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敬生活的詩歌
陸慶屹用兩個胳膊把獎盃緊緊摟在懷裏,“這個片子應該我爸我媽獲獎”,他將長方形的獎盃高高舉起,聲音哽咽,“因為我爸媽比我有……用板磚拍碎一切困難和桎梏的勇氣……”
僅僅一分半鐘的發言,臺下不斷傳來鼓勵的歡呼聲。陸慶屹的作品《四個春天》從5部提名作中脫穎而出,獲得了第12屆西寧FIRST電影展的最佳紀錄片獎。
片子的主人公是兩位年過八旬的老人——導演的父親陸運坤和母親李桂賢。自從2017年年底第一次點映以來,《四個春天》便不斷收穫好評,豆瓣評分達8.9分。一個月內,標記想看的人數從4000漲到了15000,“浪漫的父母”“忍不住淚崩”“動人的家庭”,陸慶屹用4個春天的時間,記錄下年邁雙親的點滴日常,凝聚成了一部105分鐘的家庭影像。
影像初始,鏡頭就將觀者拉入了遙遠的黔南。
“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寬闊的大路上塵土飛揚……”傳入耳畔的,是媽媽清脆動聽的《青年友誼圓舞曲》。此時正是臘月,北方仍然嚴寒,貴州獨山縣已有春的氣息,陸家一行人沿著水堤陸續向前,兩側是鄉村的遠山近水。
終於到家了,老媽媽對著鐵桶吹起了火,樓上不斷傳來老伴陸運坤的笛聲,桶頂的白布依稀透著熱氣,一掀開,露出紅亮色的香腸。這是本地做法,鐵桶下面陰燃生煙,把香腸挂在鐵桶頂部,蓋上蒙布用煙熏制。
又是一年春節。陸慶屹和哥哥都在北京工作,特地趕回家裏過年。
父母將提前做好的年夜飯擺滿桌。不斷有親鄰來家做客,老人們當桌唱起了山歌,又有鄉鄰送來一株臘梅,伴隨劈裏啪啦的爆竹聲,“鬧熱”得很。
這些都被做自由攝影師的陸慶屹框進了相機,他將故鄉的山水和親人定格,在豆瓣上形成了一本不斷更新的活相冊。陸慶屹説,以前每年春天,媽媽都會到縣城,請照相館裏的人給家裏拍照,“他倆結婚的時候,連一口鍋都沒有的情況下也會去拍照片。”如今,這項工作很自然地由他接過來了。
陸慶屹説,自己習慣了用照片記錄生活,從沒有想過要拍紀錄片。最初想到用視頻的方式記錄父母,是在2013年。
那時,他在豆瓣寫了一篇名為《我爸》的文章,裏面記錄了一位會在每天睡前為家人開好電熱毯、會偷偷洗碗、會玩20多種樂器的爸爸。發佈後,一夜之間,多了7000多個關注,有成千上萬條點讚和留言,全都是善意的祝福。陸慶屹説,這使他開始重新審視,一直以來歷經的很普通的生活,“就那麼動人嗎?”
