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花》，一場新型的中東戰爭

圖源於網路

　　1990年代，馬丁·弗裏德曼和他的以色列士兵戰友曾參與一場至今沒有正式命名的連續衝突。這些戰鬥間歇出現在歷史的夾縫，連結著以色列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戰爭與2006年的第二次戰爭。

　　這些小型衝突同戰爭一樣真實而殘酷。當時，為了對抗真主黨在邊境的襲擊，以色列捲入了黎巴嫩南部一連串死傷慘重且遙遙無期的小規模戰鬥中。在《南瓜花》裏，弗裏德曼以一流的敘事手法，記錄下這場被長久忽視的戰爭，同時讓我們確信，它預示著一種新型中東戰爭的出現，儘管當時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自殺式汽車爆炸、路邊炸彈、在巨石間設置餌雷、襲擊時錄製影帶、將各前哨孤立、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在敵方的領地裏，我們的現代部隊打著一場漫長而無望的戰爭。敵軍的力量比我們弱，但他們卻擁有更為堅定的決心。這場戰爭的目標含糊不清，而且根本無法達到—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之前， 一場拖延不休的戰事就已經在黎巴嫩拉開了。”弗裏德曼寫道。

　　弗裏德曼此前曾是美聯社駐耶路撒冷記者，還是《The Aleppo Codex》一書的作者。他曾被派往位於黎巴嫩的一個被士兵們稱作“南瓜”的前哨。（在以色列無線電員的行話中，“花”是指受傷的士兵，書名由此而得）。

　　黎巴嫩無疑是危險之地。以色列士兵有在執行任務前拍集體照的傳統，每位戰士的頭部周圍要留有足夠的空間。“這是為了讓報社的人更清楚辨認人臉”，弗裏德曼寫道，“他們拿到照片，會用紅筆把死去的人圈起來。”

　　《南瓜花》由四部分組成，筆觸優美。第一部分記敘了1994年到1997年發生在南瓜山的一連串災難事件；第二部分是關於以色列對這系列事件的反應和抗議，迫使整個國家開始反思在黎巴嫩“緩衝區”布兵的意義；第三部分是作者自己在1998年南瓜山服役的情形，而最後一部分是在以色列撤軍後，作者以平民身份重返黎巴嫩的故事。

　　從歷史層面來看，弗裏德曼書中記述的最重要事件發生在他來到南瓜山之前。當時已經出現威嚇視頻——真主黨拍下了他們突襲南瓜山的情景並不斷傳播，這也成為恐怖分子自製視頻的最早實例之一（現在這些視頻已成為殘暴的慣用手段，常伴有割頭場景）；也有直升機離開南瓜山時的相撞事故，73名士兵無一生還——由於路邊放有臨時爆炸裝置（也就是後來美國士兵在伊拉克戰爭中最為痛恨的東西），他們不得不選擇空路——而如果不是因為敵方在士兵必經之路上佈滿了這樣的裝置，慘劇將不會發生。

　　敵方真主黨日漸壯大，一心想打永久戰爭。弗裏德曼在書中引用真主黨副秘書長原話，他認為，他的組織“不只是一個想要解放一片領土的武裝組織，也不是它沒有理由繼續存在時就會退出舞臺的臨時工具。它是一個願景，一條道路，而不僅僅是一種軍事反應。”

　　但對我來説，《南瓜花》最吸引人的段落並不是關於政治的，而是弗裏德曼自己的戰爭故事。作為步兵，他們的經歷通常會跟官方口徑有所出入，官方往往是單一、有導向性而過於清楚的。但真正好的戰爭回憶錄——比如《南瓜花》——總是展現戰爭迷惘、模糊的一面。

　　比如説，這些手持武器的人，是真主黨還是在打獵的黎巴嫩平民？（事實上是平民，士兵認為他們可能是在尋找野雞）遠處的紅光是戰爭的火苗還是婚禮上的煙花？（是煙花，紅光後面緊跟著藍色、黃色和綠色）窸窸窣窣是步步逼近的敵人還是塑膠袋的響聲？（結果是袋子）

　　戰爭也意味著犯錯——荒謬、不合常理的錯誤。弗裏德曼寫到過一次晚間任務。他在南瓜山山脊上看到了三個遊擊隊員，決定跟蹤他們，當他爬進坦克的時候，坦克觸發了可怕的炸彈裝置。他奇跡般地活下來了。第二天真相大白：他和弟兄們追的不是遊擊隊員，而是野豬。清晰的野豬蹄印在陽光下嘲笑他們。

　　2014年，弗裏德曼在Tablet和The Atlantic發表長文，認為駐紮在耶路撒冷的外國媒體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親密關係，促成了種種持續而微妙的反以色列傾向。他的批判迅速傳播開來，惹出了不小的爭議。後來弗裏德曼親自發聲，話語節制、表述認真，爭議很快消弭下去，而這些特質無疑是他最好的同盟之一。

　　在《南瓜花》中，他也展現了相似的節制。部分是因為他從自己的隊友處獲得暗示。“在我看來，前哨不存在任何意識形態”，他寫道。“對我們這代人而言，倡導猶太複國主義的政治家本·古裏安和劇作家西奧多·赫茨爾的名字只不過是街名。”

　　另一方面是因為，在黎巴嫩的安全區戰爭，創造了一種截然不同的以色列——“對意識形態極為厭惡；只思考微末而實際的事情；對爆炸事件習以為常。”他並不將其看作一種積極的發展。那些年在山頂的戰爭成功圍剿了以色列的老派左翼，包括其中的集體農場和空想家。“他們已經被邊緣化，再也沒有重回公眾的視野。”他寫道。

　　但是對弗裏德曼來説，他在南瓜山的那段時間唯一沒能做到的就是遺忘。它一直都作為他成年後認同的一部分，是他的記憶和精神生活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多年以後，那座山丘依然在對我説話”，他寫道。2002年，他決定回應山丘的呼喚，作為加拿大公民，他得以以遊客的身份重返黎巴嫩。

　　他發現了什麼？一個擁有善良、仁慈人民的國家——陌生人不僅邀請他加入野餐，還總是往他手裏塞各種願意接待他的親朋好友的聯繫方式。以及，他們都很憎惡猶太人。

　　“倘若我認為，在黎巴嫩也許有人會願意和我一起來一場中東版的“耶誕節休戰””，他寫道，“那麼我就是在異想天開。”

　　弗裏德曼以重回南瓜山為此行作結，只是這一次他站在另一邊。他驚奇地凝視著它。“曾經有一段時期，這座山值得我們用生命去守護。然而仿佛連敵人也明白，現在的它毫無價值可言。這似乎是士兵們可以獲得的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訓。”

　　這種觀察讓人聯想到蒂姆·奧布萊恩在《士兵的重負》中説過的、關於戰爭最讓人心痛的格言：“最終，面對一個真實的戰爭故事，除了‘噢’以外，我們無話可説。”（文/Jennifer Sen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