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永遠是需要的”：魯迅“北平五講”的臺前幕後
有人以為知識階級要滅亡了 其實知識永遠是需要的
——魯迅“北平五講”的臺前幕後
◎肖伊緋
《魯迅全集》沒有全部收錄“北平五講”
1932年11月9日夜，已在上海定居五年的魯迅，突然接到北平來電，電文中有雲“母病速歸”。11月11日晨，魯迅乘火車趕赴北平，兩天后即抵達，“見母親已稍愈”，可謂虛驚一場。之後數日，魯迅為其母延請醫士，接連數次登門診治。
11月22日，魯迅與臺靜農“同往北京大學第二院演講四十分鐘，次往輔仁大學演講四十分鐘”。從此次講演開始，魯迅此行接續共計在北平各大學講演五次，被後世研究者習稱為“北平五講”。
繼首場《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講演之後，當天魯迅又至輔仁大學作《今春的兩種感想》講演；11月24日赴北平女子文理學院作《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講演，11月27日又到北平師範大學講演《再論第三種人》，次日在中國大學(學院)講演《文藝與武力》之後，晚間即乘火車離開北平；前邊四場講演，《世界日報》均有報道與講演內容摘要的刊發，為魯迅這次短暫的北平之行留下了可資後世集中考索的珍貴文獻。
“北平五講”乃是魯迅生前最後一次在北平開展講演系列活動，無論于其個人生涯而言，還是就其歷史意義而言，自然都有著極其重大且深遠的影響力。
“北平五講”當年盛況空前絕後，各界反響熱烈之狀，散見於八十餘年前的南北各地各大報刊之上，當時乃至後世的讀者，都應當可以據此管窺一二。不過，魯迅生前並未將這五次講演的內容悉數納入其自選集中，後世所編各版《魯迅全集》也沒有全部收錄。
在此，謹選取“北平五講”中現存歷史資訊最為精詳的魯迅在師大的第四場講演，通過目前已知的最佳版本的歷史文獻，並對與之相關的一系列珍貴史料加以整合與考述；在此基礎之上，讓我們重返歷史現場，一起去感知與觀摩那些臺前幕後的歷史細節。
觀眾爆滿，講演臨時改為露天舉行
事實上，“北平五講”的第一至第四場講演的基本內容，《世界日報》均有現場記錄得較為完整的報道，其中尤以第四場在師大的講演內容篇幅最為可觀，且看報道原文如下：
昨日下午二時，師大文藝研究社請魯迅在該校風雨操場講演，一時前後，會場中即已十分擁擠，魯于一點三刻到場，屆時開講，未及三分鐘，因後來者愈擠愈多，無可插足，紛紛聲請改為露天演講，當即群赴該校大操場，團團圍集，眾約二千余人，講題為《再論“第三種人”》。緣最近上海出版之《文化日報》曾登載魯迅《論“第三種人”》一篇，對於文藝階級性，有所主張；茲錄其演詞大意如左：
這個題目應該從五四運動的時候講起，那時所謂文藝的園地，被舊的文學家，關住了，佔領了，西裝先生的皮鞋踏進來了，這就是胡適之先生、陳獨秀先生的“文學革命”。
於是，那時一些文學家發生了鬥爭，結果，新文學家勝利了，他們佔了當時的文壇。時代的進展，是沒有停止的時候，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進了文壇，此時前者反對後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對新興普羅文學，因而他們説，左翼的文學家竟是拿盧布的。不過事實已經證明，左翼作家的確沒有拿盧布，工農也確實不是土匪，於是舊文學的保護者想起了另一種的辦法，於是“第三種人”之説便出來了。他們説，文學是“鏡子”，沒有階級性的，現狀的情形怎樣，所照出來的也怎樣。不過這話是不對的，就説是一面“鏡子”吧，它所照出的，也是由於實物的不同而各異，何況，在階級社會裏的人決不是一面鏡子，因為階級的背景不同，所有的觀察，也是一副眼鏡，他怎能超階級呢。
他們又説文藝是為將來的，譬如托爾斯泰是寫現在的，對於將來才有價值，他的文學，到現在還有價值。不過這話也不對的，托爾斯泰寫東西時，是寫他那時的現在，並不是寫將來的，如果他寫的時候，為了將來，那末，他離開了現實，到了現在，就失掉了價值，不成東西了。他們又説喜歡文藝的人們，要寫東西，可以被批評家罵回去。這也是不確實的，社會一般的群眾的需要，可以決定作家，不是批評家可以生殺予奪了的。他不是因為批評家的苛酷而作不出東西來。
