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轉報時不差池 琺瑯增色火增輝
“晝夜迴圈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陽不改衷腸性,萬里遙來二百年。”康熙皇帝的這一首咏物詩,表明瞭自鳴鐘從歐洲舶來以後,就成為清代皇室最看重的奇珍異寶之一,也成為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證。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鐘錶館中,所藏鐘錶尚有1300多款。當中,源於法國的精美琺瑯藝術鐘是一大項。
近日,“倣宮廷琺瑯藝術鐘錶展”在廣州傳統工藝美術中心舉行。曾經在故宮博物院鐘錶館浸潤研究了兩三年的上海鐘錶製作名家周項麥,帶來了30座琺瑯自鳴鐘,既有倣故宮藏的琺瑯鍾經典款式,包括圍屏鐘、四明鐘等;更有自主創新獲獎無數的琺瑯藝術鐘錶,特別是高達兩米多、獲得第二屆中國鐘錶設計大賽銀獎的錦繡琺瑯落地鐘,精妙絕倫,比起當年,無論實物高度還是技術高度,都可謂更“高”一籌。
借此機會,記者與周項麥、本次展覽的策展人譚偉彬進行了深入交流,了解琺瑯藝術鐘的製作難度,以及自鳴鐘與廣州之間的淵源。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江粵軍
熱整形解決形變問題 重現清宮琺瑯鐘之美
雖然獲獎無數,作品也上過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等欄目,但本次展覽卻是年近80歲的周項麥第一次全面呈現他所帶領團隊的琺瑯藝術鐘錶研製成果。在他的“根據地”上海,周項麥都不曾舉辦過個展。他的身上,閃爍的是一位老牌“理工男”淡泊名利、刻苦鑽研的工匠精神。
早年大學畢業以後,周項麥進入上海原機械廠從事機床、軸承製造等工作。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重轉輕的浪潮下,機械廠搖身一變而為琺瑯廠。“我們到北京取經學習,但上海的景泰藍工藝跟北京琺瑯廠比起來,始終是後輩。好在當時主管的局長很有眼光,認為工藝品實用化,才會有更長久的生命力。領會到這一精神後,我們就將琺瑯彩與鐘錶、首飾等相結合,開發出實用性品種。”
由於琺瑯彩是火的藝術,制胎、掐絲、點藍、燒藍,都要反覆歷經高溫,而一燒制就會産生形變,鐘錶則是精密的機械構造,兩者要嚴絲合縫地結合到一起,是特別難的。故北京琺瑯廠一直很難開發琺瑯鐘錶。而周項麥的廠子,集中了大批交大、浙大模具專業的畢業生,技術能力強,既懂冷加工,也懂熱處理,最終設計出了熱整形的模具,很好地解決琺瑯彩反覆燒制變形的問題,逐漸製造出精美的國産琺瑯鐘錶。
後來,北京故宮博物院知道他們能做琺瑯鐘,館藏的寶貝有什麼問題,也會請他們過去幫忙指點維修。在周項麥退休以後,更是力邀他前往開發衍生品。“上世紀90年代中,我在北京待了兩三年,就住在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景泰藍泰斗張同祿的家裏,每天到故宮的鐘錶館裏研究琺瑯鐘,並做了幾個系列的高倣品。由於琺瑯鐘都是純銅打造的,一般的座鐘也有幾十斤重。他們認為不適合按一比一比例做,要縮小。但體量太小,國內外都找不到合適的機械機芯,只能配電子機芯。外殼看起來很美,裏面的機芯卻不夠好,所以有人説是繡花枕頭,産品開發不算成功。”
從北京回到上海後,周項麥並沒有放棄繼續倣宮廷琺瑯鐘的研發工作。他採用了德國進口的赫姆勒原裝機芯,對故宮藏代表性琺瑯鐘進行原樣復原和改良。像這次帶來的圍屏鐘,就是故宮珍藏款,旁邊再放兩個景泰藍瓶子,寓意為“終身平安”。
而四明鐘,原來故宮款的只有兩根柱子,他將其改為四根柱子,側面看起來弧線就更優美了,當然,難度系數也增加了。“主要在於玻璃的彎曲弧度要一樣,不容易做好。”這件作品,後來獲得了第三屆海峽兩岸鐘錶博覽會“蘇頌鐘錶文化最佳創意獎”。
