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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則臣長篇《北上》:書寫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歷史

2019年03月04日 09:43:00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北京3月1日電 (記者 高凱)“在泛泛地以運河為故事背景的寫作之後,決意這一次傾囊而出,把大運河作為主角推到小説的前臺來,於是就有了耗時四年的《北上》的寫作。”徐則臣日前這樣談起自己的最新長篇,對於這位著名作家到目前的寫作生涯而言,《北上》無疑有著特殊的意義。

  《北上》講述了西元1901年,時局動蕩,整個中國大地風雨飄搖。義大利旅行冒險家保羅·迪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義來到了中國,與本書的主人公之一謝平遙作開始了一段從杭州、無錫出發,沿著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的運河之旅。這一路,既是他們的學術考察之旅,也是他們對於知識分子身份和命運的反思之旅,同時,更是他們的尋根之旅。當他們最終抵達大運河的最北端——通州時,清政府下令停止漕運,運河的實質性衰落由此開始……一百年後的2014年左右,中國各界重新展開了對於運河功能與價值的文化討論。各個運河人之間原來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終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敘事長卷。

  作為一部書寫運河書寫歷史的文學作品,本書闊大開展,氣韻沉雄,以歷史與當下兩條線索,講述了發生在京杭大運河之上幾個家族之間的百年“秘史”。

  “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脈、精神之北。大水湯湯,溯流北上,本書力圖跨越運河的歷史時空,探究普通國人與中國的關係、知識分子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探討大運河對於中國政治、經濟、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變遷的重要影響,書寫出一百年來大運河的精神圖譜和一個民族的舊邦新命。在這個意義上,大運河是中國的一面鏡子。作為中國地理南北貫通的大動脈,大運河千百年來如何營養著一個古老的國度,又是如何培育了一代代獨特的中國人,在作品中亦有深刻的文化思索與藝術表達。

  由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作家協會、北京出版集團聯合主辦的著名作家徐則臣長篇小説《北上》研討會日前在北京舉行。

  對於這部作品于己的特殊意義,徐則臣在研討會上表示,自己從小生活在河邊,校門前便是江蘇最大的一條人工運河——石安運河。他後來在淮安生活過幾年,每天在穿城而過的大運河兩岸穿梭,一天看一點,一天聽一句,對運河也知道了不少。

  徐則臣表示,“二十年來,我一點點地把運河放進了小説裏。我也因此培養出了對運河的專門興趣,但凡涉及運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聽途説,都要認真地收集和揣摩。也正是基於多年的專注,在泛泛地以運河為故事背景的寫作之後,決意這一次傾囊而出,把大運河作為主角推到小説的前臺來,就有了耗時四年的《北上》的寫作。”

  徐則臣坦言自己一直都在寫運河,一直想徹底把對運河的感受和理解表達出來。身為一名編輯,他看過很多稿子,逐漸對長篇小説有些不滿足,覺得長篇小説這個文體在今天應該發生一些變化。“我不認為非常好的東西才能成為我個人的里程碑,只要我用心了,傾注了努力,就都是我的里程碑。”

  關於《北上》中歷史性與文學性的關係,著名作家曹文軒指出,“徐則臣不是歷史學家,他只是一個文學家,但《北上》這部長篇也許在多少年以後會成為一部關於運河的歷史,甚至有可能有一些歷史學家也會注意到它。他用這部根本上説是他寫個人經驗的長篇小説,給了我們可以聞、可以看,可以用手觸摸的運河史以及這個運河史所折射出來的一段中國史。”

  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著名作家邱華棟認為,《北上》裏真正的主人公就是這條河流,徐則臣想撬動很多東西,並且又以若隱若現草蛇灰線的方式處理,這是徐則臣寫作的一個巨大的突破。關於《北上》的結構,邱華棟這樣理解,“他的結構是非常精美和精巧的,寫這種歷史的故事要下很大功夫,但是歷史上發生的事對小説家來講不過是承載我們想像的一根繩子,我們要通過它,並且要把它忘掉。”

  對書中的人物,邱華棟作了如下闡述,“《北上》中的這幾組人物選擇的非常漂亮,這些年我一直思考,我們能不能自身把寫作的人物和題材擴大,變的更為廣大。當年大英帝國時期,像毛姆這些作家,基本是寫全世界的事。我覺得中國作家應該有這個能力。”

  評論家賀紹俊認為,《北上》很明顯是一種知識寫作。徐則臣是一位職業文學家,他有一種職業的文學思維,他是建立在對各種知識掌握、理解的基礎上,融合自己的人生經驗、體驗進行寫作的。“他寫運河,要從運河去看世界,同時也要用世界的眼光回望運河,這是一個很大的格局。”

  同為評論家的張檸認為《北上》中飽滿的細節讓他印象深刻,而人物設置也是長篇小説史裏一個非常大的突破。張檸説:“一個作家不可以只寫時然的事件,這是傳記和歷史學家幹的事。作家是在歷史學家終結的地方重新開始,他寫的是應然的事件。”

  作家寧肯坦言,《北上》是一個空間的小説,很像空間裝置結構,它要求讀者放棄傳統閱讀習慣,像欣賞裝置藝術那樣去欣賞它。寧肯還捕獲到了《北上》中的另一個特點:分散性。他認為每個人都能從這本書裏找到自己的經驗。

  評論家張莉認為,《北上》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中國長篇小説應該有的長度、寬度和密度。“徐則臣有文化自信和寫作自信,更有作為運河兒女的自信。小説家最大的光榮就是給予養育你的土地與河流以回報,將它寫在紙上,成為無數人精神的家園。”(完)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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