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歷史看對外開放

　　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下每一個國家走過的足跡，也給每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啟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對外開放一直是中華民族的主流和趨勢。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寬廣胸懷，自信而又大度地開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譜寫了“萬里駝鈴萬里波”的浩浩絲路長歌，創造了“萬國衣冠會長安”的盛唐氣象。中華民族以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演變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開放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也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

　　秦漢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奠基時期，大一統王朝的建立使國家在對外開放中的角色日益凸顯，並逐漸成為主導力量。統一後的秦王朝在對外交流上有了長足進步。徐福東渡儘管不是主觀上的對外交流，但這種大規模的人員和物資遠洋航行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客觀上使秦的文明遠播異域，也為此後與東亞的交流開闢了道路。秦與朝鮮、越南之間有絲綢、漆器、鐵器等貿易往來，與西域也有民間交往。漢代是對外開放的大發展時期。西元前138年，漢武帝遣張騫出使西域，帶來了關於西域較為全面、細緻的報告，被稱之為“始開西域之跡”。張騫通西域，是中原王朝首次以官方名義與西域的接觸，其所開闢的道路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奠定了堅實基礎。沿著這條道路越蔥嶺向西或西南，可抵達中亞、地中海東岸和南亞。這條道路被後世稱為“絲綢之路”。兩漢之際因戰亂和匈奴勢力的擴張，中原與西域隔絕60餘年。東漢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在東漢政府尤其是班超艱苦卓絕的努力下，西域諸國與漢重新建立了聯繫，絲綢之路再次打通。班超派屬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至地中海東岸而返，進一步加強了東漢政府對中亞、西亞以及羅馬帝國的了解。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發展時期，各政權在對外開放上積極主動，民間交往則更趨活躍。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新羅與魏晉南北朝的使節往來不斷，中國史書中對這三國的豐富記載，是雙方交往的見證。日本的邪馬臺、大和國與曹魏、東晉、南朝都有頻繁往來。與西域的關係持續保持，與南亞、西亞各國如大宛、粟特、貴霜、波斯均有往來。繼東漢之後，東吳、西晉、北魏與大秦往來未斷。天竺各國與中國的來往也很多。東晉僧人法顯由陸路赴天竺，經獅子國，取海路而還，足以證明當時陸上與海上交通的通暢。鮮卑人建立的北魏也不閉關自守，《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都城洛陽“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反映了當時的盛況。

　　隋唐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高潮時期，中國與域外交流的頻繁成為這一時期對外開放的顯著特徵。隋代奉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隋煬帝派裴矩駐張掖經營西域，自此“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故諸國之事，罔不遍知”。隋代通過海路與東亞、東南亞、西亞、歐洲的交通也通暢，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繁盛。唐代繼續奉行對外開放政策。強盛的國力與發達的交通使唐與當時世界上70多個國家建立了通使友好關係。如統一後的新羅王朝與唐朝貿易十分活躍，唐朝許多地方設有新羅館、新羅坊、新羅村供新羅人居住。日本與唐朝的交往空前繁榮，日本的遣唐使人數眾多，絡繹不絕。唐朝與東南亞、南亞的林邑、真臘以及今印尼蘇門答臘均有海路往來。鑒真東渡日本與玄奘、義凈西行印度和南洋，證明東西方陸海交通的便利。

　　宋元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發展繁榮時期，這一時期對外開放的重心逐漸從陸路轉向海洋。五代與兩宋時期的戰爭對峙，使西北陸路交通阻斷，通往西域、中亞的交通時斷時續。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造船業的技術進步與指南針的使用，大大促進了東南海上貿易的繁榮，杭州、廣州、泉州、明州都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五代兩宋與朝鮮半島的王氏高麗政權，與日本的鐮倉幕府，與東南亞、南亞的越南、印尼以及印度的經濟文化交流十分頻繁，與阿拉伯、非洲的交流也有進一步發展。南宋趙汝適的《諸蕃志》、周去非《嶺外代答》中的《外國門》，記載了當時東南亞、南亞以至波斯、大秦、非洲、南美洲的一些情況，涉及50多個國家和地區。兩宋政府鼓勵對外開放，在多地設置驛站，保護外國商人與商船。元代的大一統打通了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元統治者的政策有利於對外開放的開展。如元世祖忽必烈鼓勵對外交往，對各國來者尤為禮遇，下詔令“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口岸最多的政權之一。

