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回望》第一章 金宇澄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月出版定價:49元
母親説,我父親喜歡逛舊傢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蘇州買了一個邊沿和四腳透雕梅花的舊圓桌、一個舊柚木小圓臺,請店家刨平了臺面,上漆,木紋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圓臺一直在家,現放著我的筆記型電腦。
一九九〇年,父親在盧灣區一舊傢具店櫥窗裏看到有三張日式矮桌,樣式相同,三張疊在一起。他走進店堂,穿過舊傢具的夾弄,看這三張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闆一般很“識相”,注重來客年齡、打扮、神色,不講話。父親想打聽什麼,但是沒作聲,最後怏怏出來,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他對母親説。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誌士,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面對他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也一般在沙發裏坐著,不知是不是睡著了。
記得有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説:“冷天裏還穿法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著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誌,看一眼螢幕,沒明白他的疑問。
這是我聽到父親唯一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也經常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癟三’。”
他不許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惡痛絕,“日本飯是最壞的東西”。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五十年前,他誤將盤子裏的生豬血當作番茄醬的原因。
父親(二十八歲《時事新報》記者)與母親(二十歲,復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情報系統。某個深夜,父親與他“堂兄”—他的單線聯繫人,幾乎同時被捕。警車駛近北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至憲兵司令部(位於大橋公寓,據説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關押於此),由東京警視廳來人嚴刑審訊。他記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臉,始終堅稱自己由金華來滬探親,不明“堂兄”近況,本埠不認識其他人,無任何社會關係。金華是國民黨地區,他講了很多金華的細節,但不會説金華方言,所幸東京人員疏忽了這最重要的破綻。翌日,他被押往日軍醫院對質,“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兩天后,“堂兄”在醫院去世。
隨後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日佔時期,這座“遠東第一大獄”仍以設計精良著稱,整幢建築通風通聲,稍有異常響動,幾層樓都聽得清。新犯進門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樣脫盡衣服,兜頭一桶臭藥水消毒。糙米飯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種日式體操,平時在監室裏趺跏一樣靜坐,不可活動。四週極為靜寂,只有獄警在走廊裏反覆來回的腳步聲,鐘擺一樣的規則。
有天傍晚,聽到一日本看守低聲哼唱,踱步經過他面前鐵柵,歌詞為俄文:
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喲嗬,哎喲嗬,齊心合力把纖拉)
Разовьём мы берёзу, Разовьём кудряву
(穿過茂密的白樺林,踏著世界的不平路)
……
Эй 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爾加,可愛的母親河,河水滔滔深又闊)
……
靜坐獄中,歌聲出自一敵方士兵之口,聯想到詞句的全部含義,他深感驚異。斷斷續續的《伏爾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蘇極敏感時期,這位年輕日本兵,戰前是幹什麼的?是學生?現實的隔閡,在熟知的歌聲中攪動,産生難言的感受。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