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者李亦園逝世：知識分子、通識教育與人類前途

　　2017年4月18日19時，著名人類學家、中央研究院李亦園院士于臺北醫學院附屬醫院病逝，享年86歲。

　　李亦園

　　李亦園（1931-2017），1931年生於福建泉州，1948年赴臺，從事人類學研究至今，是著名人類學家，任臺灣“中研院”院士，人類學高級論壇首席顧問。李亦園先生研究範圍極廣，涉及人類學、文化學、比較宗教學、家庭宗族研究、神話研究，並以臺灣高山族、華僑社會以及華南、臺灣漢族民間文化為田野研究對象。著有《人類的視野》、《文化的圖像》、《文化與行為》、《信仰與文化》等專著16種，專業論文近兩百篇。鳳凰文化特別推送舊文《知識分子、通識教育與人類前途》，紀念李亦園教授，本文原刊于《知識分子與21世紀》。

　　《知識分子、通識教育與人類前途》

　　文/李亦園

　　我們推廣了十多年的通識教育。通識教育課程雖涵蓋了許多方面，但最缺乏的是對我們自己、對整個人類的理解關懷。用寬廣的立場去看全人類，不是只看臺灣，只看中國大陸，只看遠東，而是放眼全世界。不僅僅是有形的世界，而是整個人類的存在與文化。很少有這樣的課程，但卻極其必要。通識教育，是要培養學生成為全人。那麼全人就應該了解自己，知道科學，也了解整個人類。所以重點在於跳出“此山中”的觀點，由“淩空”的觀點，來看看如何由“全人類”的立場看通識教育。

　　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負有許多對國家社會的義務，但也比較少去談到這些義務。之前有許多講座談到對知識分子的反省、批判等，但比較少用全人類的角度來談到如何用更寬廣的角度來了解自己的責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觀點不應狹隘，不是只注意到自己本身，而是要從寬廣的外界來看。不只是要談人類自己，而且要和人類的文化合在一起談。

　　我們對人類經常有許多誤解：種族偏見、宗教衝突、生態破壞、環境危機、新疾病産生等種種問題。都使我們覺得人類已陷入了困境。除開枝節性的解決方式外，也應該由更寬廣的立場來了解人類的問題，才能使我們跨進21世紀，迎接22 世紀。有長遠觀點的知識分子，才是現行通識教育所要培養的全人。而這樣一種全人類的觀點，主要是從“人類學”出發。

　　如何由人類學的立場來看問題，使通識教育更寬廣，使知識分子的立場能更有世界性，有長遠的觀點？以下將用具體的例子説明，不做一般的泛論。以“山外”的立場，取代“此山中”的立場看人類文化的問題。第一個論題，要談到人類的起源，以及人類與文化共同發展的問題。一般人常將人類的生物體和人類的文化當作兩個範疇來看，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人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從生物學的立場來看，人類和其他動物的不同，在於文化的有無。因為有文化，所以人才成為人。

　　400 萬年前，人剛跟他的共祖分開時，最主要是因為他有文化，才成為人。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實際上是非常微妙，也可以説是非常偶然的事情。理解他的整個機制，才能知道人與文化整個密不可分的關係。在400萬年前，我們和猴子、猿類一起的共同祖先，大半是生長在樹上，即所謂的樹行動物——他不能夠下地，只能用手抓著樹枝爬行。而人類祖先第一個的特徵，就是能夠直立，能夠下地走路。四百萬年前，人類祖先是如何由樹上到地下的呢？科學家並不理解。目前的一個推測是最初在東非那一帶，人類祖先出現的時候，因為一個氣候的大變遷，使得樹木都死亡，人不得不下地走路。也許人剛下地的時候像猩猩一樣。但為了適應沒有樹木的環境，慢慢要站直的能力。站直了以後，可能有很多變化。但是最重要的變化——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就是使人類的手解放出來，不必用於攀樹，而開始能用於製造工具。工具的出現，就是文化出現的第一步。猴子的手雖能持物，但必須用於攀樹，所以無法像人那樣技巧地拿東西。工具的出現，是文化的濫觴。而後經過四百萬年的進化，工具愈趨精密，頭腦更為進化，交互刺激之下，成就了今日的科技文明。人由此與動物分野，故而人與文化的關係非常重要。