　　明清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持續發展與轉折時期，對外開放的領域和規模一度空前擴大，但政策卻趨向保守。明的統一與社會經濟繁榮奠定了對外交流的基礎。明成祖朱棣鼓勵發展對外關係，派遣鄭和七下西洋，歷時29年，跨越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遠至非洲東海岸。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聯繫，是15世紀初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象徵。遺憾的是，這樣的局面沒有長久延續，周邊國家的變化與世界格局的轉換，封建專制體制的固化、腐化與僵化，使對外開放漸漸步履蹣跚。由於倭寇侵擾，朱元璋撤廢市舶司，禁止商船貿易和人民通藩下海。清朝建立後，沿襲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康熙年間再次頒布“禁海令”後，對海外貿易的限制越來越嚴，對外開放的門戶越來越小。乾隆年間清政府以英商不遵守中國法律為由，下令沿海只準廣州一口與外國通商，同時還頒布了一系列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的法令，清朝進入了較為嚴厲的閉關時期，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教訓十分深刻。

　　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啟示

　　從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實踐中可以發現，對外開放絕不是簡單地打開國門，也不是簡單地對外交流。對外開放的格局和水準與整個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世界格局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

　　強盛的大一統國家是對外開放的基本前提。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繁榮發展的時期，往往是大一統王朝的鞏固時期。西漢王朝經過60多年的休養生息，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實力，至漢武帝時國力強盛，大一統局面形成。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通西域，打通了東西方交通道路。同時，與東亞、東南亞、南亞的陸上、海上交通聯繫也更加緊密。東漢的統一，結束了兩漢之際的紛亂局面。也是在統一的政治局面下，漢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不僅恢復了過去的陸上絲綢之路，還開闢了一條新的通往西域的道路——“大海道”，即敦煌至哈密至吐魯番的一條近道。隋唐的大一統，結束了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分裂割據狀況，統一局勢下的陸上、海上交通道路發達，經濟文化高度發展，對外開放呈現出強勁勢頭。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長安是國際性大都市，這都與唐朝大一統的強盛國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歷史證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並不是對外開放的充分條件，國家的獨立自主才是對外開放取得成效的前提。明代中葉以後，在外部勢力緊逼下，統治者在對外開放上不僅採取保守遏制的政策，也拒絕政治上的自我革新，最終在列強的槍炮下喪失了國家獨立自主的地位。歷史也一再證明，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是相統一的，沒有國家的獨立自主，真正意義上互惠互利的對外開放就無從談起。

　　有效的國家治理是對外開放的基本保障。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對國家的有效治理為對外開放提供了基本保障。漢武帝開通西域後，設置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為絲綢之路東段的暢通提供了保障。漢宣帝時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設西域都護府，確立了對西域的治理，為絲綢之路的西段暢通提供了保障。東漢班超經營西域30年，恢復西域都護府，使東漢通往西域的大門再次打開。唐代擊敗西突厥後，在西域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作為最高管理機構，分別管轄天山以南、蔥嶺以西、楚河以南的中亞地區和天山以北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西域政治上的統一和有效管理，有力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明代西北地區雖不暢通，但東北地區管理加強，明成祖設立奴爾幹都司，管轄西起鄂嫩河，東至庫頁島，北到外興安嶺，南瀕日本海的廣大地區，對於東北亞絲綢之路的開闢和保護有著重要作用。

　　嚴密的制度設計是對外開放的重要條件。對外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國家的強盛、統一和有效治理，還需要一系列細緻嚴密的配套制度設計。秦漢以來中央政府就設有掌管對外的機構和官員，如秦漢的典客、大鴻臚，魏晉隋唐以後的鴻臚寺、禮賓院。為適應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的需要，宋代在廣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專門設置市舶司或市舶務，管理海上貿易。元朝繼續宋代的市舶制度，還制定了《市舶法則》二十二條，管理更加規範。明代延續市舶司制度，但海禁政策使這一制度時斷時續。對外開放的前提是互惠互利，政府除了政治上的管理外，還要為對外開放提供各種便利條件，為外來使者、商人、學者等提供必要的交通和生活保障，如劃定特定區域居住，提供食宿便利以及相應的政治待遇等。敦煌懸泉漢簡確證張騫開拓西域之後，中亞國家的使者、商人進入漢朝管轄範圍後，就受到官方郵驛系統的熱情接待。對外開放不是無原則的開放，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上，歷代王朝都堅持自己的原則，而對原則的堅持又透過相應的制度設計表現出來。如漢在與匈奴的貿易中，鐵器、兵器、錢幣、馬匹就受到相關法律管控。唐代也是如此。宋元以後的市舶法則，就是政府制定的對外貿易規則。

