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鐙改變歷史 曾助歐洲進入“騎士時代”

　　【中華文化溯源·馬鐙】

　　凡是讀過金庸小説的讀者,對於慕容這一姓氏都不會陌生。慕容復一心想恢復的大燕國,其實就是五胡十六國時期的“三燕”政權。2004年,考古學家在遼寧朝陽北大街挖掘出“三燕國都”龍城的宮城南門。金庸聞聽後,不但為朝陽題寫了“慕容街”街名,還題詞:龍城朝陽,三燕故都;傳奇慕容,華夏一脈。

　　《天龍八部》中的慕容復,是武林中的絕世高手,與丐幫幫主並稱為“北喬峰南慕容”。真實歷史上的慕容家族也是蓋世英雄,在群雄並起的時代,幾年間就崛起于北方,馳騁遼海逐鹿中原近百年。難道他們真有金庸所寫的“斗轉星移”的武功?

　　這個秘密在地下埋藏了1600多年後才被揭開。1965年,考古專家在朝陽北票市馮素弗墓發現了一對外包銅皮的木質馬鐙。龍城宮城南門考古挖掘者、遼寧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田立坤告訴記者,遼西的慕容鮮卑可能是最早將甲騎具裝和馬鐙應用於騎兵的。正是這些在當時最先進的騎乘裝備和防護裝具的應用,使慕容鮮卑建立的前燕軍力倍增,才得以馳騁遼海逐鹿中原。

　　秦始皇軍隊沒有裝備“馬鐙”

　　中國直到春秋時期作戰仍以車戰為主,騎兵僅是一種輔助力量。戰爭方式為雙方步兵、戰車相向對峙,“車轂相錯”時短兵相接,一次衝擊過後已見勝負。騎兵的作用遠不如車兵,因此有“一車當十騎”之説。

　　戰國時,七雄之一的趙國與樓煩、林胡、匈奴等遊牧民族為鄰,不勝其擾而又無可奈何。由於遊牧民族勇猛剽悍,擅騎長射,加之胡服衣短袖窄,比起漢服的寬衣博帶來,更利於騎射,於是趙武靈王提出“著胡服”“習騎射”的主張,很快成為除秦國外,國力最強的國家。列國望風景從,紛紛建起自己的騎兵部隊。1974年,當秦始皇的地下禦林軍從陜西那片黃土下浩浩蕩蕩地“走”了出來,人們更是被震撼了。

　　但是,如果你到秦始皇兵馬俑坑中去看一看,那些與真馬一般大小的陶馬身上,馬具齊備甚至已經有了馬鞍,唯獨沒有馬鐙。沒有馬鐙,人就不能很好地固定在馬背上,人的力量、馬的力量、武器的力量就不能合而為一。所以在馬鐙發明之前,騎兵很難成為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

　　重裝騎兵是三燕崛起的關鍵

　　“完備的馬具應當包括銜鑣、鞍、鐙三大部分,只有馬蹬的發明,尤其是雙鐙的應用,才標誌著騎乘用馬具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田立坤説,秦漢之際有了馬鞍,到東漢後期,出現一種專供達官貴人騎馬用的高橋型馬鞍——鏤衢鞍。這種高橋鞍騎乘時安穩舒適,但不方便上下馬,促使人們發明瞭專供上下馬使用的馬鐙。

　　20世紀50年代,在湖南長沙金盆嶺出土了一件釉陶馬,人們在這匹陶馬左側鞍下,發現一隻懸挂著的泥塑三角形小鐙,右側則沒有。由於該墓出有模印“永寧二年五月十日作”的陽文篆書墓磚,考古專家認定這是西晉惠帝永寧二年的文物,即西元302年。其後在南京、新疆、陜西等地出土的西晉、十六國時期的陶馬上都發現了馬鐙。

　　最早的馬鐙實物發現于遼寧西部的朝陽,不僅數量最多,種類最全,時代最早,而且是雙鐙。

　　田立坤告訴記者,1965年,考古學家在朝陽馮素弗墓出土了一副木質外包銅皮的雙鐙;1983年在朝陽袁臺子壁畫墓出土一副木芯外包皮革的雙鐙;1998年在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了一副木質加一週薄銅條的雙鐙。除此而外,在北票北溝、朝陽十二台鄉等都出土了成組的馬具。

　　北燕是鮮卑化的漢人馮跋在推翻了後燕之後建立的國家。馮素弗是北燕政權中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第二號統治人物。在已挖掘的前燕、後燕、北燕(史稱三燕)40座墓葬中,有10座發現了馬具,而且馬鐙均為雙鐙,由此可見,至少在三燕時期,慕容鮮卑已將馬鐙和甲騎具裝完美地裝備在騎兵隊伍中。

　　正是因為有了完備的馬具裝備,前燕這個以遊牧為主的蕞爾小邦,才能在強敵環伺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在北方佔據一席之地,並在與列強對峙中屢創以少勝多的奇跡。

　　據文獻記載,西元338年,後趙30萬大軍進犯前燕,襲擊前燕國都大棘城。前燕皇帝慕容皝派其子慕容恪率2000輕騎,斬殺後趙3萬人,其他人落荒而逃。

　　慕容鮮卑一直就是馬背上的民族,在東漢時就已“兵力馬疾,過於匈奴”了,西元3世紀初遷居遼西後,吸收了大量漢族先進文化。“中原地區精金良鐵通過不同渠道輸入鮮卑地區,為改善、完備騎兵裝備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技術條件。所以在慕容鮮卑統治的遼西最先産生完備的甲騎具裝就不足為奇了。”田立坤介紹,慕容鮮卑西元337年建立政權,擊敗其他部落佔領東北並進而問鼎中原。除了其在內政上採取了順應當時形勢的政策,得到大多數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支援外,強大的的軍事力量尤其是裝備完善的重裝騎兵起到了重要作用。“三燕”最輝煌時,勢力所及除了遼寧西部,甚至達到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陜西和內蒙古。

　　中國馬鐙助歐洲進入“騎士時代”

　　三燕文化馬具首先影響到遼東高句麗,並進而通過高句麗影響到朝鮮半島南部以及日本列島。田立坤告訴記者,高句麗地區4世紀初出現了比較完備的馬具,但不論是組合、形制、結構,都可看出是三燕文化直接影響的結果。日本古墳時代的馬具出土也比較多,但都能從三燕文化中找到淵源。

　　為什麼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古墳時代的馬具都是在5世紀初北燕滅亡後才發展起來的?田立坤説,這是因為三燕文化馬具的影響不是直接影響的,而是通過高句麗實現的。

　　歐洲馬鐙實物的出現更晚,是在西元6世紀的匈牙利阿瓦爾人的墓葬中。而阿瓦爾人是來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後代。北票市博物館副館長姜洪軍告訴記者,柔然人被北魏擊敗後(西元429年),沿草原絲綢之路西遷至歐洲的多瑙河一帶定居,並對當時的拜佔庭帝國構成了嚴重威脅。為了消除這種威脅,拜佔庭國王提比略二世對騎兵進行了大改組,西元580年他又親自訓練騎兵,特別強調必須使用鐵制馬鐙,這是歐洲文獻資料中第一次提到馬鐙。為此,學者們大都認為是柔然人把中國馬鐙傳到了歐洲。

　　英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説:“只有極少的發明像腳鐙(馬鐙)這樣簡單,但卻在歷史上産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就像中國的火藥在封建社會的最後階段幫助摧毀了歐洲封建社會一樣,中國的馬鐙在最初幫助了歐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正是馬鐙的發明,才使中世紀的歐洲進入了騎士時代。(本報記者 畢玉才 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