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故事：在故宮見證青銅器

　　在故宮見證青銅器（眾生相·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故事②）

　　北京故宮西北角樓處，藏有一方小院，是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一扇木門之後，坐西朝東的一間房，綠蔭遮日，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來往之人都是相熟同事，也有不少年輕人，院子裏還養了幾隻慵懶的故宮“禦貓”。

　　在故宮的大半輩子裏，我的一生與青銅器和古文字有著道不盡的不解之緣。歷商至周，鐘鳴鼎食，我曾拍板“馬踏飛燕”銅馬確為國之寶藏，我還奔赴全國鑒定流落各方的稀世珍寶，也曾窮盡史實落筆回應“司母戊鼎”之名爭論，晚年集思揮筆將畢生所學撰寫成書，出版40余種著作，發表200余篇文獻。

　　今年4月1日，我收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館為我頒發的資深館員證書。耄耋之年，當我回望與鐘鼎相伴的一生，我總覺得人生苦短，未竟之事太多。對於文物的研究，其價值非凡，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保護，一代一代人的傳承。

　　花甲之年，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998年，恰逢花甲之年，在受聘儀式上，時任國務院總理前來現場為新任文史館館員頒發聘書。我坐在臺下，聽到主持人叫到我的名字，登臺，從總理手中接過聘書，合影留念，臺下鼓掌聲一片。

　　我的一輩子是與青銅器血肉相連的。這種緣分還得從幼時説起，父母都是上世紀20年代的大學生。少年之時，母親常給家裏七兄妹哼起蘇武牧羊歌謠，從《滿江紅·怒髮沖冠》講到《紅樓夢》。《四書五經》《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和近代、現代人著作，置於書架之上，懵懂孩童的我時時取來翻閱。

　　啟蒙于家庭，50年代中期我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59年隨老師到河南洛陽王灣考古實習，在現場，我負責一方墓葬，剛掘開8米，曾受刖刑的缺腿人骨架逐漸清晰，周圍放置玉圭，暗示墓主是當時有身份之人。探方（挖掘區域被分成的若干正方格）、墓葬編號、骨架都需一一記錄在案，現場未來得及完成，我就將骨架裝在籃筐裏，搬到自己睡覺的床板之下，晚上也沒想到過害怕，因為要測量、分析骨架，唯一的擔心是不能弄丟一塊古人的骨頭。

　　畢業入職故宮博物院，彼時故宮文物研究工作尚處於修護與保護階段。新中國成立不久，故宮萬事百廢待興。從事文物工作的員工加起來不過數百人，進行一系列文物延續性保護與學習工作，還未形成學科研究體系。

　　我白天做展覽和陳列事宜，晚上努力閱讀文史考古資料。閒來時，去故宮記宮殿名稱也是頗有意思的一件事兒。往東路，是專館，青銅器館、陶瓷館；往西路，是宮殿，皇帝、妃嬪居所；到古雕塑組，看館員們把陶鴨、陶雞、陶豬一一編目；在宮廷歷史組，也獲得了不少見識。

　　時任副院長唐蘭先生叫我去辦公室，説：“經過領導決定，讓你做古文字青銅器的研究，但要有耐心，不要著急，打好基礎。”

　　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很高興，並回答：“好，一定服從領導的安排。”

　　從那以後，我與青銅器和古文字的緣分牽扯了60餘年，也讓我日後有機會受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

　　三十載後，為“司母戊鼎”再正名

　　司母戊鼎，國之重器。成為館員之後，我也一直對它保持關注。

　　前些年，我讀報看到有家長給報社寫信，説孩子課本上寫的是“司母戊鼎”，怎麼到了博物館參觀，牌子上又是“後母戊鼎”。那時學術界就“司”與“後”字之爭，眾説紛紜。

　　我想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了。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必須要嚴肅對待，必須要嚴肅認真。我在相關刊物上，也提到了這個問題。

　　司母戊鼎，1939年河南安陽殷墟大墓裏出土，重832.84千克，高1.33米，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銅禮器，享有“鎮國之寶”美譽。在郭沫若《中國史稿》、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等著作中都曾寫到“司母戊鼎”四個字。“司”即“祀”，是正確的。我耗費很多時間，把相關歷史文獻資料查到通透，才把這個問題理順，2016年8月論文發表，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關注。

　　如果按照古文字學考慮這個問題，“司”與“後”，形跟音、義，都是兩回事的，兩者不能轉注，不能假借，説俗話叫不能通用。我根據文獻研究發現，其一，在古代的商周時期，無論是早期甲骨文還是金文（即銅器銘文），都沒有“後”字，而是將“後”寫成“毓”，如有件銅器也稱毓祖丁卣。“毓祖丁”就是“後祖丁”。其二，銅器上銘文在春秋後才出現“後”字，但數量較少。所以真正在甲骨文、金文出現的“後”字離商代的司母戊鼎卻已有1000年了。