　　和諧的外部環境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基礎。漢武帝解決了匈奴問題之後，西域較為穩定，陸上絲綢之路得以開闢。王莽新朝對匈奴實行貶抑政策，漢匈關係惡化，匈奴不斷侵擾北邊，中原與西域隔絕長達60餘年。直至東漢班超出使西域，陸上絲綢之路才被重新打通。隋唐時期對外開放出現高潮，特別是與日本、朝鮮等周邊國家官方高層次交流往來的頻繁，也與這一時期周邊國家局勢的相對穩定有著直接關係。日本大化二年孝德天皇進行“大化改新”，傚法唐制，實行中央集權，日本走上穩定和發展之路，先後派遣十三批遣唐使，掀起了唐朝與日本交流的高峰。朝鮮半島也在此時由新羅實現統一，統一後的新羅王朝與唐的貿易和人員交流空前活躍。五代與兩宋時期，西北陸路交通因戰爭阻斷，陸上絲綢之路發展再次受阻，而此時東南沿海及周邊國家局勢相對穩定，海上絲綢之路便迅速發展起來，與日本、越南及印尼、印度等國的交流達到新水準。明代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也與當時較為穩定的周邊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可以説，對外開放的發展不僅取決於國內環境，也與外部環境關係緊密。

　　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意義

　　歷史證明，什麼時候堅持開放，中華文明就會繁榮發展；什麼時候固步自封、閉關鎖國，中華文明就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對外開放在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推動作用。

　　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物質文明交流。漢代張騫通西域後，“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中亞、西亞的諸多物産，如葡萄、苜蓿、芝麻、胡桃、石榴、胡蘿蔔等陸續傳入，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毛氈、毛布、汗血馬等引進到內地，促進了紡織技術的改進和馬的品種改良。宋元明清以後，物品的輸入無論是品種還是規模都上了一個新臺階。特別是宋以後，對外貿易中的稅收在國家財政中的作用更加凸顯，不僅具有政治意義，更具有經濟意義，宋高宗就説過“市舶之利，頗助國用”。中國歷史上的物質文明交流，既有大規模的引進，也有遠距離的傳播。中原的穿井術傳到了西域，推動了西域灌溉技術的進步。中國的絲織品享譽各國，從秦漢至明清始終是對外貿易的大宗。中國的鐵器及冶煉技術廣傳周邊國家和民族，甚至遙遠的歐洲。

　　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制度文明互鑒。歷代王朝的政治制度都不排斥其他民族與國家的優秀人才。漢代中央政府就有匈奴人任職，唐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有外國人任職。日本人阿倍仲麻呂歷任光祿大夫、御史中丞、秘書監、安南都護等要職。印度裔天文學家瞿曇羅曾任唐朝太史。越南人姜公輔甚至做過唐朝宰相，阿拉伯人後裔蒲壽宬曾擔任過南宋泉州官員等。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也因其先進性被周邊國家所借鑒。唐代的制度文明對新羅和日本産生了很大影響。新羅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組織不僅與唐朝很相似，而且科舉方式與科目設置也倣照唐朝。日本“大化革新”中的經濟制度、職官制度、律令制度、教育制度都受到唐制的深刻影響。

　　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國歷史上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藝術、宗教交流從未中斷。從漢代開始，儒家思想開始向周邊傳播，西北漢簡中《論語》《孝經》等殘片的發現，朝鮮平壤貞柏洞漢墓中《論語》的發現，證明漢代儒家思想沿著東西兩個方向向外傳播。張騫通西域後，西域的箜篌、琵琶、胡笳等樂器與舞蹈，黎靬人的幻術等傳入中原。東漢初年，産生於古印度的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並與中華文化相融合，對中國人的思想信仰、文化藝術産生了重大影響。此後，佛教由中國傳到東亞，而印度本土佛教卻日漸衰落。隋唐是中國歷史上對外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次高峰，世界各地的學者、僧侶、藝術家紛紛來到中國求學或交流。宋元時期中外思想文化交流頻繁且深入，宋代的活字印刷術約在13世紀傳入高麗，高麗在此基礎上又發明瞭銅活字印刷。宋元與西方的科技交流逐漸深入，中國的造紙術、火藥、指南針等經阿拉伯人傳到歐洲，對西方近世文明發展起到重大影響。伴隨著交往的增多，明清中外文化交流也更加系統頻繁。傳教士出於布道需要，將更多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利馬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等都是著名代表。中華文化通過傳教士的介紹和政府間的交流大量傳往西方，引起了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注意，許多人盛讚中華文化，如孟德斯鳩就對中國的“禮”稱讚有加，認為中國人正是在禮教精神的熏陶下養成了寬仁溫厚、尊老愛幼、勤奮儉樸、勇敢耐勞、酷愛和平等高尚品格。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當今世界，開放融通的潮流滾滾向前。世界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國經濟社會發展日益相互聯繫、相互影響，推進互聯互通、加快融合發展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發展的必然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一帶一路”的倡議，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放寬市場準入、改善投資環境、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的措施，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等，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外開放思想的實踐轉化。新時代的中國共産黨人汲取歷史經驗，站在時代前沿，繼承與弘揚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對外開放的優秀品質，中國開放的大門不僅不會關閉，而且只會越開越大，在不斷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卜憲群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梁仁志 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