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著走著，長城成就最美過往

　　雄偉壯麗的萬里長城在古代除禦敵之用，在當時、近現代社會還有防疫的功能。日前記者採訪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的長城專家尚珩時，他幾次強調了長城的防疫功能。

　　尚珩還有另一個身份——長城小站站長。長城小站成立於1999年，一直致力於長城保護和知識普及，尚珩去年接了站長之職。國家文物局很重視小站的工作，2016年發佈的《中國長城保護報告》“社會力量參與長城保護”章節中點名寫到長城小站，長城小站的公眾號裏更是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榮譽獎項。

　　尚珩出身考古專業，受家學影響，從小就對文史深感興趣。浸淫于長城文化的十幾年，從專業出發的他對長城有了更加冷靜和深入的感悟和思考。

　　疫情

　　對沿線經濟的損害要遠大於踩踏

　　我們都熟知長城的禦敵功能，而歷史上其在防疫方面也曾起到不小作用。

　　一道長城，首先可以起到阻隔之用。尚珩舉例，陜北地區曾經狼患氾濫成災，威脅內地，而長城像是面對草原的一道屏障，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草原狼的進犯。

　　另外，民國時曾經暴發鼠疫。民國政府為了防止鼠疫蔓延，採取控制人員流動的方式，在長城便設置有關卡，對南來北往的人進行檢測。山西在這方面所做最為突出，充分利用了其域內的長城優勢。

　　長城在防止自然災害方面作用也不小，比如對大風、洪水，都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阻隔作用。

　　此次新冠疫情期間，長城景區也暫作封閉，遊人減少，人為踩踏有所減輕，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長城？尚珩説，雖然長城免遭了踩踏，但疫情對長城沿線經濟的損害要遠大於此。比如懷柔區的農家院基本靠長城旅遊生存，疫情期間，村莊封閉管理，遊客、實習的學生無法前往旅遊、實習，客流量的稀少對經濟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長城這個地方屬於捧著金飯碗要錢。”尚珩慨嘆，今後如何理解保護和利用，使兩者結合得更好，始終是一個重要課題。

　　行走

　　最懸的一次，是冬天走祖山

　　尚珩1984年生人，父親以前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雖然做行政工作較多，但對他影響頗深。尚珩笑説，很多人在高考時會有迷茫，不知道要學什麼專業，我特別明確，就是要學考古。

　　尚珩期望用實物去和古人對話，覺得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讀明代戍邊名將戚繼光撰寫的書中，他想到了金山嶺長城，“那是戚繼光的一個實驗場，在戚繼光寫的書裏所看到的內容，在金山嶺幾乎都可以看到實物，而這些東西到其他地方是很難看見的。比如戚繼光要求守衛垛口的士兵要把名字寫在垛口邊的墻壁上，現在我們在金山嶺就可以看到當時寫名字的地方。”

　　考古專業當年屬於冷門，報名人少，錄取分數低，“不但好考，還好就業”。尚珩本科班42人，有22位到考古工地實習，畢業後便去各地的考古所工作。考研，也好考，冷門，分數低，人數少，畢業後順利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就職。

　　從1991年第一次上長城八達嶺之後，尚珩順勢走了司馬臺、居庸關、黃花城、黃草梁等處長城。1999年，走古北口，那一次給尚珩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那是他第一次行走穿越線。“從古北口走到金山嶺，再走到司馬臺，那一次走了三天。”第一次走野長城，而且是連續穿越，長城的綿延悠長由此增加了他的感性認識，對他之後的路影響至深。

　　2001年去過黃草梁後，尚珩發現了長城小站。

　　“從黃草梁回來，寫了一篇遊記，就想要不要在網上發一下，一搜就搜到了長城小站，一看挺喜歡就點進去了，裏邊有一個長城論壇，在那裏發了這次旅行的遊記。現在那個論壇還在，保持1999年的初創風格，特別low。”之後，尚珩就和小站的朋友走到了一起，常常參加他們的線下活動。

