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五人談:深入生活 潛心創作
深入生活 潛心創作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五人談
8月16日,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揭曉,梁曉聲《人世間》、徐懷中《牽風記》、徐則臣《北上》、陳彥《主角》、李洱《應物兄》5部長篇小説獲獎。我們特邀請獲獎作家撰文分享此次創作心得體會,藉以管窺文學之於生命、時代的意義。
——編 者
梁曉聲:用寫作來感恩回報
成為老師以後的我,總在叩問自己——文學究竟有什麼意義?
因為學生們大抵會這樣問。即使那些不問的學生,內心裏其實也是有疑的。
於是我每每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大體梳理為如下階段。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創作的時期,那是自己是知青的年代。既然自己喜歡並且具有些能力,為什麼不呢?我的命運也確實由此發生改變,每年參加一至兩次兵團創作學習班,還遇到好人上了大學——這是我應該感恩于文學的。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當時的北京電影製片廠後,特別是在獲得全國短篇小説獎以後,我的創作進入了證明自己創作才華的時期。這一時期最長,往往以責任感、使命感為動力。與此同時,自我證明的意識也還是存在的。
60多歲時,我做北京語言大學老師已快10年,在不斷自我叩問下,終於猛醒——作家之創作,始於改變自己的命運絕不可恥,持續地自我證明當然也是一種動力;但萬不可終於自我證明。六十幾歲的人了,還要證明自己的什麼給別人看嗎?都是教授了,還想把自己的命運改變成怎樣的呢?
進而要求自己——既然感恩于文學,那麼是不是該回報文學了呢?由該不該回報文學,進而想到該不該回報時代(如果時代不是翻開了改革開放之新的一頁,我的命運將又是一回事了);想到該不該回報各個時代的好人,我有幸在各個時代都遇到他們,使我感受到人世間不同溫度;該不該回報我來自的階層呢?表面看它給予我的不多,但往深處一想,不對了,我從它的肌理中吸取過大量的創作營養啊,而它總是默默地任我吸取,從沒有索取什麼。回報它,實際上也即是回報生活。
我的學生們都會記得,關於文學,我對他們最經常説的是:
“寫更多的他者,給更多更多的人看。尤其要關注那些容易被社會忽視的人,此時的作家應代替更多更多的人的眼,如同社會本身的眼——此即文學情懷之一種,很重要的一種。”
“有能力,則通過人物寫時代。須知時代本身也是看不見的‘人物’。若能將時代與時代演進的過程較可信地呈現了,則史性一定程度在焉。”
“即不但要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也要寫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倘無後者,現實主義只不過是只有一面並且只照一個方向的鏡子。後者以一些可敬可愛之人的真實存在為依據,寫他們是文學的本分;寫到了他們的文學,對讀者的營養也便多了幾許。”
我創作《人世間》,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式的寫作、回報式的寫作。所秉持的理念,與我對學生們説的話相一致,並且,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使我能更客觀更全面地看中國,使我更願在心性上向自己筆下可敬可愛的人物靠攏。
徐懷中:放開手腳作一搏
這段時間,熟人見面少不了對我説:你真厲害,90高齡還寫出長篇小説《牽風記》!當然,這是祝賀之詞,但也令我不勝感慨。我心想,他們本應該問我:你為什麼一拖再拖,直到90歲才拿出這本書,你早幹什麼去了?