“我當時想,照片畢竟是一個定格的瞬間,我更想把一些動人的片斷記錄下來。”陸慶屹説,他開始想到給父母拍視頻。這一拍,就是4年。貴州的春季長,每次回家,陸慶屹常常在家待到四五月。
片子裏,所及之處都是自然。
“燕子又來了”,父親欣喜地跟老伴説。
“到時候全飛走,你還不是又要灰心好幾天! ”母親笑道。
採野藥,挖蕨菜,登山踏青,兩位老人相互剪髮逗樂,信手拈來的歌曲不斷從母親口中唱出,伴隨著父親不斷更換的樂器。一場其樂融融的生活圖景徐徐展開。
“這些鏡頭我拍了很多很多”,陸慶屹説,最終的視頻素材有250個小時,初剪版本長達5個半小時,“太多東西捨不得、放不下,需要其他人來幫我篩選。”
朋友們給了陸慶屹很多後期製作的建議,藝術家劉耀華與陸慶屹住的地方僅相隔一條巷子,兩人常在一起討論至深夜。“片子裏有一種無盡的真實和真誠”,被片子脫離工業氣息的情感氣質打動,劉耀華覺得,第一場放映一定要找一個“調性高的地方”,他聯繫朋友,安排片子在北京798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免費放映,“來的人多到將二樓、樓道都坐滿了,還有的人在門口站著”,能容納160人的場廳最終坐了190人。
放映結束後,有一位小女孩説,“這個電影我不敢讓我的爸爸媽媽看,我媽媽看了會特別嫉妒陸導的媽媽,我爸爸看了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螢幕裏,父親跟母親總是在一起。廣闊的山地一望無際,媽媽走在前面,搖晃著登山杖載歌載舞,父親緊隨其後,笨拙地學著。陸慶屹説,爸爸總是自然地走在媽媽的身後,“有他的保護,她一輩子都是安全的。”
無盡的風聲、水聲、花鳥風浪聲,令人置身於遙遠靜謐的鄉村,獲得充沛又鮮明的時間感。這種緩慢的節奏在影院裏達到最集中的體驗,“仿佛自己經歷了一次那種生活”,劉耀華説,人們對《四個春天》的共情有著當前城市與鄉村翻天變革的大背景,原始野趣的鄉村圖景與軟濡的親情成為城市觀看者最嚮往的生活,而當下的遠離,幾乎是現代人無法選擇的宿命。
片中,母親悄悄將陸慶屹拉到一邊,拿出自己做好的小小的紅色虎頭鞋,含蓄地表達希望兒子早日成家生子的渴求。送別大兒子時,父親把零錢提前給司機付好,看著遠去的計程車黯然惆悵。這些幾乎存在於中國萬千家庭的真實情景,展現在熒屏之上,讓觀眾看到當遊子離去後,身後父母的淚影。
有人評論,這是“別人家的父母”,甚至有人想和片中兩位老人生活一段時間——儘管這其中很多是大多數為人子女者都曾浸潤過的真實日常。
陸慶屹説,可能現代人總是會過於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忘記多關注周邊的人和生活。陸慶屹今年45歲了,鏡頭前言語溫和的他也曾是叛逆少年。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對子女期望很高,管教也嚴苛,父母希望他能好好學習,他卻故意將成績考差,“就是叛逆,還很開心。”像是一匹脫韁的野馬,15歲,他離家出走,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車。
仿佛不曾在這裡生長過一樣,少年的離去如此決絕果斷,選擇以青春為賭注和過去告別。
哥哥陸慶松當時在清華大學教音樂,他介紹好朋友教弟弟畫畫,買《漂亮朋友》《梵谷傳》給他看。遠方的父母終於給了兒子充分的自由,只是寄來書信,詢問溫飽問題,“吾兒慶屹……有困難跟爸媽説,我們身體都好,勿念。”
多年後,陸慶屹才明白那些年裏父母所遭受的纍纍驚擾,他在一篇日記裏寫道:現在的我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自己有天下最好的父母,這種認識對當初懷著恨意和失落訣別家鄉時的我是無法想像的。
有人留言,“都有年少輕狂對父母不敬的時候,只有與他們分別很久才時而覺得內疚。”似乎只有時間具有這樣的能力,能讓世俗中的遊子們看清楚曾經忽視的美好與珍貴。
有人看完《四個春天》,在短評裏寫,“看完回家,放下包抱著媽媽哭了一會兒。”有人説希望春節的時候多拍一下自己的家人。