　　2003年後，尚珩開始系統走長城，背起大包，裝上帳篷、睡袋，“負重大概一般在五六十斤，而且因為走的人少，路都不是很好走，所以都比較辛苦”。尚珩回想，當時交通不便，也沒有攻略可參考，所以尚珩和朋友們出去一般需要包車，利用五一、十一長假。“坐車到一個點，然後背著包走。一般紮營兩個晚上，第三天中午下山，去村裏補給一下。”這樣一點一點走下來，到2006年，從河北東部到北京平谷這一帶的長城，尚珩和朋友們已經基本走過一遍。

　　2004年走祖山，是尚珩和小站朋友走得最懸的一次，也是他第一次冬天走長城長線。那是一個林場，現在是一個景區。

　　尚珩印象中，祖山方圓幾十里沒有人煙，植被特別好。“當時我一直認為那個地方是1933年長城抗戰之後，日本人在長城沿線修的千里無人區的一小塊殘留。”

　　尚珩和兩個朋友利用春節長假，年三十晚上到達秦皇島，初一一早上山。“特別冷，而且白天時間短，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每天走不了多少就得紮營。”按照以往經驗，第二天午後都能找到補給處，但在祖山找不到。到第三天，水都沒有了。“雖然冬天耗水少，但沒水也不行啊！”尚珩們想辦法，找陰坡處的積雪，“這是冬天的好處”。他們把積雪表層的臟雪撥掉，捧裏邊稍乾淨一點的拿來化掉喝下去。但實際上尚珩他們都知道這樣不好，因為雪的泥含量比較高。

　　又忍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們判斷方向，沿山谷向河北也就是長城內側走，“因為那裏肯定有人”。在接近山頂處發現一處泉眼，沿著泉眼向山下又走5個多小時，終於見到一戶人家，“那個人自己包了一片山，在那兒種核桃”。略歇歇腳，再走。3個多小時後，出山見公路，已是下午了。

　　變化

　　照片、網文成了盜賊指路牌

　　近幾年，尚珩明顯感覺到了長城沿路的變化。“祖山修了路，走勢好極了，簡直成了陽光大道，基本上就是我們當年走的那條。”

　　現在去長城是方便，以前是神秘感。“現在每天走多少，大概能看見什麼，心裏基本清楚，以前完全不知道，也沒有攻略和資料可以查。即便資料上有，也是文字，帶不來感性認識。”當時尚珩和小站朋友會向碰到的放羊人詢問當地情況，現在不用，攻略比老鄉們講得還清楚。

　　以前的長城上因少有人跡，幾乎見不到垃圾和刻字。“現在我們看見石頭上有刻字都會罵刻字的人，但我們當時看見會覺得終於看到了人啊！看見垃圾也一樣，哪怕是一個煙頭，都會有特別高興的感覺。”尚珩在走河北東部長城時，在一個烽火臺中看到“長城四怪”的刻字，背包走得正累，猛然看到這麼個刻字，親切感油然而生。“當然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尚珩説。

　　另外一個明顯變化，是文物丟得多了，尚珩認為一部分原因是愛好者處置不當惹的禍。

　　長城上有不少明代遺留文物，像帶字的磚、石碑，河北東部、北京深山區都有。“但很多地方10年前去看到的，再去沒有了。比如祖山，2004年去時，基本每座敵樓都有一塊石碑，碑上刻著修建時間、修建人、碑的尺寸，現在很多都失蹤了。”

　　“還有古北口，有人為了偷一塊好磚，把周圍的磚鑿掉，這樣就在墻上弄出好多坑。而這些人有了好磚還不滿足，他把那些品相不太好的磚也鑿毀。”尚珩説，類似于這種事挺多，河北東部比較嚴重。

　　還有一個重要特點，以前的人消息閉塞，而今大家去玩都拍照片，也喜歡發到網上。尚珩的一個朋友就是這樣。他在某處看到了一塊北朝時期的石刻，發現沒人管，周圍佈滿垃圾，於是拍了照片，回來發到公眾號上，一年後，他再去看這塊石刻，發現已經沒有了。

　　尚珩認為公眾號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給盜賊的一個指路牌。“人家都不用踩點，通過你的照片就能知道東西好不好，還有具體地址。”這樣的事不限于長城，在蔚縣，尚珩曾看到寺廟裏的壁畫被偷，都在未被開發而愛好者常去的地方。

