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的《小説課》：閱讀不能左右我的寫作風格

　　2月25日下午，主持人王雪純與作家畢飛宇就畢飛宇的新書《小説課》在京舉辦了分享會。

　　正如書名《小説課》，這些文章是畢飛宇關於小説閱讀與小説寫作的思索。“我們寫小説的時候，渴望通過小説把生活的秘密找到，解開生活的殼給大家看，但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找到這個秘密，但是我們還是要找。”畢飛宇説。

　　分享會中，畢飛宇根據自己的閱讀與寫作經驗，對於小説寫作提了很多見解，同時他也談及寫作者的直覺、想像力等天賦在寫作中的作用：“第一，你在寫作的過程當中，對你小説人物的把握，他的性格生成和走向得有直覺。第二，在小説運作的過程當中，在小説裏頭這些人物有時候像波濤洶湧河面上的氣球，一會兒冒出來，一會兒沉下去，你得知道如何把控它。這種多方面的直覺，我不認為它是可以教的。包括想像力，從此到彼，從A到甲，從C到丁，老師可以教你怎麼聯想，但是這個能力很可能在有天賦的人那裏，一秒鐘的時間都不需要，他趴地上就蹦出來了。”畢飛宇説。

畢飛宇

　　寫作時，“我的書房像軍官作戰室”

　　“《紅樓夢》描寫‘色’，也就是‘世相’的真正開篇應當從第六回開始算起，也就是從《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劉姥姥一進榮國府》開始算起……對小説而言，‘白玉為堂金作馬’是句空話，曹雪芹的責任就在於，他把‘白玉為堂金作馬’的解釋權悄悄交給了‘賤人’劉姥姥。……在被‘挺胸疊肚’的幾個門衛戲耍了之後，她只好繞到後街上的後門口……第六回是這樣終結的：‘劉姥姥感激不盡，仍從後門去了。’好作家是這麼幹活的，他的記憶力永遠都是這麼清晰，從來都不會遺忘這個‘後門’。”（畢飛宇《小説課》）

　　畢飛宇強調了記憶力的重要性：“好記性是必須的，即便是寫一個長篇小説，能把一年到兩年時間裏面，要把自己長篇小説裏面哪個人是什麼樣的狀況記住。之前就有小説家出過大事，大家都知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在第四卷裏面，那個人已經死了，到後面幾卷，那個人又在熱情洋溢地説話，這是很嚇人的。”

　　畢飛宇也談到他所用到的輔助記憶的方法：“我曾經有過戲言，我的書房沒有那麼儒雅，我的書房更像一個軍官的作戰室，一個人物出現了，估計是多大年紀，是一個什麼職業。人物出現以後，我就用一個記事貼寫下來，往墻上一貼，然後再寫，再往墻上貼，等一個小説寫完之後，那個墻很壯觀。”“貼的時候是有順序的，從左邊往右貼，第一行粘完再粘第二行貼。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方法，因為我40歲之前不幹這個事，40歲之前幾十萬字的東西，無論多麼複雜，腦子裏面清清楚楚，年紀大了，怕出錯，我早就這麼幹了。”畢飛宇説。

　　“我不在書房寫作，我在餐廳裏面寫作，我在吃飯的地方寫作。吃飯的時候把書呀、筆電呀往裏面推一推，就在那吃飯；吃完飯以後，把碗筷拿走，我寫高興了夾一個鹹菜放在嘴裏，之後再接著寫。”“我讀書相對來講也是比較講究的，尤其是自己喜歡的書，前兩天我還跟朋友説，首先我不太贊成在手機上看小説。讀書最要緊的事是手上要有筆，該劃的地方劃下來，該在旁邊寫幾個字的地方必須要注視一下，以及高興的時候自己會做一點筆記。”畢飛宇説。

《小説課》書封

　　形容詞是危險的

　　“‘此物故非西産’（出自蒲松齡《促織》）這句話非常妙，經常有人問好的小説語言是怎樣的？現在我們看到了，好的小説語言有時候和語言的修辭無關，它就是大白話。好的小説語言就這樣：有它，你不一定覺得它有多美妙，沒有它，天立即就塌下來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寫出這樣的語言。”（畢飛宇《小説課》）

　　“形容詞是危險的，我在2003年還是2004年的時候，寫過一篇有關莫言的文章，我談到：小説裏面最要緊的詞是名詞，莫言的小説裏面名詞特別多，所以他的小説裏有很大的資訊量；而形容詞是很糟糕的，因為形容詞非常主觀。你從文學的類別上來分，浪漫主義小説是最喜歡用形容詞的，這不是一個好習慣。”畢飛宇説。

