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儉令引發演出市場洗牌 政策帶來行業寒冬

　　節儉令頒布兩年來，演出市場兩極分化嚴重。那些高度市場化的公司，因為從來靠無可靠，市場份額不降反升。

　　當年那些靠政府買單和大型企業或團體包場，演出邀約多得接都接不過來的公司，開始在愁怎樣保持演出量，怎樣保證員工的工資。這其中，不乏多個“中”字頭演出團體及大型交響樂團。他們身後，一批小演出公司轟然倒閉，老闆們琢磨怎樣轉行。

　　演出市場，正在洗牌。

　　京華時報記者馬多思北京報道

　　政策帶來行業寒冬

　　5月，已經開始感受到夏季炎熱的北京，演出商史麗在八號公館花舍咖啡廳內一邊品著咖啡，一邊向記者講述著國內最近演出生意的不景氣。

　　史麗大約40歲，以前曾經是中國大型音樂會《同一首歌》的工作人員，後來又給一位中國的歌劇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做經紀人，但是這些工作都沒有能給她帶來豐厚的收入。2007年，史麗自己開辦了一家小型演出公司，從2009年到2012年短短三四年的時間內，史麗用掙到的錢買了一輛價格超過百萬的賓士越野車和八號公館對面高檔小區中一幢150平米、均價4萬的住宅。

　　好運似乎總是不長久。“去年初開始生意就不好了，實話告訴你，我在2011、2012年一年有大小超過十場的演出，到去年竟然一場演出沒有，一直到現在。”史麗説，“我已經把公司關了，雇的三個人也遣散了，現在準備把自己的住宅租出去，每月大約能租1萬5，然後自己租便宜的房子住”。

　　就在上個月，為了預測一下自己的財運，史麗找了“風水大師”，對方告訴她，生意不好除了政策，也有她住的房子太大的原因，“鎮不住。”

　　史麗開辦的這家小型演出公司的倒閉並不是偶然現象。中國整個演出市場都在面臨寒冬。

　　他們將寒冬歸咎於政策。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其內容之一就是要厲行勤儉節約。

　　去年2月，國家廣電總局下發《關於節儉安全辦節目的通知》，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要求各級電臺、電視臺節儉安全辦好節日廣播電視節目，包括春晚在內的節日廣播電視節目要削減不必要的項目，壓縮不必要的開支，把節約的資金用於提高節目水準、資助公益事業。

　　去年8月，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審計署、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的通知》，提出不得使用財政資金舉辦營業性文藝晚會，不得使用財政資金高價請演藝人員，更不得使用國有企業資金高價捧“明星”。

　　這個通知被業內稱為“節儉令”。

　　去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佈新修訂的《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其中第十六條指出：接待單位不得組織到營業性娛樂、健身場所活動，不得安排專場文藝演出。

　　政策的改變讓中國的演出市場頓時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體質弱扛不住的小演出公司難以避免地開始出現被“凍死”的現象。節儉令雖未針對明星的出場費，但業內人士都認可的一個事實是，大多數明星的出場費儘管下跌了15%以上，仍然演出邀約急劇下降。

　　今年4月，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佈《2013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稱去年我國演出市場總經濟規模為463.00億元，與2012年相比下降9.0%。

　　北京道略演藝産業研究中心調查結果是，去年中國商業演出市場票房規模達到88.26億元，同比下降5.7%。政府購買演出、企業贊助包場和旅行社團購這三方面資金正不斷被削減。

　　“很難統計倒閉企業的數量，起碼已有上萬家企業倒閉或者停業。”北大文化産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告訴京華時報記者，晚會等演出行業極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舉辦的大型晚會，小到一些鄉鎮舉辦的微型演出，都會有不同的公司承辦，此前這個行業起碼有一半以上的市場是由政府包括國有企業埋單。據不完全統計，這一市場預計有數十萬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費”等政策影響下，行業受衝擊非常大。

