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學術圓桌）

　　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能夠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考古工作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能夠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本期學術版圍繞如何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如何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約請專家學者進行探討交流。

　　——編 者

　　不斷增強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

　　推動文物考古事業高品質發展

　　劉玉珠

　　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偉大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2020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闡述考古與歷史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要價值和重大意義，明確新時期文物考古事業的重點任務和發展方向，極大豐富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內容內涵。“十四五”時期，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文物考古事業要向高品質發展闊步邁進。

　　聚力考古攻關、深化文明認知，涵養中華民族精神力量。深刻理解考古與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把考古工作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持續深化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研究，闡明中華文明要素形成與特徵特質，展現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集中力量推進“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以距今萬年至先秦時期為主要時間維度，圍繞中國現代人起源、農業起源、中國社會複雜化進程、中國國家形成等重點課題，回答中華文明起源、中華文明特色、中華文化傳統等重大問題，揭示中華文明基因的連續性與中華文化的多樣性。集中力量推進“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持續開展實施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長江流域文明化進程研究、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以及邊疆考古等專題項目，系統發掘良渚、石峁、石家河、二里頭、殷墟、三星堆等60多處重要遺址，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清晰呈現中華文明的絢爛底色。集中力量推進考古能力建設，加強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等多學科聯合攻關，提升考古發現與研究闡釋水準，充分發揮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作用，建設國家文物標本庫和考古實驗室，穩定考古機構隊伍與經費投入，培養考古專精尖人才，推進科技考古、涉外考古、水下考古與公眾考古，以考古實證中華文明，以考古展現大國形象，以考古振奮民族精神。

　　聚力文物保護、延展文明脈絡，豐富中國人民精神家園。深刻理解歷史文化遺産保護的重大責任，增強文物考古工作的緊迫感與責任感，讓我國數以億計的文物資源世代葆有、永續傳承。加大文物保護力度，編制全國不可移動文物資源保護利用專項規劃，實施不可移動文物重大保護工程，推進革命文物保護利用重大工程，加強文物預防性保護和數字化保護，開展瀕危館藏文物搶救計劃和館藏文物保存環境提升工程，積極做好石窟寺保護以及長城、大運河等大型文化遺産保護，切實改善文物保護狀況，切實提升歷史文化遺産整體風貌。完善文物保護管理制度，把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管理納入國土空間規劃編制和實施，制定“先考古、後出讓”制度設計和配套政策，對可能存在歷史文化遺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前不得使用。健全文物安全長效機制，開展國家文物督察試點，建立重要文博單位安全風險預警機制，完善打擊和防範文物犯罪聯合長效機制，建成全國文物安全監管平臺，將文物安全全面納入地方政府考核評價體系，守牢文物安全底線、紅線、生命線。

　　聚力融合發展、推動文明興盛，夯實文化強國精神支撐。深刻理解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是歷史文化的積澱、是社會變遷的見證、是人類創新創造的結晶。“十四五”時期，文物考古事業要積極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推動文物考古事業高品質發展，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融入發展全局，主動對接“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文化強國建設中長期發展規劃，主動對接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等國家戰略，主動對接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建設等大事要事，編制完成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融入改革大局，加快修訂文物保護法，加強頂層設計，推動出臺文物事業改革發展相關重要政策文件，以“放管服”改革、博物館改革發展、文物保護工程建設、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範區等為抓手，統籌謀劃、系統整合，理順體制、完善機制，有效解決文物事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展現文物工作新面貌新作為新成就。融合科技創新，編制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專項規劃，探索多學科交叉研究範式，建立跨部門文物科技攻關機制，擴充文物科技機構隊伍與人才規模，建成國家文化遺産科技創新中心，實施文物科學保護與文化遺産傳承研究等重點專項，為保護文物、延續文脈、繁榮文化提供科技支撐。