《牽風記》以1947年第二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為背景。這次戰略行動是解放戰爭中最富華彩的樂章之一,也是我參加革命部隊以來經受鍛鍊與考驗最嚴峻的一段經歷。這一段生命閱歷豈可輕輕放過?早在1962年,我就請長假寫這部長篇,寫了20余萬字。不久,我作為軍報戰地記者派駐福建反空降部隊,隨後又接受其他任務,《牽風記》創作被擱置下來。多年後,書稿被我忍痛付之一炬。過後想想,倒也並不覺得多麼可惜:如果當時匆匆忙忙把書出了,也就不會重改一次,我也只會為這部長篇小説成色平平而羞愧,痛感自己留下的遺憾無法補救。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迎著改革開放大潮,涌現出眾多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們勇於強化主體意識,積極追求文本創新。小説創作如飛流而下的瀑布,産生大量“文學負氧離子”,清新的氣息令人心身愉悅。遺憾的是,他們一身鋒芒不能為我所用。如我老朽者,得益於思想解放完全解除了創作思想上的自我禁錮,清除了公式化概念化影響,真正回歸到文學藝術自身規律上來。否則活到90歲,依然不可能寫出這樣一本《牽風記》來。
歷經滄桑風雨,跨越世紀門檻。一路蹚過來,我不再瞻前顧後,必須完全放開手腳作最後一搏。小説關鍵在於虛構,我希望能夠憑藉自己戰地生活的積累,抽絲剝繭,織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戰爭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隱沒、被淡化,人物也被大大壓縮簡化,只有獨立第九旅旅長齊競、騎兵通信員曹水兒、女文化教員汪可逾、一匹老軍馬“灘棗”作為主要角色。
《牽風記》只有10多萬字,對壁耗費5年,所以我稱自己“爬行者”。主要原因是寫作上的習慣,我先要將整段文字默背下來,輸入電腦後又不免改來改去,哪還説得上什麼進度。明知這種習慣效率不高,但是改不過來,只能無可奈何地回過頭去,觀察大地上留下的自己那兩行手模足印。
徐則臣:與時代血肉相連
我從小生活在水邊,在京杭大運河邊也曾生活多年。那些被大河水汽籠罩的歲月,成了我寫作最重要的資源。在我迄今22年寫作生涯裏,有20年都在寫運河,大運河一直是我小説寫作不可或缺的背景。這一次,背景走到前臺,這條河流成為主人公。寫作就是這樣,某個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長的意志,暗地裏緩慢地豐滿、立體,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個新主角誕生了。
寫運河,不僅要寫它的歷史,更要寫它的當下。1901年漕運廢止,成為大運河命運轉捩點;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可能會成為其命運另外一個轉捩點。我想從這兩個節點切入,整體上考察百年運河和中國近現代史。這兩條線正好借運河互為鏡像,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我們的先祖面目也便愈加清晰。湯湯大水因而成為一面鏡子,映鑒出一百多年來中國曲折複雜的歷史和幾代人的命運。
20年來,在我一點點地把運河放進小説的過程中,也培養出對運河的專注興趣,但凡涉及運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聽途説,都要認真收集和揣摩。所以,我以前常自詡對運河比較了解,一閉眼,1797公里就活靈活現地出來了。但真要寫,才發現我所掌握的運河其實是望遠鏡裏的運河,要落實到一個個細節、要每一筆每一畫交代清楚,望遠鏡遠遠不夠,還需要顯微鏡、放大鏡。因此,為寫這部小説我做了大量案頭工作,也把京杭大運河斷斷續續走了一遍,這田野調查改變了我對運河的很多想法,的確是“絕知此事要躬行”。我們對運河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它有太多值得挖掘的東西,從文學角度的挖掘尤其不夠。
寫作是一個發現和創造的過程,失去難度也就談不上發現和創造,《北上》對我來説就是一次爬坡。難度不僅僅是具體技術上的,更重要的在於,是否對過去的寫作構成挑戰,是否有勇往直前的膽量和信心,是否不斷將自己從眾多寫作者中區別開來並最終確立自己。文學在發展,每一代作家面對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達方式和途徑必然不同。在寫作優良傳統和文學精神上需要向前輩看齊,在對新事物、新世界的理解上需要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文學表達方式。
一代代作家將自己的精神體溫灌注進筆下的作品,通過“有我的文學”和時代互動同行,與時代血肉相連。
陳 彥:緊緊擁抱生活之樹
寫作的理由有千條萬條,對於我,最管用的一條就是緊緊擁抱生活這棵大樹。《主角》是對我近30年職業生涯的集中“壓榨”。對於書寫對象及其生活氛圍甚至煙火地氣,的確有爛熟於心的感覺。