因為作品懂得人愈多，力量就愈大，價值就愈高，藝術作品普遍的，須要大眾化的，許多人想保存舊藝術，這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許多的資産階級，不當搖擺于高潮中，當與群眾接近，要不怕衣裳的沾污，不怕皮鞋的染土與群眾接近，新興藝術的前途，無論如何，時代必然趨勢，甚麼辦法也阻礙不住的。
有人以為知識階級要滅亡了，其實知識永遠是需要的，知識滅亡的事情，決沒有這種道理。但是新知識者與舊知識者完全不同，在我小的時候(四十年前)，所謂知識者，他們只知道寫信的方式，——祖父抬頭幾個字，以後祭祖應該怎樣設置——擺幾個碗，幾個碟子，這種東西，現在已經滅亡了。現在所謂知識者——就是外國留學的先生們，講孔子的經濟學，回國講羅素杜威學(胡適等標榜的主義)，他們最漂亮，最闊綽，他們可以坐汽車，也可住洋房(坐汽車的事，今天我也是這樣來的，不過，這是諸位的盛意)，但是，這能否長久，實屬問題，恐怕也要滅亡的。將來的知識者，研究為將來有用的東西，是另有其他有益於群眾的一個人，他們在現在，把握住實際問題，來求自己的藝術，並不是抱著個人主義的，個人主義也是不能存在的，與其説是研究知識階級的夭亡，到不如説，研究為將來而鬥爭的藝術。講到知識的存在與否，雖然好像為己，他的事業既然同群眾結合，那末，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單為自己了。
魯迅講畢，多數群眾，更爭相緊隨，擁入休息室，有詢以何時返滬者，則答以最近日內；有爭相挽留請即在平教書者，則曰“我一到此間，即有人説我捲土重來，故我不得不趕快卷土重去”；又有問“周先生住在上海感覺怎樣”，則答曰“現在上海租界也不穩當了，統治階級極靈敏，但被統治階級也靈敏，所以無礙”，聽者莫不大笑雲。
“著青布大褂，登青面膠皮運動鞋”魯迅混搭登場
值得注意的是，當現場聽(觀)眾中對魯迅“有爭相挽留請即在平教書者”，魯迅卻這樣回答道，“我一到此間，即有人説我捲土重來，故我不得不趕快卷土重去。”以魯迅的品格性情而言，之所以會這樣回答，恐怕並不是隨口調侃而已，而是當時確有某種並不歡迎其赴北平講演的流言傳聞之類，方才在應答熱情聽(觀)眾之際，對此捎帶有所回應。
就在魯迅此次來平逗留的最後一天(11月28日)當天，《實報》刊發了一篇帶有“綜述”性質的新聞報道，簡要概括了魯迅在師大講演的現場情狀，其中提及：
講畢後多數群眾爭相緊隨，情形狂熱，為從來所未有。魯迅著青布大褂，戴油垢呢帽，登青面膠皮運動鞋，面貌清癯，鬚髮已蒼白，而神采奕奕，被擁於人叢中，與一般皮鞋西服之男女青年，相映成趣。休息室小住，人眾竟將休息室塞滿，水泄不通，紛紛爭擠向前，極欲一親睹欬為快……
後出室留影，即被人眾圍于廊際，倚于墻壁，剌剌不休，爭親談唾，三數密斯，自其身後以瞻此新文藝巨頭之風采，而其飾貌如窮酸學究，此其所以為魯迅歟也。
上述200余字的報道摘錄(原文500字)，刊印在每日僅有四個版面的《實報》頭版之上，文字描述相當細緻精微、“現場感”十足，亦有著可圈可點的史料價值。據考，創辦時間比《世界日報》稍晚，于1928年在北平創辦的小型報紙《實報》，讀者群體更為廣泛，在北平市內的影響力與傳播率之高，也並不亞於《世界日報》。該報以基層民眾為主要對象，採取“小報大辦”的方針，對稿件進行精編、濃縮，版面編排也生動活潑，受到讀者歡迎，單日發行量最高時曾達10萬多份，一度居華北各報之首。
此外，邀請魯迅赴師大講演還有一段“小插曲”。話説曾于1932年11月27日上午(魯迅講演為當天下午)親訪、邀請魯迅的師範大學學生三代表之一潘炳皋(另外兩位是張松如、王志之)，在四天之後即刻寫成的《魯迅先生訪問記》一文中，曾約略道出了一些其中原委與隱情。原來，在既無師友確切指引，更無“介紹信”與“邀請函”的情況下，潘炳皋三人約定一起登門請求，“決定要冒險去叩先生之門”了。為了找尋魯迅來平後的確切住處，三人幾經週折，憑著模糊的記憶，在宮門口西三條衚同不斷尋找，幾乎是挨家挨戶叩門詢問，終於“走出衚同來，憑著洋車夫的指導，才在西口路北第二個門叩著了”。
在宮門口西三條衚同二十一號的魯迅家中，潘炳皋等人即刻代表師大青年學子，表達了切盼魯迅親臨校中講演的熱誠之意，還不失時機地談及不少感興趣的，關涉文化、文學、教育等各個方面的熱門話題。當時在場師大學生三代表之一的張松如，也在此次面見魯迅三天之後，寫成一篇《魯迅訪問記》，對此番前往邀約也有較為詳實的記述。
一張“出鏡率”頗高的魯迅標準像
當天，魯迅站在北師大操場中央的一張桌子上講演的情形，即刻就被現場聽(觀)眾拍攝了下來；這一場景，後來亦有多人曾在憶述中提到，而後世讀者對此次講演的初步接觸，大多也都是從這一場景開始的。
