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和他的《世界文學史大綱》

　　我父親吳宓一生學習和研究世界文學，講授世界文學，非常重視文學史于文學的功用。他認為“文學史之於文學，猶地圖之於地理也。必先知山川之大勢、疆域之區劃，然後一城一鎮之形勢之關係可得而言。必先讀文學史，而後一作者一書一詩之旨意及其優劣可得而論。故吾人研究西洋文學當以讀歐洲各國文學史為入手之第一步，此不容疑者也”。(吳宓《希臘文學史》)

　　據父親早年的清華弟子、原北大西語系教授李賦寧回憶：“早在(1921年任教)東南大學時期，吳宓就已制訂出‘世界文學’講授提綱(英文)，包括各國重大歷史事件和各國文學史。這在我國是最早的世界文學教程。有了世界文學的基礎知識，才有可能從事比較文學的研究。吳宓在東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燕京大學、武漢大學，以及解放後在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一直講授世界文學課程，他是這門學科的創始人之一。”(李賦寧《在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

　　父親去世以後，曾從他受業的許多友生，關心他有關世界文學，尤其是他最早開設的世界文學史的遺著的整理出版，諄諄以此囑託家人。除了父親最親密的學生李賦寧，我印象最深的是西南聯大外文系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畢業的幾位校友：許淵衝、李俊清、許芥昱、關懿嫻、沈師光等，他們談起當年聽吳宓的“世界文學史”課，常是眉飛色舞，興致勃勃，使我也很受感染。當時就想，有朝一日，父親關於世界文學史方面的遺著得以出版，一定要請他們寫點什麼，作為紀念或讀後，配合發表。

　　然而十分慚愧，我們一直遲遲未能著手於此。緣于父親以他多年對世界文學的系統研究，雖編撰有“世界文學史”中英文講授提綱、講義多種，可惜他的這些傾注心血的手稿，不幸于十年動亂中悉遭抄沒，而他于當時所託付代為保藏講義、手稿的人，至今不肯歸還，家中一無所存；以致此書在他生前未得付印，身後也無法出版。我們多方尋訪徵集，亦無所獲。

　　很久以後，西南聯大外文系一位1944級的校友李希文聞訊，將他珍藏了半個多世紀的吳宓所編世界文學史大綱(英文)，輾轉託人“贈與吳師家人留念”。“大綱”係打字油印于戰時通行的粗糙紙上，歷經歲月滄桑，紙張已發黃變脆，最後幾頁且有缺損。雖然如此，對我們來説，仍如獲至寶，異常珍貴。現今出版的吳宓《世界文學史大綱》一書，即是以李希文學長惠贈的這份不全的西南聯大外國語文學系所印《世界文學史大綱》為主編輯的(並借此題命名全書)，附錄吳宓所撰《希臘文學史》《西洋文學精要數目》《西洋文學入門必讀書目》等文，所翻譯、增補材料並詳加評注的美國李查生與渥溫(William L.Richardson&Jesse M.Owen)二氏合著的《世界文學史》，為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制定的辦係總則和課程設置，以及他對世界文學史上幾位著名文學家、批評家的論述。此外輔以兩篇不同時期友生對吳宓授課的感受。雖不能充分表現吳宓研究和講授世界文學史的觀點和心得，也算是對他四十多年教學生涯的一個紀念。祈願如今散失各地的父親遺稿，終有一日得刊行面世。

　　感謝美國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斯坦福大學東亞係副教授周軼群女士受編者之請，于百忙中在細讀深研吳宓日記、作文、書信，及其他許多有關著作的基礎上寫出《吳宓與世界文學》的長篇導讀，為本書增色不少。感謝商務印書館陳潔同志精心編輯，將本書收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相信吳宓和他已故的受業弟子地下有知，也會感到慰藉。

　　在吳宓的《世界文學史大綱》出版之際，我深感遺憾的是，由於此書著手太遲，當年諄諄敦促我們及早尋訪蒐集、編輯整理父親世界文學方面遺稿的清華、聯大外文系諸位老學長，如王岷源、李賦寧、許芥昱、李俊清、沈師光等，已先後故去，不及親見此書，予以批評指正；而今健在的兩位，亦皆年屆高齡：關懿嫻102歲，許淵衝99歲，不便叨擾。於是原擬敦請這些曾親炙吳宓授課的友生，為本書寫點讀後或書評之類的願望全然落空，只有根據我當年的訪談筆記和點滴回憶，將他們對先師教課的感受，略述一二，與讀者分享。