　　畢飛宇打了一個比方：“比如寫一個姑娘是一個很有心機的壞人，我們特別不希望在小説裏出現這樣的語言：‘她的臉上出現非常狡猾的微笑。’這是最糟糕的小説語言，為什麼？你憑什麼説這個小説人物臉上的笑容是狡猾的、是狡詐的？我就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任何一個人在現實生活當中，為了配合對方我要做一個狡猾的表情給你看，沒有這樣的傻瓜。所以對於作家來講，即使你已經判斷，你描寫這個人物的時候你也不能那樣説。”

　　“所以好人和壞人的小説是天底下最糟糕的小説，為什麼？它幼稚，它過早地替讀者把結論放在裏面，兩章還沒有過去，這是什麼人，你已經替讀者做結論，誰還需要你這個作家去寫呢？所以對作家來講，呈現永遠是最重要的。”畢飛宇説。

　　“作家跟小説中的人物如何相處，首先我們一定要牢牢地記住一條，就是他的性格。這個跟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人際關係都不一樣，作家面對人物的時候，當你確定這個人差不多是那樣一個性格狀態的時候，你對他不能有任何干預，他很可能呈現出你無法想像的狀態來，一定得讓他自己走，你老老實實地把他在你腦海裏面發生出來的狀況記錄下來，干預的越多，越愛不釋手，這個我在漫長的寫作生涯裏面體會最多。我們在20多歲、30多歲的時候寫小説特別容易出面干預，扭著小説裏面人物的性格來。”畢飛宇説。

　　“一個並不可愛的人，寫著寫著，你愛了；一個你非常愛的人，寫著寫著，你不愛了。這有什麼道理可講麼？最極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曹雪芹幾乎從來沒把林黛玉‘往好處寫’，從頭到尾，我們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不是’，一個標準的、有心理暗疾和行為缺陷的問題少年。但要命的是，曹雪芹越寫越愛她；讀者越讀越愛她，一邊愛一邊數落她的不是——你就不能改改麼？你要是改了，你又何至於這樣呢？我敢打賭，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淚’，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林黛玉。黛玉太叫人傷心了。”畢飛宇在《小説課》中寫到。

　　“我的風格是從妥協來的”

　　茨維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翻譯的：‘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不管這個男人還認不認識這個女人，他們之間不可能説‘素昧平生’的關係，他們之間的關係只能是這樣的‘（你）見過很多次、卻已不再認識（我）’”

　　“美國有一個翻譯家叫葛浩文，莫言的英文書都是他翻的。在香港的時候他跟我聊天，講翻譯莫言的心得體會，他説，‘我翻譯莫言的小説跟翻譯別人的小説很不一樣，莫言小説的語言特別荒涼恣肆，一排一排的衝過來，我會做一些特殊的處理。’他舉例，莫言寫：‘他和她之間發生了風花雪月的故事’，葛浩文説：‘我沒有把它翻譯成風花雪月的故事，我翻譯的是：他和她之間發生了一個故事。風。花。雪。月。美國人一看，這個語言多棒啊！’”畢飛宇説。

　　“我覺得做翻譯的人把自己當成火車司機就傻了，火車司機只能控制車的速度，你不能左右它的方向。可是如果你開了一輛汽車，你在走的過程當中可以左拐右拐、加速和剎車，他是有一些餘地的。千萬別以為你翻譯的那個作家，你把他的語言風格吃得透透的，完全按照那個方式去做就是好的。”畢飛宇説。

　　“我跟南京大學的教授許鈞聊天，我説：雖然我也知道羅曼·羅蘭不能算最頂級的大師，但是他的語言很有特點。許鈞告訴我：那不是羅曼·羅蘭的風格，中國的讀者讀到的《約翰·克裏斯朵夫》這篇小説的語言風格是傅雷的。在許許多多時候，一個好的翻譯家在翻譯的過程當中，完全呈現自己的語言風格，一個小説讀者，根本不管這個風格是原著的還是譯者的，讀者只關心一個問題，就是你翻譯的文字好吃，這個好吃的文字是你做給我吃的，還是你生意忙不過來到隔壁店裏買給我的，我都不管，吃好了算我的。”畢飛宇説。

　　畢飛宇也談到自己寫作風格的由來：“任何閱讀都不能左右我的風格。我的風格是從妥協來的——向自己妥協，向自己的內心妥協。我可以肯定的講，我剛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的語言風格是從別人那學來的，看托爾斯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雨果，看博爾赫斯，我找到一種風格，這是我所喜歡的，然後我開始寫。寫著寫著我就覺得不對，我的幸福感喪失了，我的快樂喪失了，因為我用人家的語氣寫自己的東西。後來長大以後我慢慢明白，我得讓自己開心，我得哄自己，如何讓自己開心，如何才能哄著自己？向自己妥協，向自己最擅長、最願意的方式妥協，妥協到最後就是我的風格。”（文/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