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醫學筆記”有新發現 時隔四十年研究員致歉

　　藤野先生所批註的魯迅“仙臺醫專講義”有新發現

　　“失而復得”説遭質疑 時隔四十年研究員致歉

　　魯迅先生在其散文名篇《藤野先生》中曾經提到，他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時所記的“醫學筆記”，曾被授課老師藤野先生收去批閱。在文末，魯迅先生寫道，“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

　　常去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博物館內，這批 “講義”卻奇跡般地出現，被當作珍貴文物展覽。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9年9月出版的義務教育教科書《語文》八年級下冊第10頁《藤野先生》課文註釋顯示：“那本《解剖學筆記》後在1951年從魯迅家藏三箱書中找到，現藏于魯迅紀念館(源自1980年原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葉淑穗發表的短文補白)。”

　　7月22日，魯迅研究學者谷興雲教授發表了《魯迅“醫學筆記”是“失而復得”嗎——對仙臺講義問題的考辨》。認為魯迅記憶有誤，醫學講義並不存在“失而復得”。

　　9月4日，葉淑穗在接受北青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我現在回想起來深感遺憾，此文雖短小，但影響極大，使這不符合事實的論證，被一些出版的書籍和研究者所引用，在此我誠懇地向讀者致歉。”

　　新論

　　魯迅記憶有誤

　　醫學講義並不存在“失而復得”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人教版《語文》教科書《藤野先生》關於仙臺醫學講義的註釋，源自葉淑穗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署名葉子、名為《魯迅<解剖學筆記>與藤野先生》的短文，1980年發表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研究資料》(第4輯)。其中寫道，“1951年紹興人民政府和當地人民在魯迅的家鄉發現了魯迅家藏的三箱書，從中找到了魯迅的《解剖學筆記》，一共6厚冊，計有解剖學、感覺生理學、組織學、病變學、血管學、有機化學。共1049頁，全都是用日文寫的。藍色和黑色的鋼筆字跡工整、秀麗……上面確有藤野先生多用紅鋼筆修改的字跡。”

　　另一魯迅研究學者楊燕麗在發表于1997年第1期的《魯迅研究月刊》的《關於魯迅的“醫學筆記”》中，對“仙臺醫學講義”被發現的情形介紹得更為詳細，“全國解放後，紹興因籌建魯迅紀念館而徵集文物，發現在魯迅好友張梓生家中存有三箱魯迅藏書，其中就有魯迅的‘醫學筆記’。紹興的同志及時把‘醫學筆記’送交許廣平(魯迅的第二任妻子)。1956年，許廣平把它捐贈給北京魯迅博物館，一直保存至今。”

　　7月22日，魯迅研究學者谷興雲教授發表了《魯迅“醫學筆記”是“失而復得”嗎——對仙臺講義問題的考辨》一文。他在文中對業內廣為流傳的在魯迅家鄉紹興的友人張梓生家發現三箱書裏有“醫學筆記”這一版本的説法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論證，最終認為：魯迅記憶有誤，醫學講義並不存在“失而復得”，也無法證實遺落在張梓生家裏。

　　疑點

　　醫學筆記送交許廣平？

　　《紹興魯迅紀念館大事記》並無記載

　　谷興雲介紹，關於在張梓生家發現的三箱書，當年在魯迅家裏做傭工、三箱書發現者之一的王鶴照説：“還有當年寄存在五雲門外張梓生家裏的三箱書，也是在解放後我陪(紹興)紀念館同志去找回來的，這三箱書已在張梓生先生家裏放了30多年，從書箱裏發現了不少非常珍貴的墨跡，其中有魯迅先生17歲時的手抄本《二樹山人寫梅歌》，有經魯迅親自批註過的三本《花鏡》，有魯迅在南京讀書時手抄本：《幾何學》《開方》《八線》《開方提要》。還有介孚公(魯迅祖父)手筆《漫遊記略》、伯宜公(魯迅父親)手筆《禹貢》等等。”但文章中並沒有提到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讀書時的課堂筆記。而《紹興魯迅紀念館大事記》載明，在三箱書中發現的，是南京求學時期的手抄件數種，並非不是仙臺醫學講義。

