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舉起現代學術的第一把鏟子
清華國學研究院·舉例
李濟:舉起現代學術的第一把鏟子
山西夏縣尉郭鄉,如今的大西客運專線以東,一座名叫西陰村的小村莊在中國考古史上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1926年10月,西陰遺址的首次考古發掘,被稱作“中國近代考古學史上的標誌碑”。
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時,梁啟超擔任中國考古學會會長,他希望清華能開設現代考古學的課程。時任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地質學家丁文江聽到消息以後,推薦在南開大學任教的好友李濟前往清華。
李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考古科班出身。在留美預備學堂時代的清華畢業後,他前往美國克拉克大學學習心理學,一年以後又轉念人口學與社會學研究生,隨後轉學到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
考古學常被認為是人類學的分支,然而,李濟在哈佛大學主要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他對考古研究的興趣,主要還是在1923年回國以後,特別是在清華國學院時期確立的。
當時沒有多少學生真正理解,“掘一個墳,尋一塊骨頭,裏面就會有了學問”。在傳統學界,與考古學較為接近的是金石學;然而,金石學偏重於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無論以研究方法看,還是從研究目標看,與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都存在很大差別。
如何將考古發掘與傳統的中國史實聯結起來,是中國第一代考古學人的追求。李濟在《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中這樣寫:“舊一點的史學家篤信三皇五帝的傳説,新一點的史學家只是懷疑這種傳説而已;這兩種態度都只取得一個對象,都是對那幾本古史的載籍發生的。直到考古學家的鋤頭把地底下的寶物掘出來,史學界的風氣才發生轉變。”
李濟曾在課堂上如此論述考古學之於中國學術發展的意義:“中國的地方,如果在考古學上講,遍地是黃金,不過沒有去撿罷了。如果有人去撿,則中國的歷史,現在雖説五千年,將來或許比十二萬五千年還要長呢!”
1926年2月5日,農曆小年當天,李濟與北京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一同前往山西進行考古調查。在介休進行人體測量、在姑射山探尋舊石器遺跡、發現交頭河仰韶遺址、參觀安邑縣博物館……李濟甚至前往絳州的古董舖子,向古董商人詢問文物是從哪發掘出來的。不出意料,所有的古董商人異口同聲地給出了“不知道”的回答。
“當我們穿過西陰村後,突然間一大塊到處都是史前陶片的場所出現在眼前。第一個看到它的是袁先生。”在夏縣尋訪“大禹廟”和“夏后氏陵”的過程中,李濟和袁復禮被西陰村的史前陶片所震撼。為了不引起當地村民過多注意,李濟和袁復禮隨意撿了一些地表的碎陶片,然後匆匆離開。
回京以後,清華學校的校長曹雲祥和教務長梅貽琦都極力主張他組織一個考古隊。當時,以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為代表的西方學界,認為中國的史前彩陶與歐洲的史前彩陶相似,得出中華文明“西來”的結論。由中國人主持開展考古發掘,自然有反駁中華文明“西來”論的考慮。
李濟選擇考古學為畢生事業也有這方面的考慮:“説起來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係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
為了支援李濟開展考古發掘工作,清華還聘任袁復禮擔任大學部地質係講師,由後者負責遺址測量工作,並從事遺址周圍的地質學研究和石器研究。1926年9月,李濟剛從一場大病中康復,就與袁復禮再次前往山西,並在西陰村正式組織考古發掘。
李濟對發掘結果是滿意的。他在報告中記錄,這次發掘僅破碎的陶片就有好幾萬,還有石器、獸骨、琉璃等。其中,包括在學術界引發長期爭論的“半個蠶繭”。
此前,中國沒有現代意義的田野考古作業。李濟將“科學的考古”而不是“古董收集者”的研究方法帶入中國,在西陰村考古中運用的“三點記載法”、層疊法、披蔥法、探方法、探溝探坑法,因其科學性與合理性,直到今天還被考古界沿用。
在西陰村發掘出來的文物運到清華以後,在國學院引發了一股“考古熱”。王國維拿起陶片反覆觀察,還建議説:“我主張找一個有歷史根據的地方進行發掘,一層層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積好嗎?”
在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中,梁啟超對考古學最為熱忱,這顯然跟其子梁思永在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與考古學有關。李濟在山西從事挖掘時,梁啟超專門寫信給大洋彼岸的梁思永,想介紹他回國實習。1927年夏,因為“現在所掘得76箱東西整理研究便須莫大的工作”,在梁啟超的敦促下,梁思永回國擔任國學院助教。後來,梁思永以論文《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獲得哈佛大學考古專業碩士學位。
西陰村考古的巨大意義,不僅在於它是第一次由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也為中國考古事業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發掘——殷墟發掘奠定了基礎,而以“西陰紋”彩陶為標誌的西陰遺存,依然受到學界的密切注視。
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後,李濟辭去清華教職,受傅斯年邀請,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履職。中研院史語所成了他余生漫長學術生涯的歸宿。不久以後,隨著殷墟考古發掘的展開,屬於這代考古學人的黃金時代徐徐拉啟大幕。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王鐘的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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