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房間怎麼這麼熱的啦,你把章老師熱死了。”上周的一天下午,章小東接受筆者專訪,坐下沒幾分鐘,58歲的章小東嚷起來。出版社陪同的工作人員倒也不緊張,笑著找遙控器,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
章小東已經出了三本書,她的前兩部小説《火燒經》、《吃飯》出手不凡,閃爍著充滿異數的才華,心直口快的她的最新著述《尺素集》煞是好看,簡直“口無遮攔”地記述了她眼中的21位文化人的行止。
真實的東西全部打開來
章小東的書中這樣寫當年的文化人:寫蕭紅很會利用他人,而且疑似謀殺親子,所以不但鄙視她,還説“真的是想當場摑她一個耳光”;她為魯迅的小腳女人朱安打抱不平,“大家都説封建婚姻帶給魯迅很多的不幸,我説他沒有一點不幸,魯迅蠻開心的,他在上海有老婆有小孩,可憐的是朱安一輩子像個活死人”,她甚至假想“這個人是我的話,我一定會跟魯迅打起來”;她當面求證黃源,當年蕭軍是否真的在上海和黃太“發生了床上的關係”,差點把89歲的老人嗆到噎過去,她還一臉無辜:那個人現在又不是他老婆了咯,問清楚有什麼關係,我不問大家也都知道的呀;她寫柯靈的善變、勢利甚至借張愛玲的筆暗示他的猥瑣和下作、端木蕻良的陰暗怯懦虛榮和好幻想(可是她先生不但是《端木蕻良傳》的作者,還是國內端木蕻良熱的始作俑者之一);她為上海魯迅紀念館向她的充和“姨媽”求字,卻被罕見地回絕,因為張先生覺得“這個人和我不是一回事”;她的鋒利、真實乃至“刻薄”也及于自身,寫母親的私奔,以至於仍居滬上的姐姐哭笑不得:小心爸爸媽媽晚上來抓你噢;寫95歲的冰心辭世前四年在醫院貼著她的耳朵輕輕説:我愛你的爸爸……
讓人最關心的已經不是她為什麼要寫這些,而是這樣寫有沒有麻煩?
“我現在就在等待這些反應,我天天打電話問我姐姐,有沒有人來講什麼話,我姐姐説,還沒有,這次沒有。”章小東看上去坦坦蕩蕩,毫不忐忑,“我講的是真實情況,他們要告我,可是每一個地方我寫的都是事實,而且在其他地方都講過了。”
突然想起,晚年巴金講得最多的就是“講真話”三字,巴金正是章小東父親靳以的摯友。小東去國六年後第一次回國省親,就和家人一起趕到杭州汪莊探望他,沒想到三輪車進不了,可她姐姐又是殘疾人……電話打進去,好不容易進去了。小東説,“當時巴金先生坐在一個門廳裏面,看到我大笑起來,説曉得就是你,沒有人坐著三輪車撞進來的……”她心裏就想,你現在住在這個地方了,其實這一路你也是這樣走進來的……“尊重是應該的,但他也是一個普通人,不是一開始就是‘巴老’,也有‘小巴’的時候,也是從普通人過來的,只不過變成‘巴老’了以後,他的身邊築起了一道墻,跟大家隔開來了,我拆不掉這個墻,就挖一個洞好嘞,讓大家都看看裏面到底是怎麼樣一件事情,我不是説故意要摳他一個痛,人人都一樣的,為什麼一定要變成一個聖人呢?為什麼要跟老百姓不一樣呢?我只是想把他和大家拉得更加近一些,因為我跟他蠻近的。”
靳以是現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僅創作甚豐、更是了不起的編輯家,1959年去世時才五十歲,那年小東三歲。因為靳以的原因,小東這本《尺素集》裏的大多數人物,對常人來説可能是“書上報上才能出現的名字”,對她來説,這些人卻“沒有一點點神秘感”。 “有句話叫‘奴隸面前沒有英雄’,我跟他們太接近了。”她想把自己眼裏所看到的“真實的東西全部打開來”,在寫對他們看法的同時,“我也解剖自己”,如果讀者看完以後覺得對他們有用處,“我就開心了。”
不光看到“後腦勺”
關於真實,她的認識倒是很清醒。“其實沒有什麼一定是真實的東西。有人説,一個故事講十遍就是不一樣的。我儘量在講第一遍的時候,保證它是真實的……”
小東的先生孔海立在美國的一所大學教授文學和電影,他對夫人的作品有恰當的評價:有一部電影,裏面有一句話説你看人老是看人的後腦勺,你是永遠不會知道他的。小東不是搞純文學或者理論的,她就是憑直覺感受來寫,我們不會這麼寫。她在書中對每個人都寫了正反兩方面,你可以説她偏激、率直或者過分,但這就是她的想法,這本書本來叫“私信”,文學世界是非常個人的,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但我們看了以後又會覺得很有價值。章小東乾脆把自己的寫作叫做“瞎子摸象”,她坦承:“我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我講不清楚那麼多東西,我就只講一點,我‘摸’一樣東西把它講得很清楚,讓大家看到就好了。”
她永遠不會寫出一個木頭人,因為她愛的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而且,“人是人,作家是作家,作品是作品,作品跟作家不一樣,但又可以從作品當中觀察他是怎樣的作家,從作家當中想到他是怎樣動筆的……現在人的思想已經開放了,沒有那麼多約束了,不像以前一説就是什麼‘魯郭茅巴老曹’,我在西方從來沒有聽到過有人説什麼馬克·吐溫第一,福克納第二,從來沒有這種排名,不要做文霸,我反對做文霸,任何霸我都不喜歡,沒霸,什麼霸?!”
