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軍西行見聞錄》：這本書最早向世界介紹了長征

　　原標題：這本書最早向世界介紹了長征（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

　　陳雲（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

　　《紅軍長征時代的真實史料 從東南到西北》，明月出版社出版，1冊61頁，32開。

　　《長征兩面寫》，大文出版社出版

　　《紅軍長征隨軍見聞錄》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

　　近日，上海《勞動報》報道：8集微紀錄片《上海記憶：他們在這裡改變中國》在滬首映，紀錄片公佈了大量珍貴史料，其中包括歷史上第一篇向世界報道紅軍長征的親歷記《隨軍西行見聞錄》。

　　這本紅色出版物的發現始末、文物價值、多種版本流傳和珍藏情況以及手抄本被發現的新聞報道，再次喚起人們對長征的記憶。

　　第一版在蘇聯出版

　　1934年10月，陳雲隨紅五軍團一起長征。1935年6月上旬，中央紅軍即將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時，中共中央秘密派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組織以及中共與共産國際的關係。7月下旬，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指示陳雲及在上海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前往蘇聯。在莫斯科，陳雲向共産國際詳細彙報了中國共産黨、中央紅軍主力戰略大轉移和遵義會議的情況。1935年秋，陳雲在莫斯科完成了《隨軍西行見聞錄》，並於1936年3月在中國共産黨主辦的巴黎《全民月刊》上連載，署名“廉臣”。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

　　《隨軍西行見聞錄》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後，很快傳到國內，先後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印行，現發現的有：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從東南到西北》、上海生活書店1938年3月出版的《隨軍西征記》、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的《長征兩面寫》、上海群眾圖書公司1949年6月出版的《紅軍長征隨軍見聞錄》。《隨軍西行見聞錄》連載版和單行本，現收藏于上海市檔案館。

　　《隨軍西行見聞錄》的作者“廉臣”是誰？ 起初並不為人所知。直到1985年，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50週年，《紅旗》雜誌重新全文刊登了《隨軍西行見聞錄》，才明確指出“廉臣”就是陳雲。

　　最早介紹紅軍長征

　　在國內外出版的描寫長征的圖書中，人們往往把美國記者斯諾所寫的《西行漫記》當做向世人介紹紅軍長征的第一本著作。也有人説紅軍主要領導人王稼祥，于1936年初在蘇聯治傷期間，最早向共産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的情況。

　　但有關長征圖書文化的研究學者認為：從出版時間上看，《隨軍西行見聞錄》是黨內最早向外界介紹長征的一本書。

　　1936年6月間，斯諾到陜北採訪，收集二萬五千里長征第一手資料，他寫作的《西行漫記》英文版首次在英國出版，時間是1937年10月；而王稼祥在蘇治傷時間也是在1937年。陳雲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寫于1935年8月，1936年3月開始連載發表，7月結集出版發行，比斯諾的《西行漫記》早面世1年多；比瑞士傳教士勃沙特的被看作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的著作《神靈之手》，還要早近半年。由此可以説，陳雲堪稱向世界宣傳紅色長征的第一人。《隨軍西行見聞錄》為後人研究紅軍長征保存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採取第三者視角

　　陳雲同志是長征的參與者、親歷者和見證者。對於長征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眾多參與者，應該怎樣真實具體生動地表現？這部書的寫作，是進行了精巧構思的。

　　初版《隨軍西行見聞錄》為何署名“廉臣”？陳雲曾這樣解釋：“這篇紀實文章，為了現在便於在國統區流傳，筆者只好在文中裝作一個原在國民黨軍隊中，後來又因被俘在紅軍中工作的醫生，我在論述紅軍之長征時，採用的是第三者的語氣。”陳雲巧妙地運用了假托的藝術筆法，以當時閩西一位個體醫生傅連璋在長征中的經歷為原型，假借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廉臣”之口，詳細生動地述説了紅軍長征。

　　採用這樣一個敘述角度，一是故事的敘述者可以站在一個觀察全局的位置，聚焦所觀察描寫對象的各個側面，尤其是從上層看到紅軍長征全局的一些情況；二是可以從中立的立場反映紅軍長征歷史活動。這種敘述方式，敘述者和他的故事、事件與時間，是統一融合的。這樣的敘述觀察角度，對紅軍將士的生活、軍事策略、戰鬥精神的認識和表現，會更加客觀真實。

　　借用蘇州評彈手法

　　《隨軍西行見聞錄》詳細記載了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由江西出發，歷時8個月、途經6個省、行程12000里的傳奇經歷，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軼聞史實。重點描述了紅軍艱苦卓絕鬥爭的英勇事跡，宣傳了遵義會議精神，宣傳了中國共産黨和紅軍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愛護人民、關心少數民族的生動事例，宣傳了中國共産黨倡議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張。

　　陳雲從小受到蘇州評彈説書藝術的熏陶，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他將這種表現手法融入對長征中驚心動魄的故事、紅軍將士的革命英雄主義情懷的描繪之中。

　　書中這樣描寫紅軍領袖的形象：“赤軍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黨中央局等赤區要人，我初以為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後，大出意外。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我到，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像，完全不同。”

　　雖是簡潔的白描，但非常細膩，既有對毛澤東、朱德形象的真切感知，也滲透聚焦者的思想和情感。書中描寫領導人與紅軍戰士平等相處、同甘共苦，與老百姓的魚水深情的故事細節，也頗為感人。

　　《隨軍西行見聞錄》不僅具有史料價值，在報告文學寫作方面的風格和藝術特色，也是獨樹一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