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普查：只為摸清古籍家底

　　原標題：古籍普查：只為摸清古籍家底

　　雪山，草地，夏魯寺，白居寺，帕拉莊園……幾個月前，中央民族大學、西藏大學的10名學生來到西藏日喀則。他們無暇欣賞週遭的美景，而是一頭扎進廟宇、莊園的書房。作為中華古籍普查文化志願者，他們要仔細查看那裏典藏多年、少人問津的古籍，並一一登記。經過層層審核、匯總，他們整理的這些數據將成為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的一部分，供國人共用。2018年，全國有30多所高校的200余名志願者像他們一樣，奔赴全國各地40多家藏書機構開展古籍普查。

　　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已開展多年，目前，除大多數公共圖書館基本完成普查登記外，還留下了諸多不易清理的“死角”。那些尚未完成普查的藏書機構，或是地處偏遠的縣級圖書館，或是公共圖書館之外的博物館、檔案館、高校圖書館等單位，主要由公共圖書館館員組成的古籍普查隊伍，常常難入其門。為了真正摸清古籍“家底”，清理這些“死角”成為近年來中華古籍普查文化志願服務不得不面對的重點課題。

　　志願者加盟

　　“西藏有1200多個古籍收藏單位，點多面廣，普查難度很大。”西藏自治區圖書館副館長邊巴次仁介紹，很多收藏單位距離拉薩路途遙遠，而該館僅有7位工作人員從事古籍普查，有時走訪基層一去就是三四個月。

　　今年上半年，中國古籍保護協會專門招募了10名懂藏文的古籍普查文化志願者。經過培訓後，這些志願者在專家的帶領下奔赴日喀則。他們不僅對200余函藏文古籍及部分零散文獻進行了普查登記，還發現了兩頁稀見的元代刻經。

　　與西藏情況類似，因為收藏單位分散、交通不便、缺少專業人才，雲南、新疆等地的古籍普查曾一度舉步維艱，通過志願服務，一些過去很難觸及的“死角”，正在被照亮。

　　志願服務不僅加快了古籍普查的進度，而且培養了一批富有實踐經驗的古籍人才。

　　“對志願者來説，原來只能在書本上見到照片的古書，就真切地擺在眼前，實現了‘零距離’接觸，他們既興奮又緊張。”山東省圖書館副館長李勇慧介紹，在山東的古籍普查中，除了對志願者進行前期培訓，在普查過程中，如果發現避諱字、名家批校本收藏本等知識點，古籍專家還當場講解，有問題隨時解決，“經過一兩個月的實訓，志願者們不僅分清了刻本與石印本、黑口與白口的區別，也熟悉了題記與序跋的差異，看懂了古籍目錄，學會了查閱古籍數據庫與古籍編目。他們常常感慨，終於知道了什麼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參與古籍普查，提升了志願者的專業素養，更加深了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感情。在日喀則進行普查的志願者群拉説：“夏魯寺，白居寺，帕拉莊園，每個地方都是知識的寶庫。當我們一函函、一部部、一頁頁地整理、錄入這些歷史財富時，每個人都恨不得多長一雙手、一雙眼睛，因為我們想在有限的時間裏再多翻閱一函，再多整理一部。”

　　跨界普查成難題

　　“我們要幫人家做好事，為什麼會遭到白眼？”多年來，在古籍普查的過程中，普查人員時常會有這樣的不解。

　　古籍普查人員大多來自公共圖書館，他們習慣將進入公共圖書館之外的藏書機構進行普查稱為“跨界普查”，這是古籍普查登記的又一個“死角”。

　　為協調解決全國古籍保護的相關問題，從2007年起就建立了全國古籍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原文化部、教育部、國家文物局等多個部委共同參與，各省份也相應地建立了廳際聯席會議制度。不過，古籍普查的具體工作主要由文化部門主管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來完成，聯席會議成員單位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而且檔案館等古籍收藏機構的主管單位並不是聯席會議的成員。

　　“目前省中心已知的古籍收藏單位中，除了文化系統外，涉及教育、黨政、社科院、宗教等系統的收藏單位，只能溝通協商，沒有行政指導關係，因此古籍普查進展較慢。”這是四川省的情況。“在全省古籍普查過程中，一些地區的古籍普查工作缺乏政府相關部門的組織領導，對一些古籍保護意識薄弱、古籍存藏環境惡劣、古籍普查進度緩慢甚至尚未開展普查的公藏單位，亦無任何懲罰措施。”這是江西省的情況。在其他省份，遇到的問題大同小異。

　　因為跨界難，個別普查人員為了儘快完成任務，明知某些機構收藏了古籍，但假裝不知情、不上報，使“普查”打了折扣。

　　“2017年年底，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曾統計過一次全國古籍普查完成情況，從列表看，有些省份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但是前些時間，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組織專家進行第六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評審實地考察時發現，有些省份的古籍公藏單位，特別是博物館系統，對全國古籍普查並不知情，對有志願服務這一工作機制更不清楚。”在中國古籍保護協會會長劉惠平看來，古籍普查已經進入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跨界普查是無法回避的“攔路虎”。

　　劉惠平認為，做好跨界普查，要充分發揮聯席會議的作用，通過聯席會議及時將古籍普查中發現的問題反映到決策層，從而針對古籍生存現狀實施保護措施。此外，還有專家建議，各級政府要利用行政優勢，加強督導，建立古籍保護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從根本上解決跨界普查的難題。

　　成功跨界的訣竅

　　雖然早就聽説宜春市檔案館藏有一批古籍，而且其中有一部珍貴“血經”存放在銀行的保險櫃裏，但江西省圖書館副館長何振作一直沒有機會親睹這批古籍的真容。

　　今年夏天，劉惠平帶領專家組到江西巡查古籍普查志願服務時，得知了這一資訊。幾經努力，專家組在存放“血經”的銀行裏，見到了這部佛經。專家們判斷，這是一部明朝萬曆年間抄寫的泥金《金剛經》，雖然不是“血經”，但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有望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經過一番深入、誠懇的溝通，原來對古籍普查疑慮重重的檔案館，態度終於有了鬆動。

　　江蘇是古籍大省，全省存藏有400多萬冊件古籍，通過細緻耐心的工作，古籍普查從公共圖書館延伸至博物館、檔案館、高校、研究機構、宗教系統，目前已經基本完成普查工作。訣竅何在？

　　“靠的是不斷地走訪、宣傳、遊説和協調，有時甚至搭上個人關係；靠的是把握一切機遇，爭取相關領導部門和社會的支援；靠的是真誠地為跨界單位辦實事、培養人，使跨界開展古籍普查的涉及面逐步拓寬。”劉惠平如此總結江蘇的經驗。

　　過去，北京的一些中央單位和大專院校也是古籍普查難以進入的“死角”，經過有效的宣傳推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主動聯繫中國古籍保護協會，希望派出志願者幫助開展普查，中國藝術研究院還主動預約明年的古籍普查志願服務。

　　跨界之所以難，相關單位對古籍普查缺乏了解是一個重要原因。有的單位嫌麻煩，有的單位不願意“露富”，還有的單位擔心一旦藏書目錄公之於眾，那些善本古籍會被要求上繳。如此種種，都需要普查人員付出更多耐心，才能消解疑慮，實現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