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自2001年開始出版的歷史文化普及讀物“大家小書”系列,雖然與《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在內容上沒有可比性,但多年來也是“炙手可熱”。“大家小書”策劃者、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接受青閱讀記者採訪時表示,國內其實不乏碩學鴻儒之士,但近年來出版界和學術界確實缺乏有效的溝通與合作,導致國內類似《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的書籍很稀缺,而這套書的走紅,證明國內讀者對“以專業的方式做普及的學術”有很大的期待,出版界和學術界應該在未來加強合作。
韓敬群説,他們這代人很幸福,因為可以看到很多“大家寫給大家看的書”,“這種書看著容易,但寫起來卻非常難,真是要吃透了才可以寫出來,舉重若輕,深入淺出,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記得在初中時讀過範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而受益匪淺,而高中時讀的著名歷史學家吳于廑的《古代的希臘和羅馬》,讓他有了大學選擇世界歷史專業的願望。“我現在還記得非常清楚,這本小冊子是中青社出的,三毛九分錢,我看得如癡如醉,因此想大學念歷史,這成了我的一個情結。去年我女兒上高中時,我又買了一本送給她。”
“那時還有吳晗策劃的《語文小叢書》,華羅庚、閔嗣鶴等參與編寫的《數學小叢書》,還有專門針對初中生的《少年百科叢書》以及適合高中生看的《青年文庫》。想一想,那都是國內第一流的大師,放下身段,為像我這樣的中學生寫書。作為讀者,我們有多幸福。” 韓敬群説。
因為受益於“大家”的普及作品,韓敬群在北京出版社時,就有了做“大家小書”的創意,所謂“大家”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書的作者是大家、大學問家;二、書是寫給大家、寫給普通讀者看的。而所謂“小書”,一是指其篇幅小,二是指其姿態低,可讀性強,而因為文化含量高,專業讀者也會喜愛。
事實證明,“大家小書”在缺少宣傳的情況下,卻贏得了好口碑。2001年至2004年,推出了四輯共40種,其中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小講》累計售出6萬餘冊;2005年至2006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大家小書·洋經典”累計出版兩輯共20種。直到今天,“大家小書”仍然是北京出版集團在人文社科、學術普及方面的品牌出版物。
韓敬群認為,目前讀者對這方面出版物的需求應該絲毫不遜色于自己年輕時,潛在的市場空間很大。而説起國內為何近年缺少這類作品,他認為原因有很多,包括可用資源不多、作者與出版者耐心有限等等,而最關鍵的是出版界和學術界缺少溝通,“很多學者受目前的學術考評體系影響,可能無暇或不願做這種算不上學術GDP的普及工作。我想當代一定也是不乏大家的,在普及歷史文化方面一定也還有很多空白點大有可為。有志於這方面工作的出版者,除了要具備文化‘考古工作者’燭照無遺的眼光,充分開掘過去的經典,也應該致力於發現培養新的大家,推出新一代的‘大家小書’”。
韓敬群還表示,《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因為沒讀過不好妄下判斷,但以他閱讀日本學者以及其他外國學者著作的經驗來看,他還是相信吉卜林的名言:“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遠不會交匯。” 雖然因為文化上的關係,日本學者有其獨到的便利,但外國人寫中國歷史終歸是有一層隔膜,他們會提供新鮮有趣的角度,但深入民族心理與文化內核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中國讀者看這類書籍,更多的是應從中得到啟發,開拓思路。文/本報記者 張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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