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網4月29日大連訊 4月中旬以來,遼寧大連現代博物館成了喜歡近代書畫的市民們津津樂道的地方,皆因于4月17日在該館開幕的“丹青風華——臺灣鴻禧美術館藏19世紀中國繪畫展”。
鴻禧美術館藏品豐厚,尤以書畫、瓷器、鎏金佛像、文人清玩等文物最具特色,在海內外享有盛譽。此次,鴻禧美術館從庫藏的書畫藏品中,精選出60位畫家的126幅(組)作品,以6個單元的形式歸納總結了19世紀繪畫成就與特點,其中既有以“四王”為代表的傳統繪畫藝術,也有吳昌碩、齊白石等近現代書畫大家的銳意革新之作,可謂精彩紛呈。配合此次展覽而推出的“丹青風華:19世紀中國繪畫的風流與發展”藝術論壇,4月18日在大連現代博物館舉行,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許郭璜、臺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教授王耀庭、鴻禧美術館研究員楊敦堯、湖北省博物館研究員王紀潮四位專家學者,對19世紀中國繪畫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報告講解,給現場觀眾帶來了一場文化與思想的盛宴。他們以新的視角、以更嚴謹的態度重新梳理審視中國19世紀的繪畫,試圖突破既往認識並尋找新意。
“須知書畫本來同”
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許郭璜以《書與畫的聯屬及發展》為題,將中國書、畫的發展大抵分為三個階段:一、宋以前的書法與畫法各自獨立。二、元以後趙孟頫提倡以書入畫方有聯屬。三、清末趙之謙以魏碑筆法直接入畫。許郭璜研究員講道:“由於書畫使用的工具相同,故筆墨聯屬,關係至為密切。”他更以元朝倪瓚,明代沈周、董其昌,晚清吳昌碩、齊白石等畫家為例,講述了“書畫同源”的含義:“寫字有書法、字法、章法、篇法。縱橫得勢,筆意顧盼,前後呼應,承接得宜。書如是,畫應亦如是。明代沈周書法上筆法勁捷,用筆有力,將書法的力道運用到繪畫,達到‘書枯畫潤,結體有方’的效果。”從唐朝到元朝,書與畫的聯屬從無意到刻意為之,到晚清時期,書與畫的聯屬已經發展到了成熟階段。
“古畫今看”有新意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吾作畫似乎簡單,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臺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教授王耀庭以元代趙孟頫所言開篇。王耀庭認為,“學習的過程中,取資于往古先賢,‘古意’往往被視為能出‘新意’,它不是抄襲,反而是一種重新的解釋,也可以視為與古人的交流。”中國書畫的學習,從古代名作入門,是相當普遍的現象,20世紀初期,中國藝壇也興起改革之爭,臨、倣在高標藝術是自我創作的至高理念下,儘管被貶成一無是處,然而“汲古潤今”仍被推崇,許多畫家還是此種觀點的信服者,也是實踐者。王耀庭談到摹古追求時強調:“一位音樂家或樂團之演奏名曲,聆賞的是演奏者對名曲的詮釋,各有巧妙不同,無人以為是抄襲解。看中國畫的摹古風亦作如是解。摹古不是百分百的照抄不誤,而是要透過古人的墨法表達自己。”
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看繪畫觀
湖北省博物館研究員王紀潮以《吳昌碩與齊白石》為題,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看19世紀繪畫觀。王紀潮談道:“吳昌碩、齊白石都從金石中汲取藝術養分,營造雄肆樸茂之風,有論者説這或是中國畫學至國朝衰弊刺激所致。在這種共性中,還有差異性,即吳昌碩成為藝術大師是由文人士大夫向藝術畫家的轉變,而齊白石是由平民側身士林。儘管兩人的畫風有相同相通之處,但這種差異性對藝術風格産生了重大影響。”通過將吳昌碩和齊白石比較不難發現,吳昌碩遊走于官場、文人、職業畫家之中,無法決斷;而齊白石所作的《題不倒翁》中“能供兒戲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來。頭上齊眉紗帽黑,雖無肝膽有官階”明確表達了其不熱衷為官的想法。“在19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革的大環境下,吳被動放棄做官,齊主動順應市場發展,吳為文人畫注入養分,齊為文人畫開新天地。” 王紀潮如是説。
世紀之交的上海畫壇
鴉片戰爭以後,上海迅速崛起為商業大埠,多元的現代商業城市文化,讓各種繪畫的語言得以並存,形成了所謂的“海上畫派”。鴻禧美術館研究員楊敦堯説:“商業資本主義的滋長,以商賈為主流的市民階層崛起,潛在地引發著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革。相應之下,中國繪畫也向近代轉型,以淡雅為宗的文人畫已經無法滿足繁華城市生活的情調,視覺性較強烈的浙江畫係迎合上海城市趣味而得以發展。畫家以陳洪綬為典範,加上揚州畫派豪放的風格,結合民間品位與書畫市場為導向,建立寫實通俗畫風新傳統。”勁拔爽健的浙江畫風、閒逸清俊的蘇州畫風、淋漓酣暢的揚州畫風構成海上畫派的主要形式,楊敦堯進而指出,“歡快而不頹廢,雅致而不超塵”成為海上畫派的藝術風格。(台灣網大連通訊員 張博 謝小芳 方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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