　　而讓人類下地的原因是偶然，既是偶然，則不可能重復再出現。因為偶然下地、直立、使用雙手製造工具，形成文化，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而人類起源於東非，慢慢演化成世界各地的各種種族。所以人與文化是等義的，是不可分的。人源於共祖，而後各自發展，所以全人類都來自同一個種族。所有種族都平等，無階級上下、智商高低之別，這是人類學給現代知識分子的重大啟示。人類的IQ 測驗是人類文化分歧後産生的測驗方法，但人類的種族技能卻是永遠相等的。把一個紐約市民放到非洲叢林，不出三天就死了。把一個非洲部落人放到紐約去，他也無法生活。並非智商高低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適應環境的知識不一樣。這差異是文化後期所産生，並不是導因于種族智慧的差異。這種觀念，才是現代人應有的基本知識。這樣的基本知識，應該在通識教育的一開始就教給大家，以消弭大家種族、族群有差異的觀念。這第一個例子在説明，具備對人類起源、人類知識的了解，以及全人類的廣闊關懷，才是一個健全的大學生。

　　第二個論題，同樣來自人類與文化的演化問題。吊詭的是第二個論題雖與第一個論題相關，卻看似互相矛盾。不過仔細研究，就可發現他們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就第二個論題：人與文化的進化來説，人與動物不同的地方在於人類有文化，能製造工具。一般人都以為，人因為有了文化，能控制環境，與動物不同，所以能擺脫生物進化的限制，這是錯的。雖然人類擁有別於其他動物的文明與科技，但他的生物體仍須服從自然的規律。從達爾文釋天演論至今，無人能免。雖然已有部分的學者誤解了他的意思，但一個人類學者卻不能不認清這種普遍的謬誤，此一正確的觀點，將使人類能有所警惕，而且此一重大觀點，對於社會的存在，將會産生重大的意義。從達爾文開始，大家開始了解生物演化過程中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但同為適應，卻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太過完全的適應，如大家所了解的，是由生物無意識地繁衍留有適於環境的子嗣，而達到種族延續的功能。但太過適應環境，卻因此而僵化了。一旦遇上環境改變，就可能因缺乏應變的彈性而慘遭滅絕的命運。“過分的適應”，在生物學上稱為“特化”。太特化的生物種族，在生存上經常會造成不良的適應，現在已經滅絕的北美洲大角鹿就是一例。

　　大角鹿的滅絕過程有如寓言一樣，他們靠著又大又硬的大角，來戰勝其他的動物，以及在同種族中取得優勢。打贏的公鹿，較有機會將它的基因傳給下一代，植入基因簿。於是下一代的小鹿就越來越趨向於擁有大角。經由一代代的傳衍，角越大越取得優勢，於是子孫的角越來越大，但是，最後卻大到了超過所需的程度，形成特化。大角固然能打勝仗，但因為角太大，跑不快，在遇到其他跑得快的肉食動物時，就容易因為行動遲緩而被吃掉。於是，原本是環境適應佼佼者的大角鹿，就因為“特化”，變成適應失敗者而滅種了。經由大角鹿的真實故事，我們可以警覺到，雖然適應環境是件好事，但是發展到最特別的時候，反而容易因為“特化”轉為不能適應。

　　反觀人類，我們不必直接用生物體的本身作為進化的武器來和大自然對抗，我們有種種文化設施，種種的科學發明，以至於人類的身體不需要十分的發達，不需要有很長的手指，不需要有很寬的耳朵，也不需要有很敏銳的眼睛，因為我們已經有雷達、收音機。因為我們已經有很高的文化發展，來保護我們的身體，使我們不需要直接用我們的生物體來適應外在的環境。對人類學家來説，“文化”是一種“體外器官”，這是非常特別的名詞“interal organ”,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個觀念。不需要發展人身上的一部分來對抗自然，“文化”可做為人身上的一部分；雖然説文化在外邊，但是他還是生物體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説他是“體外器官”。這“體外器官”的發展，還是要服從“進化”的規律。

　　關鍵在此，文化固然能讓我們適應環境，但是環境什麼時候會變遷，我們卻不知道，人類雖然較其他生物能知覺、預視到21 世紀的到來，大部分的人卻未察覺到我們的文化已經像大角鹿一樣特化了。我們的文化已經幾乎發展到死衚同裏去了，種種自然環境的變遷，生態的不均衡，種種新的發明，已經反過來限制了人類的發展。別的不説，單指人類特別依賴石油這件事來説，就是一種特化的現象。臺北市今天假設沒有石油，我們幾乎沒有辦法生存下去；反之，住在嘉義、住在臺南的人，他還可以找柴火來燒。這些燃料不是永遠用不完的。也許一個世紀以後就用完了。這是人類文化特化現象最明顯的例子，更不用講人類其他種種的發明。比如藥物的發明，藥物幫助人類去除很多疾病，但是藥物又倒過來引起了很多新的疾病。使我們這個種族本身，又受到另外一種的限制。藥物的發明，幾乎也是一種特化的現象。又如原子的發明，核子燃料的發明，這都是一種特化。人類看得到21 世紀，卻看不到人類文化的進展也是一種特化的過程，這非常危險。人類如果繼續特化下去，很可能沒有22 世紀的到來！

