臺為圜丘狀，通高5.2米，基座直徑23.5米。田亞岐表示，從臺頂面的跡象和臺子周圍出土的秦漢時期以及更晚的陶質屋頂建築判斷，當時在臺上還可能建有亭、閣類小型建築，且秦漢之後還曾沿用過。

　　發掘現場圍繞“夯土臺”的是一個圜狀“壝”(即環圍夯土臺的圍溝)，整個環“壝”的直徑31米，深1.5米。在“壝”的外側有三重臺階平地，其中部分臺地由於歷代耕種破壞較為嚴重。考古專家們在對整個“夯土臺”周邊調查勘探時還發現了從山下不同方向通向這裡的道路遺跡。結合已掌握資訊與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環境地貌，以及《史記·封禪書》等文獻的記載，田亞岐判斷它完全符合秦漢時期置“畤”的條件，即選址應該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築壇須有 “封土為壇、除地為場、為壇三垓”的形式和規模，此外發現的道路遺跡則很可能與當時不同身份等級參祭人員的所走不同行道有關聯，即文獻所記載的“神道八通”。

　　考古專家們在對山梁高處的古遺跡調查中，還發現不少夯土基址和戰國至西漢早中期的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築材料。由於處在滾水坡上，遇雨沖毀，加之歷代山地牧耕蠶食，整體建築結構遭受破壞，但從其規模上仍然可區分出從大型宮殿到一般小型建築之間大小不同的等級，這與文獻所記雍畤應該有能夠提供皇帝親往主祭的“齋宮”、祠官常駐管理的辦公場所與祭具存放場所的建築群落的背景相吻合。

　　祭祀坑有3000多個

　　大致分為三類

　　專家們發現，在血池遺址數量最多的遺跡是分佈較為密集的三類3000余個祭祀坑。其中第一類是“車馬”祭祀坑，儘管這類坑坑體較大，但坑內的“車馬”及其出土器物卻製作精巧且形體很小，其“木偶”性的明器(專門祭祀鬼神的禮器)化特徵突出，顯然在當時應該專門有一個行業或者一群人在從事這類禮器的製造。從“車馬”祭祀坑展現出的不同形制分析，這應與文獻記載歷代持續對雍畤祭祀的背景有關。第二類是牲肉埋葬坑。部分祭祀坑雖經晚代盜擾，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豐富，最新統計顯示已在各類祭祀坑中出土器物2109件(組)文物，主要有玉器，青銅車馬器以及小型木車馬等專門用於祭祀之物。第三類是極少數的“空坑”。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空坑”會不會與史書記載中的“血祭”有關呢？目前考古專家們已在現場採集了“空坑”內的土樣標本，同時通過對其他出土文物的器表檢測，以檢驗是否有文獻所記“血祭”和用火“燔燒”的痕跡。而經田亞岐考證，遺址所在的血池村為古地名，他認為村名或許與當時祭祀用牲的宰殺與採血場地有關。

　　此次發現填補了

　　雍城遺址無“畤”遺存空白

　　田亞岐表示，儘管在《史記·秦本紀》和《漢書·郊祀志》等古文獻中有大量的記載，但是以往一直沒有發現“畤”的實物蹤跡，這次對雍山血池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關於“畤”遺存完整功能結構的首次發現，也填補了過去整個雍城遺址一直沒有發現郊外以畤祭天遺存的空白。

　　田亞岐認為這些發現不僅印證了正史記載中關於在雍地開展的一系列國家祭祀行為，而且遺址還成為從東周諸侯國到秦漢大一統後一直存在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實物載體。它以實際文化遺存佐證了從秦國遷都之後，歷經秦代至西漢武帝時期，雍城始終作為秦皇漢武時期 “聖都”存在的事實。

　　同時此次考古發掘出的實物資料，對於深入研究秦漢禮制、秦漢政治、中國古代禮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