　　公款催生異樣繁榮

　　政府和國企的買單，支撐起了演出市場多年的異樣繁榮。

　　中國歌劇舞劇院是文化部下屬曾經演出生意最好的單位。連續八年收入第一，最多一年400多場演出，2012年營收1.6億元，去年營收1.3億元。

　　中國歌劇舞劇院副院長張亞峰在位於南三環方莊的辦公室裏對記者回憶著往日的幸福時光：以前全國各地什麼節都邀請大型文藝團體演出，全國好幾個地方舉辦的好幾個梨花節、菜花節。菏澤有牡丹節，洛陽也有牡丹節。還有好多藥材交易會也要搞大型文藝演出，所以接連不斷地邀請中國歌劇舞劇院前去演出。這些重疊的節日，都與旅遊掛鉤，與地方政府的政績掛鉤。那時不少歌舞晚會多年無創新，都是找個名人，加個伴舞，找幾個老歌改改，蕩幾個鞦韆搞幾個裝置。這樣演出的邀請都接不過來。

　　讓演出商史麗曾經大賺一筆的不少經驗就來自於她曾經供職的央視《同一首歌》演唱會劇組。史麗説，最輝煌的時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費達到800萬人民幣，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業支付。所以史麗深知要想賺錢，就要抓住政府和國企這兩個大金主。

　　“我的公司靠的是關係，不做商演只做國企和大型民企的年會和活動。”史麗回憶，“以前國企真敢花錢，前兩年有一年春節前，一家大國企要辦年會，非要請一家部隊文工團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時那男明星一場演出也就20萬出場費，可是這回非要35萬，我心想這人獅子大張口，乾脆不請他了，就成心跟這家企業報價40萬，覺得這麼貴肯定就把企業嚇回去了。沒想到這家國企的女老總就喜歡這位明星，一口答應下來了，結果我還多賺5萬。”

　　大型房地産企業也是文藝演出最有購買力的消費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項目開盤搞演出，企業老總最崇拜毛澤東，當時電影《建國大業》正在火熱上演，他讓我必須給他請到影片中毛澤東、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扮演者。我説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問問人家的檔期啊，這家房企老闆説‘沒事，開盤時間等這三位的檔期都合適再開始’。”史麗回憶，“扮演毛澤東的演員很隨和，一個月後回國參加了活動，還念了詩。本想邀請扮演蔣經國的演員唱首歌，可是我聯繫的是他的影視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結果‘蔣經國’只能在演出中説説話，我還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協調，最終搞定。而蔣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産商有關的商業活動，不想來，房企老闆以為是價錢問題，告訴我説多少錢都沒問題，我心想要這麼説‘蔣介石’更不來了，所以只能從友情上打動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辦成，請到了‘蔣介石’。”

　　國家京劇院藝術發展中心主任宋小川説，以前每到年會，各大企業包場很多，一場京劇演出，京劇團的報價至少十萬起步，每天國家京劇院業務處來約演出的電話不斷，業務人員根本不出門。“演一場《紅燈記》總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該虧錢了。不過我可知道其他藝術團的報價，東方歌舞團一般三十萬起步，一位中國頂尖的女民歌演員的一場音樂會是兩百萬。”

　　喜歡京劇的老闆花錢，有時請員工看戲。另一個帶來錢的途徑是生日與堂會，這和一百年前京劇演員的賺錢方式幾乎沒什麼區別，“例如大公司過生日，老闆過生日，大機構過生日，上司過生日，京劇演員都要去唱堂會”。

　　“寄生”團體業績慘澹

　　中國第一線的音樂明星，往年春節後的商業演出會接連不斷，然而今年有些人開始輕鬆地休息，這從另一個角度折射了國內演出市場的冷淡。

　　這是中國演出市場十幾年來的第一次全面下降，讓文藝界幾乎所有的從業者都始料未及。

　　道略演藝産業研究中心諮詢總監毛修炳説，這麼多年全國商業演出一直增長，2012年，中國商業演出市場票房規模還火箭般躥升，去年就下降了，大部分人都無法預料到。

　　毛修炳研究發現，受影響最大的是舞蹈産業，“尤其是民族舞，民族舞以前主要靠政府資金支援”。

　　緊跟民族舞的是傳統戲曲，傳統戲曲的商業演出市場較小，“很多地方戲還有京劇崑曲，以前就是政府埋單，年輕的觀眾沒有培養起來”。

　　生存要靠贊助和政府支援的交響樂市場是重災區。

　　今年春節過後，北京交響樂團的提琴手金女士一直賦閒在家。她已經連續幾個月只拿到自己的基本工資——1600元錢。往年這個時候，繁忙的商業演出已經開始，演員們每個月都可以拿到數千元的演出費，可是今年北京交響樂團的商演似乎仍然遙遙無期。