　　所以，説“司”字就是“後”字，那是錯誤的，那個時期古文字沒有“後”字。

　　“司”與“後”之爭的問題，不僅影響學者搞研究，還影響下一代，影響中學生、小學生的學習。科學研究決不能信口開河。

　　有時，去醫院拿藥的路上，我會專門到有關教育書店，看中小學生的課本裏的文物知識是否正確，只要確保孩子們書本上還是寫著“司母戊鼎”，我就放心了。

　　這並非我與司母戊鼎的首次交集。緣分還得追溯到1980年，我當時首次考證出“司母戊鼎”年代為殷墟前期，是祖庚、祖甲為祭祀母親戊製作的青銅器，與當時學術界認為古鼎誕生於殷墟後期的觀點不同。將大鼎的鑄造向前推進了幾個王世，這在世界冶金史上有著重要意義。該篇論文震動了當時國內外的考古學界。

　　對文物研究就得嚴謹。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不要以為外國人都不懂，中國先期的考古工作很多是外國人啟發的。如果中國人研究自己的東西都説不對，讓外國人看見，會笑話的。

　　一生研究，傳承文物的根與魂

　　研究和鑒定了一輩子的青銅器和古文字，我總覺得文物的傳承是有靈魂的。一件有趣的事發生在20世紀晚期，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挖掘出一銅壺，輕輕一搖，發現裏面有晃動的液體，後被送到北京故宮進行檢驗。一打開銅壺，一股清香的酒味從壺中飄出來，轉瞬就消失了。我還和同事開玩笑，“千年之前的酒，沒想到讓千年後的故宮人給聞到了。”我也聯想到《搜神記》記載的中山人狄希造千日醉酒的故事。

　　全國文物鑒定中，也發現了不少的國寶。震驚中外的“馬踏飛燕”銅馬，在此前並未受到重視。在甘肅博物館，我見到了1969年出土的這尊銅馬，姿態優美動人，三足騰起，一足踏在燕上，淩空飛躍，奔跑急速。找準平衡點，別具風姿，科技價值、藝術價值極高。這説明當時已有高超的工匠，按照現在講是大國工匠。據説，郭沫若第一眼看到銅奔馬時，也讚嘆其是一件稀世珍寶。

　　我還記得當時鑒定的場景：博物館的領導、地方文物系統工作人員圍在“馬踏飛燕”的鑒定桌旁，一行專家組仔細觀察。相“馬”時，依據其科學、藝術、稀有等多方面價值，我拍板，“‘馬踏飛燕’就是國寶”。此話一齣，眾人鼓掌，在國寶旁一齊合影留念。

　　我到河北博物館，發現了一件精美的青銅器。那是1968年在河北省滿城縣中山靖王劉勝妻竇綰墓中出土的西漢長信宮燈。燈體通高48釐米，重15.85千克。燈點著後，由宮女一手執燈，另一手似以衣袖在擋風，實為虹管，吸收油煙，既防止污染空氣，又有藝術審美。我與其他專家鑒定，“設計精美，這都是屬於國寶級的文物。”

　　讓我驚訝的是，“長信宮燈”鑒定完畢不久，有故宮工作的一些人跑來告訴我，在故宮的東華門處已經有仿製的“長信宮燈”開始售賣，不少百姓買仿製的文物當做家中的裝飾品。

　　出土的青銅器摸得多了。或許因太疲勞，也或許是地底下埋藏千年的文物上滋生了大量細菌。在江西省鑒定時，我的胳膊出現了嚴重過敏，同事們看都不敢看了，説您這手都爛了，趕緊回去治吧。恰巧工作結束，回北京診斷確定為帶狀皰疹，打了針，過敏情況才慢慢好轉。之後的多年裏，每逢陰天，我的胳膊還是陣陣地疼。

　　在成為中央文史館館員後，出版了多本著作和論文，如《吉金文字與青銅文化論集》《古文字與青銅文明論集》《大師説器——杜廼松説青銅器與銘文》《故宮青銅禮樂器》《故宮青銅生活用器》，還有紀念故宮建院90週年英文版《故宮青銅器》等等，有的被評為獲獎圖書。論文有的收入到《世界學術文庫》內。我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和全國文物考古培訓班授課，並培養研究生。參加或主持了許多文物考古展覽，併為國家領導人和外國元首介紹相關內容。接受媒體採訪，如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大家”等欄目。上世紀90年代初榮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

　　我覺得，文物本身是實物的一種歷史，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中的根與魂。通過它看到中華民族發展的歷程，知道古人是怎麼樣生活、勞動的，明白歷史，才能加深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熱愛。

　　如今，走在工作了60年的故宮，我總想著故宮的老人越來越少了，人生的時間不夠了。最大的願望是，趁著自己頭腦還清楚，手腳也能湊合用的時候，把一輩子的知識多梳理梳理，再多寫點書流傳後人。

　　（陳振凱　楊　潔採訪整理）

　　杜廼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