　　聚力傳承傳播、彰顯文明魅力，增強民族復興精神動力。推動文物考古事業高品質發展，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文物故事，促進文明成果共用共融共通。讓文物考古成果走向大眾，做好考古成果挖掘、整理、闡釋與傳播，實施中華文物全媒體傳播計劃，推進“網際網路+中華文明”行動，定期發佈“考古中國”重要成果，傾力打造《如果國寶會説話》《國家寶藏》《中國考古大會》等傳播品牌，推出一批文物考古類重點出版物及新媒體産品，讓文物所蘊含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潤物無聲、代代相傳。讓歷史文化遺産走進生活，提升文物博物館單位研究教育與公共服務功能，拓展不可移動文物開放利用方式，實施博物館培優工程、國家文物資源大數據庫建設等，擴大優質文化文物産品供給，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讓中華文化精神走向世界，推進“一帶一路”歷史文化遺産修複合作，實施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中外聯合考古行動、瀕危文化遺産搶救行動等；精心組織策劃文物精品展覽，打造文物對外交流合作品牌項目，加大力度推動構建更加公平正義的文物追索返還國際秩序，全面展示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不斷增強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

　　（作者為國家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

　　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

　　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

　　趙賓福

　　2020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國考古學取得的重大成就給予充分肯定，基於歷史和現實、著眼全局和長遠強調：“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對我國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入闡釋，對我國考古工作的目標任務提出了新要求，為我國考古事業發展指明瞭方向。

　　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其根之所繫、脈之所維，這個根脈就是歷史和文明。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根脈離不開考古學，需要用到考古這個重要工具。今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100年來，中國考古學不僅在展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展示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展示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解讀文化標識、服務人民群眾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使我們能夠用事實駁斥對中華民族歷史的各種歪曲，堅定文化自信。因此，必須從“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的高度來認識考古學。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中國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説明瞭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通過考古發現我們深刻認識到，中華文明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文明，具有多元一體、相容並蓄、延綿不斷的基本特徵。其中，“多元一體”體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獨特性，“相容並蓄”體現了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獨特性，“延綿不斷”體現了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人類文明的獨特性。

　　從“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的高度來認識考古學，要求考古學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只有了解一個國家從哪來，才能弄懂這個國家今天怎麼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也才能搞清楚這個國家未來會往哪去和不會往哪去。”當今中國正在經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正當其時，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

　　面向未來，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精神，在正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把握以下幾點：一是為通古今變化奠定堅實基礎。中國考古學要繼續發揚“以物論史、透物見人”學術傳統，通過發掘和保護文化遺産、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益歷史借鑒。二是把發思想先聲作為學科擔當。中國考古學要繼續增強問題意識和攻關意識，不斷加強學科能力建設，深入挖掘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中形成的優秀文化傳統，通過解讀中華文化標識，牢牢掌握中國現代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等重點研究領域的話語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精神力量。三是把啟人類智慧作為社會責任。中國考古學要更加注重與其他學科的緊密合作，積極開展多方面交叉考古研究，在發掘、探索和研究中華文明內在屬性和發展脈絡的過程中，深入了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互通性。四是把講好中國故事作為光榮使命。中國考古學要堅持以最新重大發現和最新研究成果為題材講好中國故事，啟動優秀考古科研成果外譯工程，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重大貢獻，讓世界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華文明，促進文明交流互鑒。

　　新時代的中國考古學責任重大、使命光榮，要堅持講政治、擔使命、強學術、重證據、明方向，以物論史、啟迪當下、資政育人、服務人民，為增強文化自信作出貢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作者為吉林大學考古學院院長、教授）

　　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過程

　　不斷深化中華文明起源研究

　　劉國祥 徐昭峰

　　1921年，我國開始對仰韶文化遺跡進行考察，中國現代考古學由此誕生，迄今已走過百年曆程。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鬥，我國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展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等方面作出重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這為我們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不斷深化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堅決貫徹落實好。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文物考古事業步入正軌。隨著考古新發現的增多和考古材料的不斷積累，我們在黃河流域逐步建立起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和商文化的考古序列，中原地區成為最早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發展和演變序列的區域。結合古代文獻相關記述，中華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論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考古學家夏鼐較早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模式，他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中指出：“我們根據考古學上的證據，中國雖然並不是完全同外界隔離，但是中國文明還是在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中國文明有它的個性，它的特殊風格和特徵。中國新石器時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帶中國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是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發展的。”

