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衣裳 聽諸子百家講一堂服飾穿搭課
中國衣裳
聽諸子百家講一堂服飾穿搭課
服裝永遠都有自然傾向和社會傾向,都有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
墨子的“唯用是尊”,其實是服裝最基礎的功能。沒有這個功能,其他所有傾向和價值都是空中樓閣。
老子的“披褐懷玉”,帶有深刻的自然傾向。他對社會的等級制度、審美標準,一概置之不理,追求簡樸本真的境界。
孔子的“文質彬彬”,則帶有強烈的社會傾向。他致力於讓每個不成熟的人,通過品德的修煉,最後成為裝束得體、受社會歡迎的人。
屈子的“志潔物芳”,是對服裝審美的一種詮釋。當人類發展到不用再為禦寒遮體而憂慮,當哲學、宗教、政治、道德主導服裝的觀念退潮之後,視覺審美便開始在服裝設計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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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多年前,中國進入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先哲們以極大的熱情討論各種問題,其中也包括著裝。他們的討論抓住了問題的核心與本質,時至今日價值不減。現代人的著裝,仍然在他們劃定的坐標係內移形換位。
老子:被褐懷玉
老子在中國家喻戶曉,“上善若水”“無為而治”等説法,中國人常挂在嘴邊。
一般認為,老子與黃帝在思想上有相通之處,所以有“黃老之學”的説法。從黃帝的“天人合一”出發,服裝顯然會以自然、寬鬆為美。這種美感貫穿在大部分中國傳統服裝當中,形成了連肩、寬衣、大袖的典型風格。這樣的風格自帶一股仙氣,也成為古裝影視劇創造意境的重要元素。
相比之下,老子要比黃帝走得更遠。在他看來,仙氣也是外在形式,也是不需要刻意的。於是他説,“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道德經》),聖人穿著粗布衣服,懷裏揣著寶玉。很顯然,老子崇尚質樸、本真、天然,反對用華美的服裝來修飾自己,只要懷中有那塊玉,即有高境界和大智慧。這樣的人即使穿著粗布短衣,也會受到尊重。
老子的觀念也確立了他的形象。現代人畫一張老子的畫像,一般會把他畫得頭髮稀疏,滿臉皺紋,眉毛眼皮耷拉著,腰也挺不直了。身上的衣服簡簡單單,既沒有講究的花紋,也沒有美麗的色彩。但是,只要一説畫的是老子,人們就會肅然起敬。為什麼?因為他是聖人。簡單、粗糙、隨意的服裝,絲毫不削減他的價值,反而更能襯托出他的高度。
老子在道家乃至中國歷史上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所以“被褐懷玉”也會被不斷誇張和放大,在之後的某些歷史階段,或者一些文藝作品當中,都有所體現。比如,歷史上的魏晉風度,典型特徵之一就是“粗服亂頭”,“八仙”當中也有幾位不修邊幅,甚至連佛教中人濟公,也被塑造成這樣的形象。
孔子:文質彬彬
老子“被褐懷玉”,孔子怎麼看?這個問題,是孔子的學生子路提出來的。孔子對老子非常敬重,這個問題有詰難孔子之嫌。孔子回答,“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孔子家語·三恕》)。如果國家混亂,穿成這樣去隱居也可以;如果國家理順了,這樣的人就應該穿戴莊重地去執掌權力。可見孔子對老子並沒有否定,與世隔絕過隱居生活,當然可以隨心穿;但孔子也不完全認同,他有自己的主張。
孔子是春秋時代的禮儀大師,服裝屬於他的專業範圍。由於歷史上推崇儒家的時間更長、力度更大,所以孔子的服裝觀念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最大的。在他的言論當中,有一句可以引申到著裝且最具概括性——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
如果從服裝的角度進行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質是本質,文是打扮,一個人的本質好但不會打扮,就顯得粗糙了;如果本質差但打扮過頭,就顯得虛假了;只有本質和打扮配合恰當,才能算是君子。
《荀子·子道》中記載了一個故事。有一次,子路來見孔子,穿得非常華麗。孔子説:子路啊,你為什麼要穿得這樣華麗呢?子路不解,孔子就打了個比方:大江從高山上發源,在源頭,酒杯放在水上都可以穩穩地順水漂流;到了下游,如果不用船,不注意風向,就無法渡河。不就是因為下游流水太多太氾濫了嘛?你今天穿得這麼華麗,臉上還得意洋洋的,天下還有誰願意跟你接近、對你説真話啊?子路一聽就明白了,趕緊回家換了一身正常的服裝。
這件事中,孔子好像是反對學生穿著華麗的,不喜歡“文勝質”;而在另一個故事中,孔子錶達了對“質勝文”的態度。據《説苑·修文》記載,孔子曾經帶著弟子去訪問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是一位德能很高的隱士,與老子的觀念相合,對穿著打扮、接人待物就少了講究。所以,他那天既沒戴冠也沒穿待客的衣服。
孔門弟子看見有人對自己的老師不禮貌,很不高興,就在回來的路上説:老師啊,你為什麼要來見這樣一個人呢?孔子認為,“被褐懷玉”做隱士是可以的,但他仍希望這個人能給社會帶來更多益處。因此,孔子説:這個人“質”很美但沒有“文”,我要説服他,讓他“文”一點,這樣就完美了。