　　據清華學校歷史檔案，學校自1926年西洋文學系(1928年改稱外國語文學系)初建，即很注意西洋文學概要及各時代文學史的一體研究。設有自古代希臘、羅馬，中世紀至但丁、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洋文學史分期研究學程，由吳宓與翟孟生(R.Jameson)及溫德(R.Winter)分授。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翟孟生返美；清華南遷，溫德滯留北平以外僑身份幫助處理校産；西洋文學史乃改由吳宓獨自講授。

　　吳宓在西南聯大所授“世界文學史”，為外文系二年級的必修課，8學分，是外文系學分最多的一種。該課原名“西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後因實際講授內容範圍很廣，包括了東方的波斯、印度、日本等國文學，遂改稱“世界文學史”。西南聯大“世界文學史”課，一直由吳宓講授；1944年秋他休假離校，無人接任此課，最後改為“英國文學史”，由他的弟子李賦寧講授。1946年聯大解散，清華復員北平後，“世界文學史”課亦未重開。

　　“世界文學史”為聯大當年最叫座的課目之一，外係旁聽的同學不少，何兆武説他就是來“聽蹭”的。彭國濤1941年選修了這門課程，從此愛上外國文學，第二年由歷史系轉入外文系。他回憶吳宓上課，從不看書和講義或卡片，講到作者生平，名著情節的時間、地點以及一些著作的原文，都能準確無誤地説出，並寫在黑板上。講述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但丁的《神曲》、盧梭的《懺悔錄》、塞萬提斯的 《唐·吉訶德》等，滔滔不絕，有聲有色，如數家珍，使他至今難以忘懷。“先生對書中人物，不僅介紹，且作出評價，指導人生，使你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潛移默化。我們聽課，既學到許多知識，也提高了思想境界，昇華了感情。”(彭國濤《我的導師吳宓先生》)

　　同學們反映吳宓講課極為生動，講述那些名著中的故事，更引人入勝，讓人不知不覺如身歷其境。沈師光、于紹芬等猶記當年聽先生講盧梭《懺悔錄》，尤其盧梭牽著兩個少女的馬涉水過河的一段，聽得她們如醉如癡，直以為那是盧梭的一段最幸福的生活，最美麗的文字。

　　同學們喜歡吳宓的要言不煩，一語中的，如“歐洲文學史”講文學與非文學的分別，説：文學重情感(emotion)，想像(imagination)，樂趣(pleasure)；非文學重理智(reason)，事實(fact)，教導(instruction)。這比下定義好得多。又説：哲學是氣體化的人生；詩是液體化的人生；小説是固體化的人生；戲劇是固體氣化的人生。哲學重理，詩重情，小説重事，戲劇重變。形象地概括了事(小説和戲劇)、情(詩詞)、理(哲學)三者的分別，説出了小説和哲學的關係，等等。

　　同學們印象深刻的還有，吳宓常用列表來概括事實。如“歐洲文學史”講Dante(但 丁)，講 到Dante’s life in relation to his works(但丁生活和作品的關係)，他就列出了一個簡單明瞭的表：

　　1.Love(Dream)夢想産生愛情，寫出作品New Life(《新生》)

　　2.St udy(Learning)學術作出研究，寫出作品Il Convito(《饗宴》)

　　3.Politics(Experience)經驗造成政治，寫出作品Divine Comedy(《神曲》)

　　但丁在翡冷翠河濱遇見貝雅特麗齊，一見鍾情，在她死後，寫了悲痛欲絕的《新生》。《饗宴》把各方面的知識通俗地介紹給讀者，作為精神食糧，所以書名叫做《饗宴》。《神曲》描繪了翡冷翠從封建關係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和政治變化。書中的地獄是現實的情況，天國是爭取實現的理想，煉獄是從現實到理想的苦難歷程。

　　除了列表，吳宓有時亦繪圖來説明問題，如所繪但丁 《神曲》的 “宇宙結構圖”，使學生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何兆武至今記得吳先生畫的一張七級浮屠式的圖，把對權力的追逐放在最下層，以上各層依次是對物質的追求，對榮譽的追求，對藝術創造的追求；最上一層為對宗教的追求，據説是採納了沈有鼎的建議。

　　1943年從軍的許芥昱(1941年11月，美國志願空軍大隊來華對日作戰，需要大批英文翻譯，聯大外文系高年級男生，除個別例外，全部應征服役)曾與級友李俊清交流，説他從吳宓的“歐文史”課程得到比較文學的思想啟發，由此決心從事比較文學的研究。

　　許芥昱後來果然赴美研習比較文學，獲斯坦福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其後在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授比較文學。1973年突發奇想，攜其比利時裔的妻子和兩個可愛的兒子遠來漫遊中國半載；其間亟欲赴重慶北碚拜謁卅年未見的導師吳宓，為此通信往來多次，最終以當時四川尚未對外賓開放而不果。許芥昱在他返美後所出版的Our China Trip(《我們的中國行》)一書中這樣寫道：