　　第三個論題，要從“人類與文化”的“生物面”，慢慢深入到“文化面”的層次。以一個複雜的例子來説明。人類社會種族與種族間的矛盾衝突，也是我們文化發展的一個“特化”情形。這種種的矛盾衝突，大部分是因為沒有跳出自己的文化立場來看問題。例如今天的西方社會，對自己的成就非常驕傲。他們以為自己的科技超越了所有，代表了人類文化先進的一部分。這種錯誤的觀點，就是因為不曾特別去理解關懷人類400 萬年文化的發展過程。西方文化不過300 年的發展，較諸人類400萬年的歷史，實際上非常地短。假如人類發展到西元3 000 年的話，觀點就會不同了。從人類的文化史來看，西方社會當然不是人類永久的主流文化，他只是個很短的主流文化。

　　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過程是所謂的“産食革命”，能把自然界的東西變為人類所有，馴“野生”為“家生”。如果不能把野生的動植物變成家庭馴養、種植的，那麼人類永遠是處在蠻荒的階段。這個階段的重要程度絕對不比現代科技發展遜色，它是這麼關鍵。但是在這“産食革命”的過程中，西方的種族對此毫無貢獻，世界上有7 個所謂産食革命的中心，沒有一個是出現在西方；在那個時代的文化發展過程中，西方絕不是文化主流，也非文化發展關鍵。我們並不知道，西元3 000 年究竟是哪一個民族會成為文化的主流。從長遠看來，人類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合一的文化，絕非特定某一民族的文化，絕沒有哪個民族較優秀。

　　比如説最早的7 個産食中心，有一個是位於今天的伊拉克。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薩達姆是壞蛋，但他的國家卻是最早的文明發源地之一。在伊拉克的北邊，土耳其的南邊，兩河流域最上游的地方，是最主要的一個豢養動物、種植植物的地方，大概在距今1 萬年前，開始種植現在的大麥和小麥，最後養馬和羊。第二個産食革命出現的中心，是在黃河流域。種植小米和一種黍類植物，開始養牛、及其他也許包括雞鴨一類的動物。第三個中心，是在長江流域以南，到今天的中南半島一帶。這一帶種植稻米，豬也是在這個地方出現的。東非洲，是産食革命另一個主要發生地，他們種植高粱，豢養東非洲的牛。這是四個舊世界的産食革命。

　　一般人總以為，新世界在白人移入以前，是完全沒有文明的。這是錯誤的。新大陸在白人移入以前，有3個重要的種植中心。第一個就是墨西哥的瑪雅文化，瑪雅文化的貢獻是種植玉米，他們也種南瓜、種豆子。此外，他們豢養一種舊世界沒有的東西——火雞。其次，瑪雅以南，在秘魯一帶有所謂“印加文化”。印加文化發展什麼呢？他們種植現在的番薯、紅薯及樹薯。他們也豢養兩種舊世界沒有的動物：美洲鴕及美洲羊。番薯在人類食物史上是很重要的，麥子、稻子都需要很好的環境才能生長，番薯卻對生長環境不苛求。它在濕地、沙地都能生長，饑荒時是救命的關鍵。這是印加人的一大貢獻。

　　附帶補充一點，長江以南種的塊根植物是芋頭，所以是Local的植物。番薯才是400 多年前移入的外來者。所以用“芋仔”比喻外省人，番薯比喻“在地人”，在人類學家眼中是很可笑的。因為芋頭才是本地植物，番薯反而是外來者。

　　言歸正傳，第七個産食革命的中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他們種植一種很特別的植物——向日葵，向日葵的葵花子摘下來磨成粉做饅頭很好吃。當地的印地安人，就是種植向日葵。

