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時代，啃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

　　當下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能的嗎？網上紀念老陀的熱情，總是給人一絲安慰。

　　這個“雙11”，正值偉大的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誕生200週年紀念日，朋友圈引發了小範圍刷屏，實在是令人吃驚的事。有不少朋友表示，紀念“老陀”的最好方式，是努力到明年的“雙11”之前，讀完他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是尊重也是敬畏，因為要啃“老陀”，實在太難了。

　　但是，這也反映出“老陀”致命的誘惑力，在當下時代，為什麼還不能忘記他？

　　苦難和超越苦難

　　陀氏自己説過一句感人的話，“我怕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他小説中寫了很多可怕的人、事和罪惡，足以讓今天的人們讀起來感到害怕，但在他本人看來，很多都是寫實。他第一部作品是書信體小説《窮人》，而他本人就出生於一個窮人之家，不但自己家裏窮苦，周圍也是“莫斯科最淒苦的地方”，罪犯、流浪漢和瘋人院，是最常見的景觀。

　　陀氏的童年可以用不幸來形容。父親是退役軍醫，窮困潦倒、脾氣暴躁、專橫獨斷（典型的“俄羅斯式父親”）。母親心地善良，受過良好教育，但不幸的是，他16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弟弟妹妹被送到親戚那裏，而陀氏和哥哥則被送到了工程學校。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陀氏對他成長中所遇苦難的態度。母親因肺病去世兩年後，父親被農奴打死。如果站在農奴的角度，自己的父親無疑是一個惡人，他喝醉酒後打罵農奴，甚至還強迫農奴的女兒和自己同居。農奴最終殺死他，是無法再忍受這種苦難。但父親的死，讓陀氏心痛至極，引發癲癇病，這個病後來折磨了他一生。

　　陀氏該如何看待父親的死？他痛恨父親給自己帶來的苦難，但也熱愛父親。他可能也恨殺死父親的農奴，但是也能理解他們的苦難，而且也能體會農奴善良的一面。

　　10歲的時候陀氏出現過幻聽，以為是狼的叫聲，嚇得嚎啕大哭。正在犁地的老農奴跑過來竭力安慰他，在他胸口畫著十字，為他祈禱，這讓他感到溫暖。所以，在他後來的作品中，他能夠體會農奴的苦難，也能洞察到他們堅韌、善良的特性。

　　苦難就像癲癇一樣，伴隨著陀氏的一生。1846年，25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集》上連載了小説《窮人》，廣受好評，成為俄羅斯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這種成名的感覺沒維持多久，陀氏先是與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這樣的文壇貴人決裂。3年後，他又因為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差一點被執行死刑。行刑前的一刻，被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亞，這是後來不少俄羅斯文學巨匠的命運。

　　流放西伯利亞徹底改變了陀氏的命運。有人説，在托爾斯泰身上體現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則體現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其實，從流放西伯利亞開始，陀氏身上就同時具備了某種“廣度”，他開始注意到更廣闊的世界以及更大的苦難，並且把自己身上的苦難與整個民族的苦難結合起來。

　　1881年2月9日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不慎掉到了書櫥底下。他在搬動書櫥找筆的過程中，因用力過猛導致了肺部動脈出血，不幸離世。此時的陀氏，已經是俄羅斯文壇難以超越的巨匠，為他送葬的年輕人很多。有路人問一位送葬者，死者是誰，送葬者回答：“一個苦役犯！”

　　陀氏的一生就是“苦役”，由於其偉大的創作，也由於他在個人苦難中發現了人類的命運，是為人類而受苦。

　　深度從何而來

　　陀氏1849年開始流放，服兵役後，1858年晉陞為上尉，從此可以有時間進行系統的寫作，這是他“流放的十年”。這十年，他開始不斷反省自己，並且最終走向篤信宗教。1860年，他出版長篇小説《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就能看出這種變化，這本書既有對底層人民苦難的描寫，又有對哲學和宗教的探討，而後者將成為陀氏後期作品的標誌性風格。

　　陀氏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深度”的小説家。《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他的頂峰之作，有大段關於靈魂、罪與審判的對話，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會把陀氏的小説當成是思考的起點。

　　魯迅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類靈魂的偉大審問者，“他把小説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

　　這裡的“人類”首先是陀氏自己。比如，在給妻子的信中，他曾剖析自己的賭徒心理：“我發生了重大變化，折磨了十年的那種骯髒的幻想已經徹底破滅了，我以前總是盼著贏錢……賭博是我身上的鎖鏈，但是我要考慮認真工作了，再不像以前那樣夢想賭博贏錢了。”

　　他染上了賭博惡習，是因為他窮。收入有限，不善理財，生活就是“不停借錢，不停還錢”。為了還債他迷上賭博，但是又要反思和拷問所謂賭徒的自己，他還用一個月的時間寫出了《賭徒》這本書。這就是魯迅所説的，“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陀氏的重點在於拷問自己。或者説，在拷問小説中人物的時候，大多數都有自己的影子。他一直在和自己較勁。

　　在《罪與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這種拷問推向了一種普遍性。這本書的主人公名字叫拉斯科爾尼科夫，在俄語中是“分裂者”，最早就是用來形容東正教裏蔑視上帝的“分裂者”的意思。這本小説的主題是，人類在推翻神聖，“殺死上帝”，自己渴望成為萬物尺度（人是萬物的尺度，真是啟蒙主義的主題之一）的時候，也面臨著一種自毀的危機。這是一種現代性危機，也是此後100年西方哲學探討的主題之一。

　　這是人類的普遍危機，但是作為文學主題，它首先是陀氏自己的危機。終其一生，他要追尋的都是如何對抗和走出它，如何發掘和拷問出“罪惡”背後的“潔白”。由於身患多種疾病，讓他具備了一種隨時可能死亡的緊迫感，而不時發作的癲癇，又賦予他痛苦和燃燒的激情，這讓他的作品流露出殘酷、冷峻而又熱切的風格。

　　一種藥方？

　　今天人們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少有點荒誕感。社交媒體時代，世界已經徹底碎片化，一條微博140字；用手機閱讀，幾個字就要斷行，幾句話就是一段。但是你打開陀氏的著作，很有可能兩頁都不分段。一個人物發言，要好幾頁的長度。

　　本雅明很早就注意到世界正在“碎片化”，他説所謂現代性，就是不斷地進行震顫性體驗，而不再有過去看待世界的整體感。用這種眼光去看，陀氏的作品可謂文學史上“整體性”的豐碑，他任何一部長篇講的都是“世界”和“人類”。他所遭遇的任何一項苦難，放在今天的社交媒體上都是聳人聽聞的。

　　一個講究碎片化閱讀的時代，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能的嗎？網上紀念老陀的熱情，總是給人一絲安慰。啃《卡拉馬佐夫兄弟》當然很難，但是讀一下《窮人》和《死屋手記》卻並不是太難的事情。我們可以把讀老陀當成一種“治療”和克服當下生活危機的新方式。（張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