　　目前，政府對交響樂團採取差額補助的補貼方式，即國家補助樂團每年三分之一費用，商業演出就成為交響樂團貼補家用的一條重要渠道。但是“節儉令”後，交響樂商演難見蹤影。

　　北京交響樂團近幾年

　　每年政府活動性質的演出有8到10場，各種商業演出達20到30場，但是進入今年以來，沒有一場商業演出。團長譚利華透露，2012年還有30多場商業演出，去年降低到了個位數，“現在連給團員發工資都成問題了”。

　　成立10多年以來，中國愛樂樂團第一次在元旦期間放了假。往年一週就有三四場商業演出的中國愛樂樂團，從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除了新年演出，竟然沒有一場商業演出，樂團也破天荒地在本該忙碌的季節處於半休假狀態。

　　道略演藝産業研究中心調查發現，受大環境影響，企業包場和贊助的減少，音樂會市場票房、場次、觀眾均出現下滑。去年的大型演唱會收入也略有下降，更顯見的是演出規模的急劇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萬座位的工體，現在同等級別的演出就去1萬人的場子，以前能在萬人劇場演出的演唱會，就改去幾千人規模的場子。

　　中國歌劇舞劇院副院長張亞峰回憶，開始時各文藝單位雖然驚慌失措，但是演出還在搞，後來發現不對，一個接一個的通知和規定發下來，大家趕緊停止了，有些企業甚至走極端了，啥演出不敢沾邊了。政府不買單了，企業也不請明星了，中國歌劇舞劇院今年頭5個月演出場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潤薄了，現在一場能賺三萬就不錯了，以前一場賺十幾萬。

　　張亞峰、毛修炳和陳少峰分別向記者闡述了他們的一個非常近似的觀點——完全靠政府買單生存的文化單位這次受衝擊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場的單位，還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麼幾個人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個大企業的工會、宣傳部或者某個地區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賺個百兒八十萬。現在新政策一來，就死了。”張亞峰説。

　　北京世紀佳韻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國企，一半靠市場的公司。

　　留著藝術家的長髮型的總經理王京曾經是一名中央級音樂團體的大提琴演奏家，十年前他辭職辦起了這家公司。王京説，公司六成的生意來自國企的大活動、內部演出和年會。“國企作為主力消費帶動演出市場，老百姓自費觀看大型綜藝晚會的很少很少，國企和大單位包場類佔大頭。”

　　新政策出臺後，他的公司在年會方面的業務萎縮了四分之三，且文藝演出市場所觸及的行業，例如音樂會製作行業、制景道具行業，甚至劇組賣盒飯都會有影響。“我們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動、大型晚會，給南航、民生銀行、郵政系統都做過。2012年最好的時候，投資規模在上百萬的年會和活動，要有10到15場，預算在五六十萬檔次的，有二三十場，所以現在受影響很大。”

　　京劇市場比其他市場要寒冷得多。梅蘭芳大劇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場，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幾場，去年前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進去。今年頭5個月演出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超過30%。

　　市場化單位贏份額

　　4月22日，蘇格蘭當代著名編劇大衛·格裏格的話劇《麥克白後傳》在國家大劇院上演，這是即將上演的八部和莎士比亞相關的重頭戲之一。今年是莎士比亞誕辰450週年，從這天開始直至11月底的7個月裏，國家大劇院將舉行“致敬！莎士比亞”系列演出。

　　國家大劇院負責宣傳的王女士説，除了一兩千元的高價票銷售略有下降，其他檔次的票依然銷售很好，因為有紀念莎士比亞的活動，外國院團來演出的場次甚至比去年還要多。

　　國家大劇院這座鈦鋼結構建築、外表像半個蛋、裏面有四個劇場的巨大建築自2007年運營以來，每年的商演量高達600到800場，7年的商業演出共售票近500萬張，總收入近20億元，平均每年近3億。五部委的“節儉令”引起演出行業震動，但出乎很多人想像，國家大劇院的演出和票房依然如往年一樣平穩。

　　國家大劇院院長助理李志祥透露，去年國家大劇院的商演場次依然保持在800場以上，今年的演出排期已經完成，在票房上，國家大劇院從來都是以散票為主，而不是主打集團消費，因此也沒有受到影響。