　　後來尚珩感慨，我們出去看到好東西，不要那麼明確它的狀況，這些未被認證身份的文物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很容易被偷，智慧一點就是保護它們。

　　尚珩和小站朋友也做過使文物得以安身的事。在密雲五座樓下的農家院中，他們發現一塊長城碑，農家院已倒閉，石碑被扔置院中。通過和當地文物部門的溝通，尚珩和朋友們把碑送進了博物館。

　　尚珩認為，在長城旅遊時可以順手做很多事，不只是撿垃圾，也可以做文保。比如一個文物沒有納入文物管理體系，或者沒有得到文物身份認證，就可以向當地文物主管部門申請，把它增加為文物點。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尚珩為有不少這樣的愛好者感到欣慰。

　　研究

　　我們看到的長城並不是明代時的樣子

　　2007年啟動全國長城資源調查時，尚珩正在山西大學讀研究生，他也參加了山西長城的調查工作。當時他跟著隊伍調查長城主線以內的烽火臺、城堡，大概跑了十幾個縣、幾百座烽火臺。這一趟的親身經歷，讓尚珩似乎摸到了長城保護的切要所在。

　　尚珩感到，那次長城資源調查時，調查隊員雖然都是當地文物部門或考古所的工作人員，但實際上大部分隊員對長城的了解程度並不高。從根本上説長城資源調查本身不是一個學術行為，而是摸家底的管理行為。調查時，只要出現遺漏，它的身份就無法納入長城保護範圍，也就得不到《中國長城保護條例》的保護，若在日後出現問題，文物部門就會很被動。“當年我們調查時就漏掉了一個墩子（烽火臺）。2009年當地修高速，這個墩子礙事，施工人員看長城庫裏沒有它，就給拆掉了。”

　　這使尚珩越發感到保護長城是一件難事，體量大、跨度大、分佈廣、絕大部分區域經濟不發達。“它不像故宮只是一個院子，並且當地老百姓對長城保護沒有太多概念，他們就覺得那是個土壟子，有什麼值得保護的。”尚珩還提到，現在爬長城的人越來越多，如果保護措施跟不上，就意味著會出現人為破壞。“箭扣長城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在尚珩心中，長城研究也是一件麻煩事。他的觀點明確：要保護長城，一定要先懂它。“不懂怎麼保護呢？舉個例子，長城墻上有洞，那是古代安裝窗戶框時的卡槽，木頭框年代久遠沒有了，修的人不知道是幹嗎用的，就把洞用磚給堵上了。”由於基礎研究的薄弱，在制訂應用研究或應用保護領域保護方案，特別是細化方案時，便容易抹掉本該保留下來的歷史資訊。

　　長城修繕成功案例多，失敗案例也不少。尚珩又舉一例，“有時城墻上從頂到下會有一道縫，那不是墻裂了，那或者是當年修長城時兩家施工隊的分界線，或者是建築上預留的伸縮縫，有的修復就把這道縫填上了，歷史資訊又被抹掉了。”

　　尚珩做過統計，做長城研究的人，基本屬於兼職，而年輕一輩的長城研究者多來源於2007年的長城普查。那一次普查的另一目標即為培養長城人才。“嚴格地説，這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也達到了，但兼職來做畢竟時間有限，另外人數也太少。大概算一算，全國做長城研究的三四十歲者在5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考古圈，歷史圈也有但不多，大家基本都認識。”

　　尚珩總結，從傳播效果看，基礎研究的不足不僅影響長城的修繕保護，知識普及也受到影響。這個問題目前提及不多，但作為圈中人，會感觸較深。2018年，尚珩去做八達嶺一個烽火臺的保護工作。那處烽火臺從現狀看是一個土堆，在制訂方案時也是按照土長城烽火臺去做的，但是尚珩將烽火臺挖出來之後，發現是磚式結構。“這説明我們看到的長城並不是明代時的樣子，因為它的損毀太嚴重。有時我們連長城兩側的邊界位置都不清楚，因為它塌了。而通過考古發掘，就可以知道古代時它的邊界在哪兒，採取了什麼工藝，修過幾次，是什麼結構，這些了解得越明白，越能做好保護工作，做考古發掘就是為今後的保護提供依據。”