　　為此，谷興雲認為，“楊燕麗在文中説，紹興的同志及時把‘醫學筆記’送交許廣平，此事《紹興魯迅紀念館大事記》無記載，不能證實。按情理，如上繳魯迅珍貴文物，應報送中央有關部門，如國家文物局或國家博物館等，不會送交個人，何況是不作記錄亦無交接手續(文字憑據)的送交？”

　　回應

　　原魯博研究員致歉

　　“1951年找到筆記”並未求證

　　對於谷興雲的相關質疑，9月4日晚，90歲的原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葉淑穗在接受北青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她通過查詢魯迅博物館文物賬，發現這六冊《仙臺醫專講義》是魯迅博物館建館前的1956年6月，許廣平先生向魯博捐贈第一批文物時捐贈的。

　　“當時接收魯迅文物的是許羨蘇先生，他是魯迅的學生，亦是許廣平的同學和好友。許羨蘇還是魯博最早從事魯迅文物保管的前輩，我是她的助手。我是1956年7月從部隊轉業到魯博工作的。所以許廣平先生捐贈此件文物時，我並不在場。”葉淑穗説道。

　　後來葉淑穗在整理文物和將文物分類編賬時，曾問過許羨蘇此文物的來歷。“許羨蘇告訴我，‘許廣平先生説是紹興派人送來的’，這一點我記憶猶新。但當時就沒有再細問，甚至堅信無疑，因為那時已知在紹興發現了三箱書，主觀認為這六冊講義是從那裏發現的。此後我有許多機會見到許廣平先生，和她也常交談工作上的問題，她都耐心地給予解答。然而我唯獨沒有提出過這三箱書的來源及六冊講義問題。”葉淑穗告訴北青報記者。

　　葉淑穗説，正是因為她片面相信了許羨蘇的説法，沒有向許廣平當面求證，既未查閱過三箱書的書目，也未與紹興魯迅紀念館的同志核實，就很草率地在1980年發表了上述短文補白，“我現在回想起來深感遺憾，此文雖短小，但影響極大，使這不符合事實的論證，被一些出版的書籍和研究者所引用，在此我誠懇地向讀者致歉。”

　　更令葉淑穗始料不及的是，這一短文給社會和學界造成了那麼大的影響和誤會，“包括教育界，講到魯迅的《藤野先生》這篇課文的時候，也引用過我的短文補白內容。還有《魯迅傳》《魯迅大辭典》等書籍都引用了我那時的説法。現在許廣平、王鶴照、張梓生等當事人都去世好多年了，北京魯博收藏的文物《仙臺講義》究竟源頭在哪？已經無人能夠説清楚了，有待歷史解惑。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魯博所展出的魯迅仙臺醫專講義，是真品而非贗品。”

　　相關

　　講義包書紙被發現

　　稱“仙臺醫專講義”最精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谷興雲在《魯迅“醫學筆記”是“失而復得”嗎》一文仲介紹，業界對魯迅“仙臺講義”有多種叫法，如，解剖學筆記、醫學筆記、課堂筆記、大學筆記等等。在他看來，這幾種叫法雖各有道理，卻均有明顯不足，應考慮以“仙臺講義”為其名稱，作為專名專稱。

　　葉淑穗老人則向北青報記者透露，3月份魯博文物資料保管部負責人從魯迅的遺物中，新發現了魯迅當年用以包這批講義的包書紙。在這包書紙的上面有魯迅親筆寫的“仙臺醫專講義錄”七個字。在她看來，“仙臺醫專講義”的提法，不但妥帖且精準，因為這是魯迅自己對這部“講義”的完整的定名。

　　文/本報記者 張恩傑 統籌/劉江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