　　五棵松萬事達中心三年前成為北京各種演唱會的最主要選擇，“我們佔據了市場的六七成份額”，萬事達中心常務副總經理韓立峰説，五部委“節儉令”的發佈對萬事達中心的影響是：大約十場已經簽約的演出和活動取消，例如衛視晚會性質的活動、都市傳媒的慶典。央視的中韓歌會則從萬事達一萬八千座位的大場地轉移到了只有兩千座位的小演播廳舉辦。去年萬事達大小場地總共舉辦了150多場活動和演出，與前一年相比還略有一點上升。

　　“萬事達只是出租場地，基本沒有受到影響，場租也很便宜，萬人座的大場一場租金也就30萬，均攤到上萬張票裏，每張票場租成本只有幾十元。可是我和演出商聊天，知道演出舉辦方的利潤下降了，大約下降了20%。”

　　多年前就已經完全市場化的運營方式，成了民營企業抵禦演出寒冬的棉衣。

　　北京宏道大略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毛修炳調查發現，各項限制公款消費的政策一齣臺，對開心麻花這樣早就市場化的文藝團體成了好事。去年開心麻花收入翻了一番，2012年收入4500萬，去年一個億多，已經進入全國話劇界兩強，僅次於國家話劇院。

　　孟京輝工作室、田沁鑫戲劇工作室、中國木偶劇院和專門演出兒童劇的“醜小鴨”公司，以及很早就完全市場化的杭州宋城的旅遊演出，都沒受影響。

　　“開心麻花”娛樂公司宣傳主管洪曄證實了毛修炳的調查結果。“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洪曄説，因為開心麻花的演出市場化程度很高，不是靠政府資源，而純粹是靠一張票一張票銷售來維持生存的。這種商業模式，在如今的演出市場情況下，反倒是個機會，“就是活得很辛苦”。

　　與開心麻花一道賺錢的是嘻哈包袱鋪和“北京小劇場戲劇聯盟”，2012年到去年，嘻哈包袱鋪營收增長超過10%。因為“我們的微博粉絲大多是東北的。”嘻哈包袱鋪宣傳主管筱雅稱，今年即將開發瀋陽、大連等東北市場。

　　毛修炳的調查還發現，蒸蒸日上的話劇市場，反而因此增加了10%的市場份額。擁有全國最好戲劇資源的北京人藝，去年的演出中，無論是《茶館》、《白鹿原》，還是《小井衚同》、《窩頭會館》、《喜劇的憂傷》，票房都極其火爆。

　　各展身手忙於轉型

　　持續不斷的掌聲和兩次返場加演，證明《往事琴緣》——大提琴與電影音樂會打動了現場的觀眾。

　　3月22日，這場全部十首曲目完全改編自西方電影的音樂會在北京音樂廳舉行，女大提琴家張瑩瑩和她策劃的這場用大提琴來演奏外國電影音樂的“跨界”音樂會受到了觀眾的讚賞，但業內人士卻透露，這場演出並沒有賺到錢。

　　沒有任何生意的史麗有著大把時間，也來觀看了這場演出。“以前這麼精彩的跨界音樂演出肯定掙錢，因為有包場，可是現在純粹賣票，北京這個市場多年來有個風氣，就是單位買單，培養出的觀眾都不肯自己掏錢買票。”史麗説，“在北京每次演出，你看最好的第六排中間，總是空出好多座位，那是給某些主管單位領導留的座位。不給面子的話人家都不來，給面子的話，領導就派一些保姆和司機來充數。”

　　所謂的跨界，主要指古典音樂界、流行音樂界或民族音樂界等以往很少有交集的領域開始相互涉足，用某一領域的手法去闡釋另一領域的作品。如今，這個詞與“創意”、“走出去”等都成為演出寒冬中的熱詞。

　　4月11日至12日連續兩日，中央歌劇院排演的歌劇《卡門》在清華大學新清華學堂演出大廳上演，有著兩千個座位的劇場進入了近3000名觀眾。“樓梯上都是站著看演出的人，這場景我以前只在改革開放初期見過，那麼如饑似渴。”清華大學教工鄭琳説。

　　清華大學集中了中國一批高智商的知識分子，但這還不足以造成對歐洲高雅藝術的“哄搶”，票價低廉無疑是原因之一。中央歌劇院宣傳處長費斌説，站票只有40元一張，大多數票價是100到200元，最貴的是400元。這個價位只是國家大劇院同等演出票價的五分之一。