在《今夜的更聲打著了多少行人?》一文中,她寫王辛笛“文革”之後向國家捐了十五萬美元,“那時候,淮海路上一條弄堂裏三層樓的連體房,只要十一萬人民幣”,她感慨,為什麼你們這代人都是一樣的“天真到愚昧”,心痛之情溢於言表。“這是我自己解剖自己,我沒有這麼高尚。”大媽喃喃自語。接下來,她寫了一段在我看來是全書之魂的話:
“……你們這群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化人,想當年誰不意氣風發、個性十足?到頭來不知道是主動還是被動,是真心還是違心,一個個都變成了革命家……把自己的意氣和個性統統自剮?”
章小東説,“我媽媽後來變得很激進、很滑稽,她是一個上海小姐哎,年輕的時候很漂亮,可是後來她整天拿根竹竿,在外面打麻雀,大煉鋼鐵,把家裏的東西統統拔光,金銀首飾就不去講它了, 把壁爐裏面有鐵的東西統統拔出來啊,全部是真心地奉獻出去了。我外婆是資本家,以前有一種東西叫定息,我媽媽説這是剝削勞動人民,拿掉。”
永遠不要失落目標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三十齣頭的章小東去了美國,她先是在科羅拉多的一家中文報紙做了五年,後來舉家遷至費城,她在一家電力設計公司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做了十來年,因為金融危機失業。很快她就找到了新的工作,但一成不變的生活已然被喚醒,她“想做自己”了,於是兩個禮拜的工資也不要了,她回家,坐到書桌前,開始寫作。
“但是寫不出來,我丈夫看我那麼痛苦,就讓我到牛津兒子那裏去,在我兒子那邊,聽著鐘聲,我開始寫作,慢慢就把《火燒經》寫好了,《尺素集》事實上是對《火燒經》裏提到的很多人物的一個補充,《火燒經》在這邊還沒有出版,‘補充’倒是已經出了。”對於文學,小東説,“人家寫作可能是因為熱愛,而我不是,我是愛我的爸爸,我要找我爸爸,所以一直在寫。”不過在她的處女作《火燒經》出來之前,大多數的文字,于她只是生計。
“那時候我寫的文章,署名都不叫‘小東’,叫‘小西’。在那邊做報紙,是鈔票的耳目喉舌,鈔票進來了你就要寫,比如有人死掉了,老闆就要我寫篇紀念文章,他是個什麼什麼樣的人,這個人長的短的圓的扁的我都沒見過,是黑的還是白的,好人還是壞人我都不知道,就大概跟我講幾句話,我要給他吹出一篇文章來,一千多字,寫得來看的人哭為止。所以現在有人叫我‘寫情老手’,我説大概這也是鍛鍊出來的。”
在筆者看來,《尺素集》實在是“靳以傳”的雛形,難道小東就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不敢碰我爸爸,我覺得我寫不好,我很緊張,我怕我寫得不好,因為我要寫的話,我會寫真實的,就像我把我媽的私奔也寫出來,即使媽媽還在的話,我也會寫出來,我會跟她説,媽媽對不起,我只是想把當年你們這些年輕人的心情、情感的路寫清楚。”她繼續説道:“還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問爸爸,你為他人做嫁衣,你就從來也沒有為過自己。沒有《收穫》,我爸爸不會死的,太辛苦了,他是活活累死的,但是《收穫》在它四十週年紀念的時候把他的名字也忘記掉了,他是雜誌的創辦人、首任主編。他為他人做嫁衣做得連自己都沒有了,很多人都忘記掉他,爸爸是最謙虛虔誠的,那麼多年,他為文學事業做了這麼多的事,從來沒有想過要做一個文霸!”
一個小時的採訪很快接近尾聲,我請章小東給寫一句平常縈繞於心的話在書上,她説自己的字不好,堅持寫在另紙:永遠都不要失落目標。那她的目標是什麼,書的自序中似乎已有答案:“用我的這本書來尋找真實,這就是我所追求的”,因為,“每個人都會把自己的真實深深地隱藏,常常隱藏到了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讓周邊的人甚至自己迷惑,直至磨損”,而我恰恰“就是在這種迷惑當中一路走過來的”。特約撰稿 金敏華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