　　以上的敘述，目的在以實例説明：種植作物，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很重要的關鍵。在此進程中，現代的西方人對此毫無貢獻，他們當時還處在野蠻時代。所以，不能説哪一個時代是文化的主流。人類的文化常因環境而變遷，西元3 000 年，説不定文化的主流會在非洲大陸。我們必須了解，能有現今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奠基於早期的七個産食中心；是因為他們共同的文化貢獻，才有現今的文化。這樣的一個觀點，是現代知識分子所應具備的。

　　在此我要插入一個小故事，是有關人類前途的探討。1 萬年前，在小亞細亞開始了大麥、小麥和種植。一直到今天，小亞細亞的南邊還採得到兩種小麥的野種：Emmer 和Ancin。1 萬年前的當地人就是採這兩種野種小麥回家培植，慢慢變成家生的小麥，再逐漸繁衍出幾百種不同的品種，Emmer 的染色體有7 對，Ancon 的染色體是14對，而當初最早的家生小麥的染色體竟然有21 對之多！1萬年前當然不可能有像臺大農化係的實驗室，居然能夠把兩種小麥的原種交配繁殖成家生的小麥，這是非常神奇的。家生和原生的小麥最大的不同，在於野生的小麥成熟後，麥子的穗粒會一顆一顆地掉落在地，那麼一天不過撿收幾千粒麥子。但是家生的小麥成熟後，麥子的穗粒不會一顆一顆地掉落下來，便可以很輕易地用刀石割下來收成。為什麼野生的小麥必須掉麥粒呢？因為野生的小麥必須自我繁殖，借風的力量把成熟的麥粒送到遠方來繁殖下一代。反觀家生的小麥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來達到繁殖的目的。人類把家生的小麥帶回選種，再重新種植，借此小麥可以散播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無須憑藉風力散播，這就是關鍵所在。

　　我們為什麼將植物的繁殖叫做cultivation？因為culture 與cultivate是起于同語源的，只是一個是名詞，另一個是動詞。所謂家生的小麥是因為已經“人工化”，完全掌握在人類的“文化”控制下，除非經由人類協助，否則無法自行繁殖。相同地，動物在經過人類豢養之後，也會失去野外求生的能力。家生的小麥雖不用自力繁殖，但依賴人類的結果，就是整個被人類所控制；野生的植物對人類較無助益，卻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散佈開來。

　　由此可以窺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人類種植植物，是把它家生化了。人類自從下地、製造工具、開始有了文化以後，是否也把人類本身家生化了？我們掌控家生植物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是否也把我們種族自身約束在文化的範圍內？靠我們的聰明才智，可以創造出一條小麥的發展道路，可以創造出所有家生動、植物的未來道路，但誰來引導人類的前途呢？我們已經把人類家生化了，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繁衍；人類主宰了動植物，那麼誰來主宰人類呢？

　　只有我們自己。這就是整個人類前途之所繫，我們自己豢養我們自己，我們自己指定我們的道路。但我們卻自己走進了“特化”的道路。特化，是一條邁向滅種的道路。若要不特化，就必須擁有“一般的適應”。“一般的適應”，就是要擁有更多的“Variety”，更多的種族特性，不單單只發展一方面。我們要尊重各種不同的文化的特性。更要尊重各種不同的文化的表達。這就是我們現代社會標榜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意見”的人類學基礎。“多元”這兩個字不是政治家宣傳時才用的口號，不是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一種意識形態的論題，這個“多元”是人類文化應有的科學根據。人類把握自己前途的方法非常清楚：不使人類走向特化、維持多元、不同的意見、保持Variety，以便當環境變遷時能夠有些儲存的因子，能夠適應新環境的出現而存活下去，不致走入特化的死衚同。在這一點上面，我們人類學對於全人類的理解，就有一套很清楚的觀念，倒過來思考我們自身的問題。這是我們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既然我們不但將其他生物，也將我們的未來都掌握在自己手裏，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愚昧無知地隨波逐流，而應該要好好地思考如何去發展我們的未來。這些根本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最後一部分的命題，是談到更重要的文化。“文化”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每一個名字都有很不同的發展。人類學者把握了4 500多種人類文化的資料。所謂human relation area files，我們在這些不同的資料裏，找出了各種不同文化的歧異，並欣賞它的Variety。有Variety 才有能延續文化發展的基因。在文化的發展裏，必須要有這些不同、這些歧異，我們才能保證不會走入特化。但人類各文化間，常因為各種奇奇怪怪的不同風俗而彼此歧視、譏笑或壓迫，導致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不同省份的人彼此嘲弄、攻擊或産生偏見，殊為可嘆。

