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暢銷透露社會理性與自省

　　《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邵燕祥著，作家出版社

　　文/竇海軍

　　雖然邵燕祥先生也是名家，但是他和易中天、梁文道等有別。他是位更老的先生，也不是文化時尚人物，所以他的書一般很難“瘋售”。然而他最近出版的《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卻一個多月賣了一萬多冊。

　　此書同樣沒有文化時尚性，而是通過個人經歷呈現的從1945年到1958年的中國思想文化的斷代史。這樣一本嚴肅的四五十萬字的大部頭，實在考驗人們的閱讀耐心，但是卻不炒作而暢銷，這不免有些不可思議。

　　就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目前出版的好書不多，讀者的選擇有限：二是在失望消沉中我們也窺見了中國社會的良知與希望。

　　歷史上，不管中國的現實是如何的糟糕，但這個古老國度的豐富性、厚重感都是不能漠視的，而這一特點的積極作用是，令這個災難重重的民族韌性很大，從而總是希望不滅。這好比一個厚重的人，這種人面臨災難時總會比輕浮單薄者更能堅持，更有走出困境、起死回生的力量和希望。

　　豐富與厚重不只是意味著忍耐，還深藏著理性的力量。理性是一個民族與磨難抗爭並走出困境的核心力量，而理性精神的核心又包含著自省的素質、能力。邵燕祥先生的這部力作之所以暢銷，正是這種自省精神在當下的顯現與“暢銷”。

　　一個民族能夠正視自己的歷史，並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現。尤其在災難臨頭時，困惑、頹廢與罵街，遠不如歷史性的思考更加有力量，有價值。

　　巨大的內憂外患中産生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日本侵華激發了全民族不屈不饒的抗戰，文革的劫難催生了改革開放，就此我們都很難説這其中沒有理性反思歷史的力量。所以，不間斷的歷史反思，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精神的民族規模的體現。

　　自省的內容當然包括在歷史的成功中汲取營養，但是價值更大的則是反思歷史的教訓，而邵先生的新作，正是這樣的一本書。此書的暢銷，不僅僅只是一本書的事情，它還讓我們看到了民族復興話題下中國現實社會理性與自省的暗流。

　　豐富性意味著複雜的分層。中國社會的分層歷來是複雜又比較清晰的。即使當今中國，同樣有著一個保持理性、堅守道義、憂國憂民、趣味高尚的階層在不斷努力著、探求著。這本書的暢銷，不乏就是一個局部的實證。

　　反過來想，若是沒有了這個階層，才是恐怖的，才是民族與國家的大不幸。幾天前孫郁先生在《北京青年報》開辦關於魯迅的講座，到場的人數及提問的水準，同樣讓人們在秋寒中感覺到了幾分暗涌的溫暖，而邵燕祥便有“當代魯迅”之譽。雖然他一再表示這是不能接受的妄譽，但他也承認自己是魯迅及其精神的追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