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家給不出溫暖 如何學習愛的方式

　　《思家小館的晚餐》 （美）安·泰勒 百花文藝出版社

　　金起伏

　　《思家小館的晚餐》寫于1982年，是安·泰勒的第9本小説，也是她認為最好的作品，在1983年的普立茲獎與福克納獎都獲得了最終選拔。這本書早在1988年就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引進出版過，之後還有1999年譯林出版社等版本。可見不論從作者本人所處年代還是作品在華出版情況，安·泰勒都不是一位新作家了，但在中國大陸讀者中，她和她的作品都不算為人熟知，讀過的人也會有較為兩級的評論：無趣或者深刻。

　　但毫無疑問，《思家小館的晚餐》是一本高水準的女性小説。安·泰勒也確實精於此道，她專注于不厭其煩、不吝功夫地對美國中産階級家庭的種種困境與矛盾進行細緻入微的描摹，以驚人的平靜冷淡筆調寫了一齣關於愛和傷害的故事。

　　故事梗概非常簡單：一位人到四十、遭遇離婚的單身母親，含辛茹苦養大三個孩子，但由於愛與金錢的雙重貧困，他們在生活中逐漸消耗了正確的愛與被愛的能力。母親珀爾分裂，時而溫柔，時而歇斯底里、動用武力和言語暴力對待三個孩子；大兒子科迪始終有種身為局外人的自卑，即使事業有成，卻對愛不自信；女兒珍妮經歷三次婚姻，苦苦追尋自己想要的幸福；小兒子埃茲拉看似安靜平和，也最軟弱。

　　這樣的人物，如果放在中國的語境下，可能寫成表現缺愛少男少女迷茫生活的青春傷痛小説，或者寫成眼淚鼻涕、雞飛狗跳的家庭倫理大戲，或者乾脆走了報復社會的道路，登上法制節目。

　　但安·泰勒並沒有這麼展開。她像一個真正的、全能的造物者一般，知曉故事發展的每一個關節、每一條脈絡，毫無臆測、逐幀逐幀的將珀爾一家所有不為人知的秘密暴露在我們面前。這種內向的、沉鬱的、高級的方法，使她的作品不同於普通的狗血小説，儘管讀者明明認知到很多曲折變化的情節都屬於虛構的、編造的。

　　在安·泰勒筆下，細節的力量——不管是溫暖的、還是寒冷的——令人信服和動容。母親珀爾會在年老病重時囈語，讓孩子們“本該多找一個媽”，因為她當初就是因為科迪生病才又生了另外兩個孩子作為保險；會在兩個兒子離家之後，保留他們的房間不立刻出租換錢；但也會在因不能給孩子更多物質保障而生出愧疚之心時，反過來對他們惡語相向，罵他們是“寄生蟲”、“我希望你們都去死”；同時，像所有母親一樣，充滿了因愛而生、但表達不當的控制欲，對埃茲拉選的妻子不滿意，對珍妮的二婚婚紗不滿意……而孩子們，其實小時候早早知道父親拋棄了他們，但都為了母親的心情沒有揭穿，甚至時常在母親面前説“沒事，我不需要任何人”來使她高興；即使遭到暴力，也會攢下零花錢為她買耶誕節禮物，並且“不要買有用的東西”。

　　再往後，作者陸續展開了三個孩子身負枷鎖的各自人生，也就是我們常見的原生家庭如何持續影響個體的一輩子。父親怎樣毀了一個家庭，深受背叛和打擊的母親如何尖刻地對待所有人，孩子們努力想要逃離、又成了上一輩的復刻。平凡人生的普遍悲劇，自有一種“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懾人之處。

　　是的，這正是一幕平凡人生的普遍悲劇。雖然它發生在上個世紀的美國，但我們都能在裏面找到每個家庭和個體的影子。因為它的豐富細節，使家庭的幸與不幸不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或者平面的印象，而是符合生活實際的、只要身處家庭中就能體會到的、有著具體傷害力的生活情節。閱讀過程中，讀者甚至常常忘了安·泰勒這個故事主導者的存在，仿佛成了珀爾一家的一分子，一個被他們遺忘的、孤獨的靈魂，以第三者的視角旁觀了所有事情，但卻沒有辦法干預和改變，令人感到虛無和無力。

　　而到了後半場，雖然作者繼續通過轉換人物視角的方式來表現人物內心、推進故事發展、完整家庭拼圖，但故事情節在人物性格的框架之內，有了明顯的戲劇性。埃茲拉接管了飯館之後，急不可耐地將之打造成他心目中家中餐廳的樣子，甚至為家人留了一張家庭聚會專用桌。但他們在那裏有幾次相聚，就有幾次不歡而散，因為種種原因，從來沒有吃過一次完整的晚餐。

　　故事的最後，珀爾死了，牧師為她做了一篇文不對題的悼詞，總結了她的一生；父親貝爾應邀出現，全家人雖然極力無視他，但以科迪為首的子女們，還是忍不住聲討其不負責任和缺席。但當貝爾離席，全家人又把他找了回來一起吃晚餐，或許是本書中最有可能完整的一次家庭晚餐，只是珀爾不在。

　　回想科迪控訴貝爾離家的行為是“把我們留在她的魔掌中”的不堪定義，這家人在時間面前、在死亡面前，都沒有辦法與過去和解。

　　旁觀至此，不寒而慄，徒留嘆息。《思家小館的晚餐》，根本沒有所謂的關於家的溫暖和答案，我們能學習的、復習的，只是愛的方式。小説中，大兒子科迪説過“事實上，他們比幸福的家庭更在乎彼此”這樣的話，他沒有説謊。只是，當愛恨矛盾糾葛、分不清界限時，我們常常顧影自憐而互相傷害，所有的抱團取暖則變成了虛構的吉光片羽。在“親密關係”這點上，我們都在磕磕碰碰的摸索，希望不要走得太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