《四個春天》成為一面鏡子,給觀眾帶來反觀式的情感思考和家庭審視,在劉耀華看來,這正是藝術存在的目的,他認為,能跳脫出來審視父母的關係,是一種能力。
對陸慶屹本人來説,當超脫于家人的身份審視這部作品時,他發現自己對父母又有了新的認識,情感的聯繫更緊密了。他看到的,都是父母對這個世界的愛,“我更喜歡他們了。”
他説,“和他們在一起吃飯都很美。”
朋友們説,陸慶屹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天真,“天生是個藝術家。”他會在淩晨3點去房頂拍天空,會不厭其煩地拍花草,這種與生俱來對生活的細膩感知也許來自家庭傳承。陸慶屹説:“家庭是有一個整體的精神烙印在的。”在自己深陷泥潭的時候,總是感覺有一個精神力量約束著自己,“不讓我往下滑落。”
今年春節,製片人趙珣把片子拿給自己的爸媽看,“父母老説,看看別人家的孩子,讓他們也看看別人家的父母。”從春節到現在,她的爸媽組織了一個12人的團隊全國旅行,“折騰了4趟。”爸爸以前在家拿著平板電腦玩鬥地主,現在天天想和媽媽一起出門,“我太知道,他被這個片子影響了,他自己不認賬。”
趙珣説,在看《四個春天》之前的兩年,自己不斷接觸到死亡,“一年送走6個人”,是《四個春天》撫慰了自己,這成為她投入到這個片子中的情感選擇依據。
像很多中國家庭一樣,在《四個春天》裏,陸慶屹一家也歷經了至親的離去。2014年春天,姐姐陸慶偉患上肺癌,耄耋之年的雙親親手送走了黑髮人。喪葬儀式裏,綿長的喪鼓響個不停,面向屋裏逝去的面容,導演的鏡頭左右顫抖,傳入螢幕的是無法克制的抽泣聲。
陸慶屹曾一度想停止拍攝,媽媽鼓勵他將事情做下去,“無論怎麼樣,我們的生活要繼續下去,你的生活也要繼續下去。”
之後的生活裏,緬懷逝去的親人成為日常的一部分。第三個春天裏,再沒有日常的歌聲,老父親坐在桌前一遍遍回看過去的家庭錄影,母親抄起了佛經,餐桌上,仍有專門留給女兒的碗筷,兩位老人隔兩天就會去墳邊待一下午,種好辣椒,提防來墳邊吃草的牛。
女兒的離去使得整個家庭陷入一種時間流逝的感傷。兩位老人都生了病。陸運坤對妻子説,“我越來越離不開你了。”李桂賢對著兒子憂嘆,“我不在了,他一個人怎麼辦”“如果我們都不在了,你們一定要有生活的能力,自強自立。”
陸慶屹説,覺察到父母的低落,自己會有一種時間緊迫感,給片子取名《四個春天》更像一種時間象徵,他推掉了拍照片的活兒,每天在屋裏剪輯16個小時,足足剪了20個月,“希望儘早能讓父母看到。”
紀錄片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放映時,陸慶屹也將父母接到了北京。放映結束,腿腳有些不便的父親站起來,頻頻向前後的觀眾摘帽鞠躬。“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老人的。”陸慶屹説,自己聽了心理百感交集,“我終於把這個作品完成了。”今年春節,他為父親買了一架電子琴,又帶父母去麗江旅行,“想更多地擁抱他們。”
失去至親的隱痛仍會在某些時刻戳中整個家庭,但生活裏已經開始重新出現歌聲。片中,父親拿起一年多未碰的樂器,將灰塵撣掉,母親醉心於金銀花的香氣,連聲讚嘆“安逸啊”。鄰居送來的臘梅已經開花,天臺上蔥蔥綠綠的植物,綠得要溢出熒屏。
微博大V和菜頭説,《四個春天》用平靜克制的鏡頭髮掘出生活之下真正的力量——那種支撐千千萬萬個普通中國家庭歷經風霜雨雪走到今天的力量。
趙珣説,相比電影節放映,她和導演都想把片子帶給更多的國內觀眾看,他們希望在年底前將《四個春天》推至全國院線,“這是一部很適闔家庭觀看的影片。”但這一計劃面臨巨大的市場考驗,是否能實現,尚未可知。
影片末尾,兩位老人如常去女兒墳前祭奠,淅瀝瀝的小雨不斷,老媽媽跳起舞,兩位老人拉著手,一齊望向遠山,清脆的《青年友誼圓舞曲》又飄蕩了起來,“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寬闊的大路上塵土飛揚……”
又是一年燕子回春,又是自然鮮活的氣息,春天猶在。
[責任編輯:楊永青]