　　教育

　　長城保護員是基層文物部門的眼和手

　　長城沿線的教育也是長城小站格外關注的領域，他們認為保護長城的一線人員是沿線村莊的村民。當地孩子更是未來的希望，小站聯合長城沿線的學校，舉行長城知識大賽、長城作文比賽，普及長城文化。這些活動從2004年啟動，十幾年過去，很多長城下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了吧！至今，長城文化普及已經不局限于長城沿線，北京周邊，小站的志願者們也組織過多次長城知識進課堂活動，僅去年就舉行了幾十場。文保和教育，是小站長此為之的事。

　　小站的公眾號還提供基礎長城服務，比如可以看到長城地圖：目前已知的明長城走向，烽火臺位置、名稱及位置圖，還有歷史年表檢索、長城法律文庫，這些主要是針對基層文物部門而做，全部免費。尚珩自己身在基層，了解基層文物部門人少、活多、地位低的現狀。“幹活都挺不容易的，我們就想把跟長城有關的匯總在一起，這樣基層文物部門在需要時，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它們。”尚珩認為只是給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這些惠人之事，小站的很多志願者都在做。

　　長城保護員，小站的長城知識普及也沒有忘記他們。保護員的綜合素質要提升，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做培訓。2018年始小站與各地文物部門合作，為長城保護員提供培訓。“培訓內容很多，包括長城基本知識、法律法規、戶外風險和安全等等，延慶今年該做第三期了。”

　　尚珩説，從反饋來看，長城保護員很希望得到這些知識。而長城保護員對於基層文物部門來説，也是他們的眼睛和手。“基層人員少，本身的專業知識素養也不是很高，實際管理起來是比較費勁的。利用好長城保護員就是給自己長了眼睛和手，把他們培訓好了，可以給管理部門提供技術支援。”

　　轉變

　　被納入古遺址之後

　　近幾年對長城保護的重視程度提高，有幾個明顯例子，需要跨長城的基建項目，比如修高速，最初是簡單粗暴，把長城攔腰斬斷。後來改為修高架橋跨過，但影響景觀。再之後挖掘隧道鑽過去，保護了自然風貌。尚珩説，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保護措施。

　　對於長城的管理和審批也在趨嚴。以前長城被列為古建築，現在則歸入古遺址。尚珩解釋：“要注意古建築和古遺址的保護理念完全不一樣。不能把一個古遺址恢復成原來的建築形制，比如圓明園，它是一個古遺址，但它也是建築，如果按照古建築去保護，那就要恢復到康熙和乾隆時的樣子了。”

　　長城以前的保護理念是古建築，所以我們看到了恢復成明朝形制的慕田峪、八達嶺。“所有垮塌的都修好，垛口原來有多高就修多高，原來用什麼磚就用什麼磚，恢復成某一個時間點的形制，這是對古建築的做法。如果是古遺址，就不把它原封不動地恢復起來，將塌未塌的支撐住，不再把塌的部分補回去。”

　　還有一個區別，古建築在保護規劃之前很少做考古發掘工作，長城被納入遺址之後，對其進行保護之前，國家文物局的批復上列在第一位的總是“應組織專業機構開展考古調查、勘探和必要的考古發掘”。

　　“這説明我們對長城的認識由古建築層面轉變到了古遺址，那麼我們會按照遺址的保護理念和方法，對長城進行保護，最明顯的就是搶險加固，最小干預，這也更符合國際上對古遺址保護的主流。這次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做的幾個項目都是按照古遺址策略來做，能不動就不動。比如修箭扣長城就把上面的一些樹都保留了，在以前是絕對不會留下來的。”

　　尚珩説，實際上按照古遺址的理念策劃，會給施工和管理增加很多麻煩，因為需要評估，樹是否礙事，是否會威脅長城安全，但是保留的效果更好，公眾可以看到更自然的長城風貌。

　　為了在長城的保護上少出現或不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尚珩和小站的志願者以及許許多多人還將繼續努力下去。（記者 王勉 供圖/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