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群的長篇新作《己卯年雨雪》,歷史背景設定為抗日戰爭,所以筆下的故鄉就被放大為“國家”。抵禦外來侵略的故事,使他寫到的無論大小城市和鄉村,都自動提升為“中國”,任何“地方性”描寫都可能成為“民族化”描寫,任何普通鄉親的描寫都可能是對“中國人”的塑造。熊育群似乎找到了一個頗具“天然優勢”的主題高度。這當然可以是事實,如果作家處理得當、描寫有力的話。但其實,他所遇到的難度和挑戰也同時增大。一是,抗戰文學有一個恒定的主題,即鮮明、堅定的國家民族立場。中國作家不可能越出這一原則。二是,近年來,由於影視劇對抗戰題材的熱衷,這一題材領域在成為熱點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各自出招想辦法吸引眼球的現象,一些雷劇、雷人情節成為輿論詬病的焦點。這麼一個表現得沒有死角的題材領域,出新出奇變得非常困難。熊育群究竟在寫作上體現出怎樣的風采,是否提供了足夠新鮮的創作理念,是小説的重要看點,也是考驗作家創作能力的地方。
這是一部非戰爭場面為主體的小説。一個日本女人來中國尋找丈夫,卻被中國民間抗日英雄祝奕典俘獲。尋夫之路變成了自救的過程。由此展開的,卻是祝奕典複雜的愛情故事和抗戰行動。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在中日之間尋找敘述故事的平衡點。因為小説採取了中國人與日本人交叉推進的敘述視角,這一“平衡”包括故事容量、情感走向、戰爭與人性思考等,變得更加敏感。熊育群顯然意識到這一選擇之難,他的敘述可謂小心翼翼。千鶴子來中國只是尋夫,並不參與戰爭。她雖然只衝著愛情而來,卻也見證了戰爭殘酷,看到了中國百姓的憤怒,她逐漸對日本發動戰爭的行徑有了更獨立和批判的意識。在對祝奕典形象的塑造上,體現了熊育群守護著民族立場的自覺。作為抗戰英雄,祝奕典有著豐富的愛情經歷。自己的妻子左坤葦、死去的女子王旻如,即使自己俘虜的千鶴子,都對祝奕典有著或直接或曖昧的愛慕之情。小説故事在魅惑與決斷糾纏中推進著,充滿了危險、懸念,也充滿了變數和對結局的期待。
如果説小説作為抗戰題材創作可以成立,重要的就在於作者為故事注入了人性內涵和情感世界的複雜性,使整部作品呈現出飽滿性,同時又能夠做到自覺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上處理人物故事,這種自覺性始終保持著高度警覺,保證了主題走向沒有流向歷史觀、戰爭觀、人性觀念偏頗和混亂的地步。
這是一部不忘歷史、銘記立場,表達人性、展現矛盾的作品,是融合了特定歷史背景、特定地域風情,將所有這些描寫自動提升到國家、民族、歷史背景基礎上的複雜表達。藝術上,是基於傳統敘述與現代表達,將盡可能豐富的元素進行自覺整合的努力過程。作品的小説性由此得到恰切體現,透露出作家創作初衷裏所立下的強大的美學抱負,將小説引入到一個複雜的情境當中,讓看似“非主流”的人物故事,體現出必須堅守的主流價值觀。由於作者要實現的敘述理想很多,個別人物,如千鶴子的丈夫武田修宏的死亡結局與主體故事之間在勾連上還有匆忙之嫌,但與作家始終堅守的國家民族立場相比,與作家為了遵歷史之命作出主題表達相比,這些情節處理,既是有可能付出的必要代價,也是作家今後創作勢必會去更具力量地表達的流露。(作者係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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