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學批判三部曲”作者佛爾談東亞佛學

　　（三）信仰與學術的關係

　　上海書評：佛教有信仰體系，同時也有自身的理論系統，有人認為佛學研究，尤其是禪學研究應該以信仰為基礎。然而現代學術標準是儘量保持客觀姿態。就禪的研究而言，胡適可以説沒有絲毫的佛教信仰，甚至將自己的禪學研究看做是“扒糞”，從而陷入對“歷史客觀主義”的迷信；鈴木大拙有禪的修行，但他“刻意”無視禪史中的錯誤成分，併為之開脫；柳田聖山有自己的佛教信仰，但他也認同胡適的歷史主義研究方法。您對此有何看法？

　　佛爾：在中國，禪的學術研究真正興起于鈴木大拙和胡適之間的著名爭論：作為對鈴木精神主義和超越觀點的回應，胡適申明瞭其歷史主義觀點——受胡適影響，柳田聖山後來做了相同的歷史主義工作。在日本和西方，學者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胡適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柳田聖山的影響，因此我們被籠罩在歷史的（更確切地説是歷史學家）的視野下來觀看禪。換言之，這種視角集中于禪傳統中的偽造物。並且，也許是對鈴木大拙的反動，這種視角貶抑禪的精神層面。這種做法或許在反方向上走得太遠，從而陷入另外一個極端——禪研究確實已忽略了它的宗教成分，我想這又是一種偏見，一種對佛教傳統的單面看法。

胡適與鈴木大拙

　　胡適是徹底地排斥信仰的，他是一位純粹的歷史學家。他身處“革命的時代”，因此將神會看作禪史上的“革命家”。除了神會的立場外，胡適幾乎將所有的禪史看做是虛構的，並且他從未將佛教看做是通往某種真理的途徑。

　　鈴木大拙其實也沒有佛教“信仰”，他提出的禪的圖像是理想化的，同時也是世俗的，在某種意味上，這不是宗教，它是艾克哈特和其他西方神秘主義意義上的“宗教”。對鈴木大拙而言，佛教史是墮落的，然而有一種純粹的神秘主義形式，這就是禪。只有禪才能理解“純粹真實”。

　　柳田聖山很顯然受到胡適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影響，但他在寺廟里長大，他的父親是臨濟宗的信徒，所以他是從內部來理解禪的傳統的，他的妻子是茶道的教師。因為上述背景，柳田對禪的精神層面很感興趣，仍然力圖把握禪的內在真理、禪的核心部分，他依然是一位宗教人物。

　　但這三位人物都徹底地忽略或無視了佛教真實的、具體的或宗教的部分。基於某種信念或信仰，他們都對宗教儀式不感興趣。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被忽略的層面。這三位學者在許多方面都有不同，他們之間有時是互相對立的，有時又站在同一立場上，但是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沒有注意到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以為，上述三位人物在這方面都是有局限性的。

　　與此相反，我想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將禪向外部真實世界開放——諸如社會、經濟領域，而這正是許多西方學者正在從事的工作。當我研究日本曹洞宗祖師瑩山紹瑾的著作時，發現他看起來像個純粹的禪師，撰寫語錄、在師徒之間以“心”相傳授，諸如此類。但他也有自己的夢境和幻覺，並很嚴肅地對待這些內容，將這些夢境和幻覺記錄下來——他見到了神靈，某位日本神靈叫他這般、那般地行事，並且他遵循了。這樣看來，瑩山紹瑾似乎患了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他是地位尊崇的禪師精英；另外一方面，他也屬於時代人物，和其他人一樣，他信仰某些東西，也和其他人一樣做夢，在舉辦佛教儀式時和其他和尚沒什麼不同。當我研究到這一點時，我認識到瑩山紹瑾並非例外，他可能和其他日本和尚或中國和尚區別不大，其他每個和尚或許都是一個“瑩山紹瑾”，現實使這些人物更像一個普通人。對我來説，佛教徒大多如此。

　　上海書評：請問您有佛教信仰嗎？

　　佛爾：我不是個佛教徒。與我的一些同事不同，他們在成為學者之前曾經受戒過。當然，如果留心觀察的話，今天的人可以自己修行而不必是個佛教徒。我認為，學術和修行不能等同起來。我不是從外部來審視佛教，而是在佛教的門檻上來觀察佛教，從“內”和“外”兩個方向“看”佛教——既不在佛教“內部”，也不在“外部”。我十分同情佛教，投入佛教的感情要比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多。我“親近”佛教也是某種修行，但我依然保留了我的批判性立場。因此我是一個“邊緣”人物，從思想和修行方面看都是如此。（文/蔣海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