　　中央歌劇院業務處長梁寒説，節儉令後商演場次下降了五分之一，主要就是早先定好的商演一下子都取消了。現在採取的自救方法是去外地找商機，例如到青海和新疆去演出，還有就是中央歌劇院的舞美技術在國內一流，靠為其他單位的商業演出進行舞美製作也能賺取一定收入。

　　受到巨大衝擊的國家京劇院採取了降票價和走出去、減小演出規模的辦法。今年春節後，以往只演京劇的梅蘭芳大劇院開始接地方戲和曲藝演出——河北梆子、二人轉，郭德綱的相聲都來了。票價也往下調整，以前最貴2000多元，現在1000多元，最低30元，能看十場戲，位置就在三樓最邊上，以前這種位置也能賣到一兩百元。

　　“百姓覺得30元看十場戲很適合，但是演出方收入低了”。宋小川説，“我知道各文藝團體領導都在為演員找演出，保證收入和積極性。”國家京劇院往年一年只去兩個城市，現在全劇院三個團每個團分頭去三個地方。以往邀請國家京劇院，起步價是十萬人民幣，但是現在五六萬的生意京劇院也接。

　　走出去後，宋小川感受到了除北上廣這些大城市以外的人們對高水準藝術的渴望。山東濱州市建成了一座1800座的大劇場，可是很多時間是空著的，沒有什麼演出，去年濱州大劇場邀請中國國家交響樂團來演出，各種檔次的票銷售一空，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

　　宋小川説，濱州的市長告訴他，濱州以前就很想邀請中央級文藝團體來演出，但擔心這些大單位看不起這個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如何去邀請。宋小川説，演出火的時候，這些外地劇場來邀請，北京的各大文藝團體還真不願意去，因為北京都演不完，除非價格特別有吸引力。

　　中國歌劇舞劇院正在籌備搞一種新型的歌舞劇。張亞峰介紹，這種歌舞劇不同於傳統國外音樂劇，也不同於國內的舞劇，故事都是觀眾身邊發人深省的東西。張亞峰承認，很多年前就有這個想法了，但一直沒有實施，因為品質糟糕的演出照樣演出邀約不斷，誰還搞創新呢？“演出火的時候，十萬八萬的邀請費以前我們院根本不接，現在這種小活也接，不賠就行。演員有收入了，人心就穩定，劇院就可以正常運作。”

　　北京世紀佳韻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練兒童劇，準備在一直堅挺、未受到政策影響的兒童劇市場上分一杯羹。

　　演出市場的這場寒冬，在耶魯大學訪問學者，中國人民大學音樂系中提琴家齊悅眼裏，成了讓文藝演出真正回歸市場的機會與春天。“以前政府和企業都喜歡宏大的東西”，中央的節儉令出臺後，大型交響樂團演出受到影響，但是對小團體是好時期。

　　齊悅説，20個人以內的室內小樂團越來越受市場歡迎，因為這種小樂團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響樂團遜色的特點。

　　齊悅認為，市場化也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劇院以前做好公關工作就行，現在必須做好市場和行銷規劃。“現在連劇場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連鎖，借鑒其他商業領域的經驗，講究觀眾消費體驗，除了對演出本身品質的體驗，還有對劇院服務，停車、交通、衣帽間，演出前後的活動和購票的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務行銷也要兼顧顧客忠誠度的培養。”

　　國家大劇院院長助理李志祥對以往的鋪張浪費深有感受，“以往國內那些動輒上千萬的劇目是怎麼做出來的？”李志祥認為，即使把裝臺、合成、綵排、樂隊、歌唱隊的成本都算上，最多也就五六百萬。國家大劇院排演話劇《簡愛》全部下來用了二三百萬，歌劇的平均成本很少在兩百萬以上。由國際大導演強·卡洛執導的瓦格納歌劇《漂泊的荷蘭人》，由11台投影機虛擬出來的波濤洶湧的海面全部由國外團隊製作，影像製作費用只有3萬歐元。“我不敢想像如果在國內製作需要花多少錢”。

　　公司倒閉後，史麗開始幫忙為朋友開辦的小提琴考級培訓班尋找排練場地，她覺得，如果今後政府對公款消費不鬆綁，曾經讓自己大賺特賺的買賣很難再回來了。

　　（應被採訪者要求，史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