　　文化之間差別經常很大，但經過理解之後，卻往往很有意思。舉例説明，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有一種習俗叫做“産翁”，當太太生完小孩——尤其是第一胎之後，太太就出門去上工了，反而是先生留在家裏坐月子，1 個月不能出門，別人也不能來看他。所以我們叫他“産翁”。這種風俗對華人來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應該是太太在家調養，吃麻油雞才對。太太生産，先生有坐月子的必要嗎？當然沒有必要嘛！人類學家最喜歡這種奇風異俗，並不是喜歡他的特別，而是希望在他的特別之下，能夠理出一些頭緒，闡明他真正的意義。這種“産翁”的習俗對人類學家來説，不但不奇怪，而且很合理。婦女生完小孩雖然會虛弱一些，卻也不一定是那樣虛弱，很多民族的婦女生完小孩就去工作了，她們也一樣很健康。中華民族特別重視婦女産後虛弱的問題。其實坐月子不僅是關心産婦生産後的健康問題。在研究中發現，坐月子，也是婦女藉以獲得家庭中尊重與奉養的時機，具有其社會上的意義。

　　印第安人的部落裏不認為婦女的生理問題如此重要，他們比較重視的是社會意義。一個男人在家庭裏開始扮演一個“父親”的角色，在這個社會中是非常重要的。由一個沒有什麼責任的人過渡到必須肩負家庭責任的人，心理上的調試殊為不易。“産翁”坐月子的設計，即在於利用這一個月作為緩衝，以便於男人調試心理，成為對家庭、社會具有責任感的“成人”。在1 個月之後，再用盛大的儀式將男人的新身份——父親——昭告全村。在階段的轉換上，儀式是很有用的辦法，比如説很多種族中都有的“成人禮”多半就是這樣的情形。所以，透過文化的內在意義來了解所謂奇風異俗，經常會有恍然大悟之慨。

　　我們中國文化，也常會使用這種“失控轉換”的方式，來分隔前後兩個階段。這是人類文化中很特別的一種辦法。因為時空實際上是連結在一起的，人類卻用“象徵”將它劃分開來。一二十年前，我曾帶學生到埔裏進行一次大型的調查，那次的調查是關於一個祭典。閩南語叫“作醮”。作醮有很多種週期，最長的是60 年一個週期，也有30 年、5 年、3 年一個週期的，甚至也有不定期舉辦的。當村落裏發生災害，諸如火災、瘟疫、或是重大的事故時，就舉行作醮。因為他們想擺脫以往不好的階段，進入一個好的、繁榮的階段，所以，要在宗教上舉行一個作醮的儀式，利用這個儀式，將新的階段和舊的階段切開來。讓後一個階段有新的發展。這種文化的設計，在每一個民族中經常出現。用以轉換時空，使新階段到來。在新階段和舊階段之間一定要有一個分界的階段，他們就規定，在儀式的前三天，絕不能殺生。全埔裏的人大家都齋戒茹素。這三天就用“乾淨”、“空白”的辦法，來分隔新舊的階段。在那三天內，市場裏看不到雞、鴨、魚等葷食的蹤影，以期順利地完成儀式。但是在這期間內卻産生了不幸的事情，傳説——我們沒有去看，也不必去看，但這傳説卻一直存在——有一個外省人——請注意，他一定是一個外省人——以殺豬為業。他不參加拜拜，所以他照常殺豬，照樣吃豬肉。不論傳言是真是假，它已經傳開了。第三天就傳出那個外省人的手指已被砍斷的消息。雖然真假難辨，但站在人類學家的立場，卻很容易理解。傳説與族群的差異，就在此出現。如果大家可以從文化的角度去了解，“不殺生”只是一個“象徵”，與印第安人“産翁”一樣，都是一個分隔時空的儀式，一個讓舊階段過渡到新階段的手段，一種象徵手法，就不會有這樣的謠言，也不會産生族群的衝突和誤解。如果一般人能夠像人類學家一樣心平氣和地去看待這些所謂的“奇風異俗”，也就不致視其為迷信，反而能加以欣賞。若大家都能互相欣賞，偏見和誤解就不存在。

　　人類學家不但認為全世界的民族沒有智愚之差，也認為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其文化特色。保存這些文化特色，是人類必然的責任，以避免走入特化的死衚同。要避免人類族群之間産生誤解，就應當使他們了解這些人類學的觀念。對於全世界人類的理解與關懷，正是一個21 世紀知識分子，必然要通過的一個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