1933年2月，在上海出版的《現代》雜誌第二卷第四期上，有一頁銅版插圖，題為《魯迅在北平》。在這一頁插圖上，印有兩張魯迅在師大講演時拍攝的現場照片，以及一張魯迅講演時的“速寫像”；更為特別的是，在兩張現場照片之間還印有一張《世界日報》報道的“剪報”，明確注有“世界日報所載之魯迅演説辭”。
近五十年之後，時為1980年，當年《現代》雜誌主編施蟄存對這一頁雜誌銅版插圖，仍唸唸不忘，又將關涉其中的“掌故”點滴，付諸筆下，娓娓道來。在其所撰《關於魯迅的一些回憶》一文中，專列一章，為之這樣寫道：
在十二月中旬(1932年)，有北京的朋友給我寄來了有關這次演講的兩張照片和一方剪報。照片的説明，一張是“魯迅在女師大操場演講”，一張是“魯迅在師大操場演講”。剪報是一段登載在《世界日報》上的《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我得到這兩張照片，非常高興，肯定他們是新文學史上的重要史料和文物，當時還未見別的刊物發表。我於是把它們編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四期《現代》雜誌的《文藝畫報》中，三件佔一頁。
印製于插圖版面上端的那一張《魯迅在女師大操場演講》的照片，即是前邊提到的被現場聽(觀)眾拍攝了下來的魯迅站在北師大操場中央的一張桌子上講演的照片。這張照片後來被平滬南北各地的報刊廣泛採用。尤其是魯迅逝世之後不久，在用於悼念其人的各類專刊專號上，這張照片的“出鏡率”都頗高，堪稱其“工作照”中的“標準像”之一。
譬如，1936年12月，北平《實報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悼念魯迅專號”，即在內頁插圖中使用了這張照片，並加圖注稱“民廿二年間在師大操場講演時攝(為魯迅最後之來平留影)”。
兩年之後，著名畫家、藝術家陳煙橋即據這張照片為原型，創作了木刻版畫《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週年》。時值中國全民族抗戰如火如荼，版畫畫面中，增添了戰火密布與部隊進軍的遠景，寓意著魯迅精神鼓舞著全民族抗戰。1939年11月15日，上海《良友》雜誌第148期，刊發了這一幅木刻版畫。
魯迅自謙“不很好看 三十年前時還可以”
除了實拍照片、刊載圖片與木刻版畫等圖像史料之外，在當年的北平《世界日報》之上，還曾刊載過一篇以聽(觀)眾身份撰寫的現場觀感記的文章，題為《看魯迅講演記》。其中提及：
講演地點初在風雨操場，既然是風雨時操之場，當然談不到聽講時有坐之凳了。於是便蜂擁蟻繞地搶找板凳。人來的愈多了，所以有從窗戶入裏的，有在較後的靠墻地方樹長梯而立其上的……
魯迅先生在歡聲雷動中，被大家扶在臺上，當文藝二字剛出口時，便有“請到操場講”的哄叫聲。那聲音可怕，和市民大會捉到“漢奸”時喊“殺掉”一般……
“氣量”我不知，“態度”沉寂，“年紀”確係“老頭子”——據其本人云，不能再有四十幾歲了——數月未理的二毛平頭，叢小的鬍子，黑而油抹的皮袍黑腿褲，陳嘉庚式的黑鞋——具體説來，面孔和我腦中的構想差不多；鬍鬚的不修，身材的弱小，和衣服的不修邊幅，到出我意料多矣了。
由風雨操場要遷到大操場時的過程中，大眾出走的當兒，魯先生曾站在講臺之一角，取出一枝香煙來燃吸……
講完時，曾去師大學生自治會休息，和圍住他的人隨隨便便談話：問，“大家為瞻仰您的道范……”答，“不很好看，三十年前時還可以！”
上述這篇現場觀感記亦有1500余字，且分兩次連載，分別於1932年12月1日、2日連載于《世界日報》。可見，魯迅在師大的講演原定地點為室內的“風雨操場”，而非室外大操場。此文作者，提前兩個小時到“風雨操場”候場，佔據了講演臺下第一排的絕佳位置；可魯迅剛上講臺，即被現場聽(觀)眾要求挪至“大操場”進行講演，當然懊惱不已。作者還把站在大操場一張桌子上的魯迅與圍繞著他的千余名聽眾，比喻成北京“南城的天壇圜丘”，由此也足可想見，當年講演規模之浩大，聽眾之踴躍。
此外，作者還將近距離觀察魯迅的諸多細節，都一一記錄了下來。諸如容儀、動作、講話及講演之後的送別情形，皆盡可能詳盡地描述。這樣的記錄與描述，為後世讀者充分了解魯迅此次講演實況，提供了豐富的細節資訊，實在是頗為難得的“現場”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