　　對李賦寧兩個小時的訪問，話題幾乎沒有離開過“奇普斯先生”。我們的Mr.Ch i ps,我們背地裏這麼稱呼他，我們對他絕不説再見。[昆明戰時放映過一部英國1939年拍攝的影片Goodbye，Mr.Chi ps(《再見吧，奇普思先生》，中文片名《萬世師表》)描敘一位老教師的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聯大外文系許多人看了很受感動，有些同學覺得吳先生與Mr.Chi ps很相像，於是背地裏就稱他為“奇普思先生”。]——他仍然活著，在四川。他教過我們所有的人。

　　我告訴李賦寧，吳先生仍舊用紅墨水批改我的信，拼寫出所有縮寫的詞，在字裏行間用印刷體整齊地改正錯字。另在我去信的邊上寫下對我的回復。

　　李賦寧説：“他對我也這樣。”李已任北大副教務長有年，1950年自美國留學歸來，在教師中保持領先地位。“那就是吳，”李説，“我想他永遠不會改變。”

　　李過去多年一直是老詩人吳宓最親密的學生和朋友。吳是安諾德堅定的讚賞者及丁尼生的模倣者，他為同情他的因失戀而憔悴的學生落淚……

　　關懿嫻對吳宓將《紅樓夢》與薩克雷的Vanity Fair(《名利場》)進行比較，很感興趣，她的畢業論文就是以《名利場》為題作的。她發現吳先生特反對“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的輕率態度；講授中，始終以歷史的演變及系統異同的觀念，著眼于探索某些“中西古今”的“不易之理”和“東西文學公認之言”在文學領域裏的普遍應用。中西比較如此，西西比較也這樣。

　　“歐文史”考試卻很使關懿嫻發怵：吳宓出的考題包羅萬象，從狄更斯某部小説的出版年、出版家到定價的細小題目，到Fully describe(詳述)一部世界文學名著如荷馬史詩、歌德《浮士德》等的內容、文學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中的地位等等。她常是最後交卷的幾個同學中的一個。吳先生總是彬彬有禮地站在一旁，或坐著看書，還不時微笑著説：“不急，慢慢答。”有次期終考試，關懿嫻和幾個同學竟考了五個小時，最後一同交卷。吳先生邊疊齊考卷，邊説：“你們的食堂已經關門了，來，跟我到‘文林’(學校附近的一家小飯館)一起吃飯去。”時值冬季，一頓熱騰騰的飯菜，吃得既果腹又暖和。用餐中間，吳先生還講些他青少年時代的學習軼事，其樂融融，久久難忘。

　　1938年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許淵衝，是吳宓“歐洲文學史”班上最出色的學生。他仰慕吳宓學識淵博，吳宓讚賞他聰明好學。這方面許淵衝在聯大日記和學習筆記中多有記述。他説：

　　吳先生是聯大外文系唯一的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他的中文和英文水準都不是當時英美任何漢學家所能比擬的。他是哈佛的畢業生，在聯大外文系講“歐洲文學史”，用的方法完全和哈佛一樣，所以外文系的精英們等於身在聯大，心卻可以去哈佛。吳宓還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第二任是楊振聲，第三任才是朱自清。這樣學貫中西的教授實在難得。

　　他品評別人總是揚長避短，對自己則從嚴，嚴格得要命。從他對錢鍾書的評論中也可看出他的學者風度，雖對自己學生也能虛懷若谷，可見他多麼愛才！對我也是這樣：1940年5月29日，上完“歐洲文學史”時，吳先生叫住我説：“我看見劉澤榮送俄文成績給葉公超先生，你小考100分，大考100分，總評還是100分，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分數！”吳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老教授，這話對一個19歲的青年是多麼大的鼓舞！我當時就暗下決心“歐洲文學史”一定也要考第一；結果我沒有辜負吳先生的期望。(按，許淵衝當年“歐文史”月考98分，學期平均95分，學年平均93分；比全聯大總分最高的張蘇生的“歐文史”成績還高了兩分。)

　　吳先生講“歐洲文學史”，其實也講了“歐洲文化史”，因為他講文學也將哲學包括在內，如講希臘文學，他卻講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後來他為外文系三年級學生開“歐洲名著”，講的就是《柏拉圖對話錄》。他最善於提綱挈領，認為柏拉圖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一”“多”兩個字：“一”指抽象的觀念，如方、圓、長、短；“多”指具體的事物，如方桌、圓凳、長袍、短褲。觀念只有一個，事物卻多種多樣。柏拉圖認為先有觀念，然後才有事物。如果沒有方桌的觀念，怎麼能夠製造出方桌來？他還認為觀念比事物更真實，因為方的東西、圓的東西，無論如何也沒有方的觀念那麼“方”，沒有圓的觀念那麼“圓”。因此，一個人如果愛真理，其實是愛觀念超過愛事物，愛精神超過愛物質。這就産生了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觀——這後來對我産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觀念存在於事物之中，“一”存在於“多”中，所以愛觀念不能不通過事物或對象。而對象永遠不能如觀念那樣完美、那樣理想，因此，戀愛往往是在“多”中見“一”，往往是把對象理想化了。但理想化的對象一成了現實中的對象，理想就會破滅；因此，只有沒實現的理想才是完美的。但丁終身熱戀貝雅特麗齊，正是因為她沒有成為但丁夫人啊！

