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家：《解密》是我的一次曆險攀登 是一種宿命

　　《解密》在國內知者不多。但我堅信，書像人一樣，有自己的命運，命運總的説是公平的。《解密》于我而言，似乎不只是一部小説，而更像一段長達十餘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本身具有小説的某種特性：曲折、離奇、辛酸、迷離、尋尋覓覓、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後總算苦盡甘來，有個完滿結局。

　　過去那麼多年，我還清楚記得動筆寫《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大部分同學都在為即將離校忙碌，我卻發神經似地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這就是《解密》的最初。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舉動，暗示我將為《解密》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我沒想到，最終要用“十餘年”來計。十餘年已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段光陰，一部人生。那些年，我經歷的變動之多之大，恐怕不是常人所有。首先從身份上説，我經歷了從解放軍戰士，到武警士兵、到轉業軍人、到國家幹部、到有職無業的閒人等“幾重變換”；從居住地説，經歷了從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頻繁遷居”；從做人的意義上説，又經歷了諸多人生大事，比如戀愛、婚姻、生子、貧窮、病痛——有一次，我從雙杠上摔下來，居然離癱瘓只剩一步之遙。在經受了長達半年的複雜的治療和鍛鍊，最後總算贏得了一個“只是偶有不適”的好下場。總之，我的命運不能給《解密》一個好的機遇和待遇，然後它還我以顏色，讓我受盡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為受盡折磨，我多次打算拋棄它，從六萬字的草稿中理出一個兩萬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發于《前線文藝》1994年春季號)，再從十一萬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萬字的中篇(即《陳華南筆電》，發于《青年文學》1997年9月號)，都是我曾經想放棄它的證據。但每一次放棄都不成功，因為它在我心中長得太深了，我已無法將它連根拔起。正如一棵盤根錯節的大樹，你即使攔腰砍斷樹榦，來年照樣生出小樹枝，不屈服於死。就這樣，《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過來了，其步履是那麼蹣跚、難看，但蹣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幾分不畏的執拗和蠻勁。我深切地感到，在創作《解密》的過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優點和缺點都被最大地顯現了。所以，我幾乎固執地認定，這不是一次寫作，而是我命運中的一次曆險、一次登攀，是我的一種宿命。正因此，我對《解密》情有獨鍾，它幾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運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樂，也是我不滅的記憶。也正因此，我對《解密》有今天的善終以及給予過我幫助和關愛的家人、朋友、編輯、作家和評論家，甚至部分與我有聯繫的熱心讀者，都懷以特別的感動和紀念。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