造出落地琺瑯大鐘 填補空白技高前人
故宮珍藏的琺瑯藝術鐘中沒有落地鐘。因為那時候,即便是法國人,他們的技術能力也還達不到。一心要填補空白、開創先河的周項麥,和同事們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製造出了高達2.8米的“超級”琺瑯落地鐘,現在被中國景泰藍藝術博物館收藏。其琺瑯裝飾工藝,也正是由該博物館的主管單位北京琺瑯廠完成的。
“這個鐘從設計到完成,用了三四年時間。解決形變問題仍然是重中之重。因為琺瑯彩冷卻以後,是不能動的,一動就會碎掉,始終都是要趁著剛剛出爐的時候,就用模具進行規範。”
這次帶到廣州的錦繡琺瑯落地鐘,高度低一些,為2.28米高,主要考慮家庭用。工藝難度上,則比之前又難一些。“因為鐘本身很重,玻璃壁很薄,架子必須搭得很硬朗。我們將琺瑯彩裝飾變成插片,才能解決承重問題。琺瑯彩又是會變形的,要讓插片和柱子服服帖帖合到一起,就更難了。”
這件作品,外形和鐘錶結構是周項麥和同事一起設計的,花紋則是景泰藍名家鐘連盛設計的。鐘擺上裝飾了雙鳳,三個重錘也由琺瑯彩裝飾,釉色變化自然豐富、看起來典雅而華貴。“中間的重錘,走時就靠它,還有一個重錘主音樂功能,一個主打點功能。”因為太美了,成龍在周項麥的朋友家看到這一大製作後,也定制了兩座。一座在鐘面上,一座在鐘擺上,裝飾了他的標誌性“龍”字。
除了落地大鐘,周項麥又開發了圓頂建築風格座鐘,其特別之處,在於能看到齒輪轉動;還有簡潔而有趣的搖擺鐘,能看到機芯一起搖動……所以,每一屆的全國鐘錶大賽,周項麥總能捧回幾個獎項,但踏實內斂的周項麥,此前卻一直連個展都沒舉辦過,以至於每年都要借錢補貼這項心愛的工作。“一到發工資,我就要借錢。以前借的還少些,現在開發的品種越多,流動資金就更缺了。”
所以,家裏太太、後輩都非常反對他繼續從事這項工作。一方面是經濟壓力不小,一方面,看著年近80歲高齡的他,每天都風雨無阻騎電動車兩小時來回工廠,也很心疼。但周項麥跟太太和兒子説了:“這個也是我的孩子。能為國家的鐘錶事業填補空白,我很有成就感。”
正是這份誠意,使得他身邊始終能聚集幾位志同道合者,也深深打動了前往上海考察的譚偉彬。
幾年前,張同祿到廣州辦展,當中有一座琺瑯藝術鐘,就讓時為廣東工藝美術珍品館館長的譚偉彬眼前一亮,問起來,張同祿告知這是和周項麥團隊合作的,自此譚偉彬記在了心裏。今年春節過後,譚偉彬自駕車到上海拜訪周項麥,一看,更是被折服了,馬上提議他到廣州辦展。“周老師做事精益求精,達到‘吹毛求疵’的境界,琺瑯鐘作坊並無數控設備,是極普通的車銑床之類,卻做出精密度高的鐘錶零部件,我在他工坊裏,忍不住拍了又拍。”譚偉彬道。
曾見證十三行繁華 廣鐘輝煌期待重現
同時,譚偉彬表示,辦這樣一個展覽,也源於故宮藏自鳴鐘與廣州大有淵源,曾見證過十三行的繁華。“清代皇家鐘錶的來源,主要有三條途徑:一是歐洲人進貢的,二是造辦處自己做的鐘錶,三是廣州師傅做的廣作鐘錶。外國進貢的琺瑯鐘,都是通過十三行前往北京的。”
史料記載,西洋商人將鐘錶運到中國廣東售賣始於康熙時期,到乾隆時,中西鐘錶貿易量驟然增多。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等累計進貢鐘錶達130件。這當中,既包括了歐洲來的鐘錶,也包括了廣州工匠自己製作的鐘錶。“清代廣州工匠傚法西洋技術,結合我國民族藝術特色創制了盛行一時的透明琺瑯,色彩艷麗,製作精細,曾大量在廣州製造的鐘錶上運用。不過,這種獨特的工藝品種,現在其歷史卻變得相當模糊,在廣州既找不到作坊的遺跡,也找不到相關文獻資料,更別説有傳承人了。好在故宮所藏的清代廣州鐘錶,能夠為廣琺瑯提供最多最集中的研究樣本。作為廣州人,我很期待有一天也能為廣作鐘錶籌辦一個展覽。”譚偉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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