《主角》的主角叫憶秦娥,是一個唱秦腔戲的演員,她11歲進入縣劇團,50歲被民間封為“秦腔皇后”,她的命運像過山車一樣,時而衝上頂端,時而摔下深淵。很多時候,她是被各種“推手”攪著轉,在反覆轉動中也逐漸修煉出信念,最終自己掌控自己的命運。《主角》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個,還有許多沒留下姓名的配角,有唱戲的,更有社會各色人等。秦腔囊括了上千年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法律、民生、民俗資訊,留存下來數千部劇作,認真研究,你不能不産生敬畏與文化自信。《主角》努力在觸摸這個傳統與自信,並執著地梳理和撫摸它的走向。
寫這部書,不僅是為一個戲劇舞臺上的主角立傳,更重要的,是想從戲劇舞臺延伸到更廣闊的社會舞臺,從而把自己經歷的40年改革開放滄桑巨變,化入到一群人的命運起伏中去。我本人跟憶秦娥年歲基本相當,我是借了這种太熟悉的生活,寫了自己心中40年的困惑、焦灼與生命奮發。當然,我不是憶秦娥,我只是與她一路同行的時代見證者。
我是陜西作家。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都是那塊土地的堅守者。《主角》的寫作過程也是匍匐在那塊大地上的。我的窗外,就是陜西省戲曲研究院排練廳。難以想像,每天聽不到排練聲,《主角》會寫成什麼樣子。我另外兩部長篇《西京故事》《裝臺》,還有《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等戲劇作品,也都是在秦腔的吶喊聲中完成的。我喜歡那種滄桑、硬朗、周正的吶喊,那裏有傳統與歷史、現實與未來的豐富資訊。後來我調出文藝團體,跳出“廬山”看“廬山”,因而從小舞臺寫向廣闊的人間社會才成為可能。
主角不是舞臺上獨有的角色形態,各行各業哪沒有主角配角呢?主角理所當然要比配角付出更多努力與代價。憶秦娥比誰都活得苦、活得累,比誰付出的都多,卻比誰受的擠壓、攻訐都大,看似苦難,她的生命形態卻因此具有了開闊的張力與精神密度。無論小舞臺還是大舞臺,正是有了這些林林總總的主角、配角,才使人間喧嘩,社會生活跌宕起伏又搖曳多姿。
我會繼續深情凝望養育我的土地,緊緊擁抱讓我創作有成的那棵茂盛的生活之樹,開河掘井,繼續深耕。
李 洱:敬重文學現實品格
一部小説寫13年,不要説讀者感到意外,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認為在處理複雜現實時已有的文學範式不夠用了。新的現實感對作家提出新的要求。作家應該借鑒古今,尋找新的方法。
以人物名字來做小説題目,讓有些朋友感到奇怪。在福樓拜、托爾斯泰、魯迅那裏,這是最常見的命名方式。雖然今天寫作者面臨的問題與那些偉大作家面臨的問題有所不同,但過去的經驗不可輕易放棄。一個作家應該既植根于傳統又有所調整。有時候,新的反而是舊的、舊的反而是新的,它是舊與新的變奏。直到今天,我依然敬重文學的現實品格,依然對塑造人物有濃烈興趣。
《應物兄》寫了我們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很多人和事,其中有知識分子、有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因為寫了知識分子,很多讀者把它看成一部知識分子小説,這當然有道理。我想説明的是,寫知識分子的小説,並不一定是知識分子小説,不寫知識分子的小説,也有可能是知識分子小説。在我看來,《阿Q正傳》就是知識分子小説,雖然它寫的是未莊,阿Q也只是個打短工的,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
説起來,我對寫知識分子確實用情甚深。我每天都在與這個人群打交道,熟悉他們就像熟悉自己的心跳。他們的所思所愛、他們的歷史感、他們與現實的交相往來,都與我們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有關。很自然地,我帶著揮之不去的感情去寫他們。我對小説中雙林院士、蕓娘、張子房教授的敬仰之情,相信會被很多讀者感受到。
完成一部長篇小説,有時候需要傾注作家所有心力,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你對世界的總體性想像。但是,這個想像能否最終完成,還有賴於讀者的參與。換句話説,它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完成的一個總體性想像。
有一種看法認為,人們的生活愈來愈“碎片化”。這可能説出了部分現實。但是,長篇小説仍然試圖與此對抗,使人們的意識有可能從碎片中走出來,發現自我與世界的真實關係,並不斷積極地調整這種關係。這是長篇小説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
巴爾扎克的那句話依然有效,也依然值得為之努力:作家某種意義上就是時代的書記員。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那麼多作家願意為此孤注一擲,那麼多讀者願意為此全力以赴。你想了解這個世界、你想借由文字進入這個世界,當你捧起一部長篇小説,事實上,你就已經開始與這個世界進行真實對話。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