　　許淵衝學習動腦筋，愛琢磨，他不“師雲亦云”，有不同意見，樂於同老師探討。吳宓講“世界文學史”，從語文系統開始。他説表現思想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聲音，一種是形式；前者如歐洲的拼音字，後者如中國的象形字。兩種文字各有其長，各有其短，不能説哪種好，哪種不好。所以他不贊成(漢字)拉丁化。當時許淵衝認為，從藝術的觀點看來，吳先生的意思沒錯；但從教育的觀點來看，他的意思卻未必對。因為教育的目的是要普及，而方塊字的確太難，就是中國人也要學幾年才能學會。何如拼音文字能説就能寫，能寫就能讀書呢？久後才體會，吳先生的意思還是對的，自己的意見卻很幼稚，完全是跟著魯迅走，並沒有消化魯迅的思想，也沒有用實踐去檢驗拉丁化是否正確，就説出了自己後來也反對的話。其實魯迅也説過：中國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悅耳，形美以悅目。而歐洲文字只有意美和音美，沒有形美。歐洲有個大哲學家甚至説過：世界上如果沒有中國文化，那真是人類的一大損失。如果沒有中國文字，人類文化就要大為減色。實際也是如此，如杜甫的著名詩句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兼具對仗，重疊，草字頭、三點水偏旁等形美，是西方文字萬萬無法翻譯的。由此回想吳先生所説中西文字各有長短是有道理的，拉丁化沒有形美確是一大缺點。

　　“歐洲文學史”課上，吳宓曾説：古代文學希臘最好，現代文學法國最好。許淵衝卻認為俄國文學不錯。吳宓説：法國文學重理智和形式，德國文學重感情，不重形式；英國文學理智和情感並重，但都不如法國和德國，只比德國更重形式，卻又不如法國。依許淵衝看，俄國文學和英國文學差不多；除普希金重情之外，果戈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都更重理，而且很重信仰。後來讀了屠格涅夫的《春潮》，故事給他的印像是：愛情有如春潮，時漲時落。這和德國斯托姆的《茵夢湖》不同：萊茵哈德幾十年後還留戀青春時代的舊情人，可見德國文學重情，歌德的《維特》也一樣。而屠格涅夫最重情的《貴族之家》結果和《春潮》也有相似之處，只是傷感之情更接近《茵夢湖》。這樣想想，吳先生的結論還是有道理的。

　　許淵衝後來還選修了吳宓的“文學與人生”和“翻譯”課，亦心得多多。

　　吳宓外貌嚴肅、古板，似乎很難交往；同學們接觸多了，才發現先生其實待人謙和熱情，誠摯率真，是一至性中人。對學生課外問難求教的，無不認真細緻為講述解答；傾訴思想苦悶的，或為感情問題煩惱而請予指教的，一一耐心給予教益和安慰；生活困窘來求助的，亦極盡己力濟助，儘管自身生活也很清苦(全面抗戰初期，聯大授薪津，僅發原薪的70%)。

　　吳宓特喜與愛好文學的學生交流。他贊同Arnold(安諾德)所説Literature is 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文學是最好的思想和言論。)他認為Literature is the Essence of Life(文學是人生的精華)。他樂於把自己讀過的好書，見聞的好事，思考過和感覺到的問題，直接和間接的生活經驗，獻給學生；通過與學生無拘無束、心情愉快地討論交流，與許多同學成了朋友，吳宓稱之為“友生”。

　　2009年春，吳宓的幾位海內外弟子，一次偶聚北京。大家聊起難忘的Mr.Chips，回憶他循循傳播的古聖先賢的智慧與禪意；都説他們所受益於先生的風格者，不亞於受益於先生的學問。李鯨石復誦先生對他説過的“Everything I say and everything I do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Buddha,Socrates and Jesus Christ。”(我的一言一行都遵照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教導。)許淵衝對吳宓當年所論The Golden Mean(中庸之道)和Virtue，Justice vs Profit，Gain(義利之辨)，記憶猶新，感嘆道：“吳先生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外文系的學生。”

　　吳學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