　　20世紀80年代以後，黃河上游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黃河中游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和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黃河下游的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和鄒平丁公龍山文化城址、長江中游的湖北石家河遺址群、長江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遺址群、西遼河上游地區的遼寧朝陽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群等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不斷刷新學術界的認識。在深化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進程中，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了後來被歸納為“多元一體”模式的“條塊説”和“滿天星斗説”等較為系統的觀點。這反映了多元文化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並蓄的過程，反映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的過程。

　　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通過對不同區域一系列遺址開展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充分發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組建多學科綜合研究團隊，取得了豐碩成果，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安徽淩家灘、河南新砦和二里頭、山西陶寺、陜西石峁等遺址的考古成果尤為顯著，實證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和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過程。現有的研究結果表明，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後，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模式不斷得到一系列重要考古新發現的證實。

　　目前，我國古代歷史還有許多未知領域，考古工作任重道遠。面向未來，我國考古學界要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加強考古資源調查和政策需求調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規划水平，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讓文物活起來

　　通過古禮考古研究深化對中華文明的認識

　　卜 工

　　深刻認識中國歷史文化，離不開考古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那些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址、掩埋于地下的文物遺跡，被考古學家發掘出土後，不僅能“活起來”“動起來”，更能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進而不斷深化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制的出現、發展與成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獨特經歷。在考古研究中深化古禮研究，對於揭示中華文明獨特的制度創造具有重要意義。

　　禮制發軔于西周以前的早期中國，是中國古代社會有序發展的經驗積累與規則總結。作為古代社會組織的重要支點，禮制是維繫群體秩序的重要規則，是維繫民族發展的精神紐帶。禮制存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系統，從《周禮》等著作可以推知禮制的洋洋大觀。顯然，禮制的發展有一個過程，但《周禮》之前的古禮由於沒有留下文字記載，給研究帶來很大困難。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和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出土的類型不同的村落和古城遺址、級別不等的墓地和陵園、風格迥異的祭祀場地與盟誓場所，都展現出一定的等級關係和規則秩序。雖然沒有文字記錄，考古工作者還是能夠從考古發現中復原當時的場景，研究禮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銅制度為例，即可窺其一斑。

　　仰韶文化時期，彩陶成為具有社會功能和標識意義的禮器，廣泛出現于當時社會生活的多種場合，承擔不同使命。比如，聯合結盟、喪葬儀式、祭天祈年、知識傳承都有固定的圖案，從而形成盟誓用彩、喪禮用彩、祭天用彩、傳承用彩的禮制規範。在距今5500年前後開始的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我們可以看到成熟形態的玉禮器起到了表明社會司職分工、規範等級秩序的作用。安徽的淩家灘遺址、浙江的良渚遺址出土的精美玉器，在種類、數量和表達的內涵等方面都體現出跨越式進步的歷史資訊，將玉禮器的作用提升到新的境界。距今4000年以後，銅器成為禮器，河南二里頭遺址、殷墟以及四川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等級關係和井然秩序。

　　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銅制度具有標準化、制度化、本土化的鮮明特點，其連綿不斷的發展歷程為世人所讚嘆。目前發現，早期中國的古禮制度有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兩個大系、多個類型。它們此起彼伏、相得益彰、互通互助、交流融匯，在古代世界獨樹一幟，體現了中國作為禮儀之邦的深厚底蘊，體現了古代中國社會的智慧，對於研究人類文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古禮的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銅制度，充分説明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社會秩序建設源遠流長。正是借助考古學透物見人的研究視角，讓出土文物活起來，讓逝去的場景再度顯現，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歷史。面向未來，考古工作者要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的考古學術支撐。

　　（作者為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1年03月17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