其實,孔子所提倡的“文質彬彬”也是一種中庸態度,兩邊都不過頭。這樣的為人處世、穿著打扮,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所以後來成為中國社會最普遍的審美標準。這個標準不是單純講究美感,也不是單純講究實用,而是強調從內到外的綜合修煉,對後世影響巨大。“被褐懷玉”是聖人的特徵,只能是少數精英去追求;而“文質彬彬”則適合大眾去追求。
孔子是儒家,他的服裝觀念也要有利於維護等級。在他出生時,上衣下裳、十二章紋、六冕制度都已經形成。所以,在建設官服體系方面,比如款式、色彩、花紋、配套,孔子並沒有多下功夫,他主要把精力用於維護這個體系。
墨子:唯用是尊
然而,孔子維護的這個體系源於距離當時500多年前的《周禮》,難免讓人産生復古的感覺,這在後來的墨子眼中是荒誕不經的。
墨子在《墨子·非儒》中,對此作了非常尖銳的剖析。他説,那些儒者説君子必須説古話穿古衣,然後才能稱得上仁。但所謂古話古衣,也曾是當時的新東西,古人説了穿了,難道就不是君子了?這樣説來,豈不是他們必須穿非君子的衣服、説非君子的話,然後才成為了仁者?墨子運用歸謬法,使他的論辯有了很強的説服力。
墨子不贊成復古,甚至説“行不在服”,就是一個人偉不偉大仁不仁義,都跟服裝沒什麼關係,所以不需要什麼“文質彬彬”,服裝只需要滿足禦寒遮體的需求即可,“故聖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墨子·辭過》)。聖人製作服裝只追求合體、舒服就夠了,並不是為了炫人耳目、蒙蔽他人——概括而言,就是“唯用是尊”。
墨子類似這樣的言論,也出現在其他人的文章中。比如,漢代劉向在《説苑·反質》中講了一段很好玩的對話。
有人問墨子,給你綾羅綢緞,有用嗎?墨子説,我不喜歡,不是我想用的東西。為什麼呢?他開始解釋:假如今年是災年,有人想給你名貴的珠寶作為美飾,但不許賣掉,同時有人可以給你一批糧食,珠寶和糧食不可兼得,你會如何選擇?那人説,我當然是要糧食了。到這裡,墨子似乎贏得了這次對話。
墨子的觀念雖然與老子的“被褐懷玉”有相近之處,都反對修飾,但是墨子的觀念更適用於貧苦百姓。在之後的兩千多年裏,生活在最底層的民眾,其實也只能考慮服裝的實用性。
屈子:志潔物芳
服裝除了實用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審美。當人們的生活達到足夠水準時,審美需求就會蓬勃涌現。比墨子晚了一百年的屈原,就是那個時代的覺醒者。
屈原出生在楚國,是一位著名詩人。他的作品《涉江》,開篇就説了這樣一句話,“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我自幼就喜歡奇特的服飾,年紀大了仍然沒有改變。很多人也是因為他的一句詩,把他劃入奇裝異服愛好者行列。
實際上,屈原所謂的奇服,只是與當時的著裝習慣略有不同而已,並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標新立異。相反,他所展示的奇服都具有堅實內涵和明確追求,嚴格地説,是“美服”。
比如,他所謂“奇服”的第一個特點是帽子很高,有一種巍峨之態。按《離騷》中的説法,無論是血統、生辰、名字、品格,他都自認為達到了這樣的高度——有這樣的高度,戴這樣的高冠,不正是“文質彬彬”嗎?
屈原服裝的第二奇,是用紅花綠葉來製作衣裳,看上去美不勝收。戰國時期的男子,衣服上有花紋並不奇怪,屈原的特別之處是想把紅花綠葉直接縫在衣服上。而他之所以如此,其實是為了推行他的政見。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命名為“美政”,而提出美政的人,首先應該給人以視覺美感,才會有説服力。
屈原服裝的第三奇,是提出用香草作為披肩和配飾,沁人心脾,令人陶醉。高度和美麗,世人可以不看,但氣味不能不聞。這樣做的目的,當然也是為了贏得讚許。這種贏得讚許的心理需要,顯然是他寫詩的動力、從政的動力、自我完善的動力,這才是詩人的思維。然而,屈原的心願最終沒有達成,於是他到汨羅江尋找歸宿。
不過,屈原並不是思想家,尤其在服裝理論方面,並沒有觀念性、規律性、針對性的思考,他只是用詩歌描述了自己的穿著,也許是真實形象,也許只是想像或者比喻而已。大約在200年後,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對他做了一句點評: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因為他懷有高尚純潔之志,所以他配得上那些美麗芳香之物。
在這句話裏出現的志和物,從形象塑造角度説,是兩大構成要素:志是內涵,物是外延;志是情感,物是面貌;志是意義,物是表達。由純潔高尚之志驅動美麗芳香的表達,才是和諧統一。於是,志潔和物芳一起成就了屈原卓爾不群的美感。這種和諧統一,從根本上看依舊是“文質彬彬”,只是更為強調視覺美感。
實際上,從古到今,追求純粹的服飾之美,是自發而普遍的,是人類的天性,在諸子百家當中卻很少有人關注。屈原無意中充當了這樣一位代表,代表了最廣泛、也是最為持久的精神追求。
當我們回望歷史,這幾位可敬又可愛的老人家各執己見,他們的爭論就仿佛發生在昨天一樣真切,並且仍然影響著現代人的思考。發現每位先哲的思想價值,並在頭腦中把他們放在不同的坐標位置,進而能夠站在俯瞰的高度,去吸收他們的智慧和精華,這是今天的我們需要認真做的事。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超越古今,成就中華服裝新的高度。
(作者係百家講壇《中國衣裳》系列講座主講人)
李任飛 來源:中國青年報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